六、对理学的褒贬不一

提起宋明理学，人们首先映入脑海的，可能就是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夫子形象，严肃得好像从来不会笑，动不动就之乎者也地教训别人。这是现代宣传片所产生的效果，理学其实说到底仅仅是一门哲学而已。然而，为什么会对它产生那么多的误解甚至埋怨？在清帝国灰飞烟灭之前，它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儒家时代，理学一直占据着主流意识形态，既是读书人科举的必读教科书，又是社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曾经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哲学，因此，统治者的浑蛋与社会制度的缺陷在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时，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这套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理论需要承担些什么责任。

对宋明理学的怀疑不只是在清帝国灭亡以后，明王朝大厦的倒塌并不仅仅是一次改朝换代，因为清朝对汉族传统的摧残是最严酷的，使得汉族文明有了第一次幻灭的感觉。清代的学者们已经不再尊崇宋明理学的道路继续前行了，颜元对传统儒学有一段痛彻心肺的抨击：

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并且得出：

孟子后之道之学，二千年总成一大谎。

颜元认为，汉代形成的训诂学，魏晋时期的老庄清谈之风，以及唐代的佛教禅宗，还有趋炎附势、媚俗的学问，都是迷惑老百姓的，宋代理学把这些混杂在一起，贻误苍生，造成中国历史的持续倒退，孟子之后的儒家学说简直就是一大谎言的汇集。话虽说得偏激了些，但却能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伤痛。

颜元认识到，秦朝中央集权建立以后，中国文化就像生了病一样，怎么治都治不好，汉唐至宋明的儒学再加上老庄与禅宗，都没达到让中国民殷国富以及发展蒸蒸日上的目的，反而越来越衰，连周围的原始民族也打不过。他归结于是这些学说误人子弟，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世袭君主中央集权制的建立，这是中国学术界一直忽略的。

自民国以来，知识分子们对理学的争议是很大的，打倒孔家店的思潮之后，理学家们更是一会儿成反面教材，一会儿又被当成圣人崇拜。中国人对理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时，客观的评述反而只在国外才能看到，产生如此复杂情感的原因，是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冲击下，我们对汉族文明的第二次幻灭，并且是毁灭性的打击。理学曾经是宋明士大夫们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理性地看待理学，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更能帮助处于信仰危机的现代人走向未来。

理学的哲学体系与思考方法确实有缺陷。理学是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上，论证的是孔孟思想，孔子和孟子的理论缺陷就会体现在理学中。本来儒家就是一门重视伦理关系与道德修养的学说，偏重于个人行为的规范，对道德礼仪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政治制度的设计。这种缺陷使得学者们眼睁睁看着君主专制一步步走向野蛮，而无能为力，忠君思想的提倡变成了片面的责任，整个儒学成为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对象，而不能给统治者带来制约。道家和佛教更是走向山林而不是人群，用道与佛的修为方式来启迪儒者的心灵，只能离人间越来越远，而不是带来改造社会的动力。所以，在后代的学者看起来，整个理学只是心性的空谈，儒生们一半当和尚，成天静坐观心；一半是书生，“居敬穷理”地引经据典，学成了可能还不如一个卖大饼的对社会有用。颜元就坚决反对朱熹提倡的学习方法，认为这样读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学术要能经世致用和扶危济难，主张培养人才必须实践与实用并行，力图纠正理学与社会的脱节。

其实，在南宋时期，就产生过一个“事功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叶适和陈亮，他们的思想源于王安石“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主张。

叶适，字正则，号水心，世称水心先生。他的学术传承又称永嘉学派，他认为：

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他不排斥人们对功利的追求，更是一反儒家重农轻商的传统经济观念，主张：

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这成为今天温州地区经商创业精神的思想源泉。

陈亮，原名陈汝能，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浙江金华永康市）人。主张要做实事，建立实功，不要整天谈什么“尽心知性”等不知痛痒的话，他和朱熹还爆发过一场王霸与义利的辩论。可惜的是，庸庸碌碌不想做事的人却高官厚禄，而想做事的陈亮却命运多舛，到了晚年才考中状元，第二年就死了，令人唏嘘。

颜元进一步发展了事功学派的主张，他提出：

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www.daowen.com)

他主张不把义和利对立起来，难道牟利的人就一定不仁不义吗？人类追求功利并不可怕，甚至还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内在因素，关键是如何寻找到外界的一种平衡，抑制损人利己的功利而倡导共同发展的功利。在自己的内心中去杀死功利心，不仅办不到，还会造成整个社会缺乏控制个人私欲的组织手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宋儒们说起话来不近人情，而做起事来虚伪的主要原因。

由于理学是儒学的延续，而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后越来越僵化，这种僵化使得儒家提倡的每个基本理念不是让人愉悦，而是令人窒息的，所以理学也无可避免地走向僵化。

比如孝，倡导父母的赡养与尽责是很好的，但当这种发源于感情的思维变成不得不遵守的群众运动时，孝已经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成了沽名钓誉的工具。二十四孝图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东汉时有个叫丁兰的人，从小死了父母，十分想念，长大以后就做了两个木人当爹妈供养，因为妻子怠慢了一次木人，为此把老婆休掉。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这个丁兰精神不正常，但在古代却成了孝子的榜样。不难想象，这种全民争先恐后的孝行表现，该会变得有多么离奇。

自汉代以后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演化成“君要臣死臣得死，父要子亡子必亡”，大臣、儿子和妻子不问是非曲直、青红皂白，必须无条件服从君主、父亲和丈夫。这种正名分与定尊卑已经含有荒谬的色彩了，宋儒还把它们冠以天道和宇宙规律的名义，越说越让人迷糊，不断强化并推动人与人不合理的关系走向极端。

妇女裹小脚这种变态自残行为从南宋开始，虽然与理学没有什么关系，但理学的说教无疑是所有民间胡闹的催化剂。还有无数贞洁烈女的故事，在男人花天酒地的时候却把妇女搞得如此悲惨，理学家们不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还认为天经地义，程颐主张妇女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难怪在人民心目中他们的形象一点儿也不亲切。

清代学者戴震有一段反映弱者心声的话：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白话文之意是：地位高的、年长的人责备下属或晚辈，即使不对，也当成是顺从天意；而下级、晚辈或地位低贱的，就是以理相争，也被说成大逆不道。位卑者即使天下人同情或都愿意他的欲望得以实现，仍然无奈；而所谓尊贵的人却可以以天理的名义随便定人的罪。死在法律下的人，还有可怜他的；而死在天理下的，连个怜悯者都没有。他尖锐地指出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以理杀人”。

戴震，字东原，又字慎修，号杲溪，休宁隆阜（今安徽黄山屯溪）人。他反对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他认为理和欲可以统一，“理者，存乎欲者也”，满足人的适当欲望就是理。他说：

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也；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

大意是：任何事情都是起因于欲望，没欲望也不会做事，有了欲望才会有所作为，一旦做出的事很恰当无法改变就叫作理，无欲无为又怎么谈得上理？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的人性论宣言，正当的人性要求应该得到尊重。

理学受攻击，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占据了学术上的统治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统一人民思想的工具，因此，无论理学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在人们心中它都要为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科学技术的落后承担责任，甚至统治集团的政治与军事失误也要归罪到理学头上。

理学产生于宋代，而北宋恰恰是很窝囊的王朝，南宋更是苟且偷生，面对四周的少数民族政权，正规军不堪一击，岳飞这种民兵又不敢重用，靠花钱买和平得过且过。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个个怀着救国救民志向的理学家们哪去了？为什么他们的理论起不到富民强兵的作用？

首先，理学的长处在对个人道德的培养上，而短处则是政治理论的贫乏，然而理学家们却偏偏拼命往政治堆里钻，使得这门哲学始终处于“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状态。其次，皇权专制使用的是理学对自己最有利的一面，甚至把它放在八股文中，成为统治集团的笼中鸟，阉割与愚民的学术改造就不可避免。

王阳明和他的两个弟子王畿和钱德洪之间有过一次很著名的讨论，史称“天泉证道”。在这次对学习方法的辩论中，王阳明将读书人分成“利根之人”和普通人，针对不同的学生要用不同的教育方式。王阳明反复告诫他的弟子，对待普通人用直接悟道的办法会误人子弟，会带来严重后果的。理学作为一门直指人心的学说，聪明人能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而开悟，因此，理学也受到许多高智商的人推崇。然而，普通人专注于生产与生活，干的都是人欲的事情，他们理解的范畴完全局限在官方制定的八股体制内，理学的糟粕和对社会的无用恰恰在此暴露无遗。

任何一门学说都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儒学也不例外。遗憾的是，无论南宋事功学派和其继承者颜元，还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戴震，这些理论都相对片面。他们看到了宋明理学僵化后的一些弊端并予以抨击，但也只是起到了为理学打补丁的作用，他们是旧理论的批判家，而不是新理论的建设者。在政治与学术的双重高压下，陷在考证学问中的清代学者同样走不出儒家框架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