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陆王心学的出路

“鹅湖之会”是一段千古佳话，在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爆发了一场哲学论战，因为地点在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鹅湖寺而得名。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同为南宋理学大师的吕祖谦到武夷山拜访朱熹，两人一起读书，共同研究北宋五子的著作，计划编纂一本《近思录》，对理学做一个总结。

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曾经在江西的龙虎山建茅舍讲学，因为这座山像大象，自称象山翁，于是人们都管他叫象山先生。他是江西省金溪县人，属于历代仕宦的大家族，有两个哥哥陆九韶和陆九龄，也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史称“金溪三陆”。陆九渊比朱熹小九岁，自幼聪慧，据说八岁时读《论语》就能看出书中的矛盾来。

吕祖谦知道朱熹和陆九渊的学术观点上有分歧，他很想调和，于是在朱熹送他到信州鹅湖寺时，他又约了陆九龄和陆九渊兄弟俩一起讨论。双方辩论了三天，谁也没能说服谁，大概是陆氏兄弟准备得更充分些，似乎占据了一点儿上风。因为会议记录主要在陆九渊的文集中，难免有沾沾自喜的意思，然而，陆氏兄弟心里清楚，别说朱熹，就是吕祖谦也仅仅是虚心听取了他们的论述，并不置可否，思想上应更倾向于朱熹而不是他们。这次论坛并不是封闭式的，还邀请了一些嘉宾旁听。朱熹和陆九渊都讨论了什么？他们的分歧主要在哪里？这还要先从陆九渊创立的“心学”谈起。

现代哲学课本谈到“陆王心学”，往往冠以主观唯心主义的评述，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把个人的某种主观精神看作是世界上一切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和基础，这些主观精神是指感觉、经验、心灵、意识、观念、意志等，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些派生的，是它的显现。依据就是陆九渊的：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外界的事物，比如日月星辰只是我们意识的产物，我们想它有它就有，一闭眼就没了。如果把陆九渊等人理解成这么思考问题，那他就不是思想家，而是二傻子了。

心在中国哲学的概念上有多重含义，形而下的心包括物质之心，如心脏，意识和潜意识，形而上的心有灵魂，如佛学所讲的第八阿赖耶识，人的本性和本心。陆九渊所讲的是形而上之心，如果以形而下的心去解释就成了闹剧。

什么是人的本心？佛教认为，人只要能重新见到心的本来面目，自然就能觉悟，真正的智慧也才能产生。陆九渊将这种理念与孟子的思想相结合，孟子说：

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意思是人的本心就是仁，学习知识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把丢失了的本心找回来罢了。于是得出了“心即理”的哲学命题，找到了本心也就找到了理，这个理是宇宙的大道。

朱熹曾得出“性即理”的概念，意思是人的本性与宇宙的根本规律是一致的，心是理与气和合而生，是意识和潜意识层面，与抽象之理不在同一个世界中，心中之理才是性。在陆九渊这里心与性两个概念合而为一了，既然人的本性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又何必分成本心与本性呢！陆九渊质问道，心与性如何区别？难道是“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吗？意思是出现仁慈的心肠叫性，而出现损人利己的念头就称为心。如果天是理而人是欲，那么在天与人之间就产生一道屏障，人心为人欲而道心为天理，这样就会有两个心存在。他认为在意识层面的心与抽象层面的理之间不存在一个性，而是可以直接跨越，只有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与心为一体。这就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本义所在，也是“鹅湖之会”陆九渊批判朱熹概念“支离”的原因。可以看出心学更受佛教的影响，难怪朱熹在谈及陆九渊时说：

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

心学的宇宙观并没有超脱开理学的范畴而自立门户，仍是太极阴阳的一套理论，而且也相信天地间有个理的存在。陆九渊怀疑周敦颐“太极之上有无极”的说法，因为这样儒学会落入老子“无生有”的理论之中，他主张阴阳就是形而上的概念，理在太极之中，内在规律与万物形成并不分离。

黄宗羲在评述朱、陆的不同时认为，他们都是儒家学者，以孔、孟为正宗，对世界的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只是在学习方法上产生分歧。陆九渊是“尊德性”，而朱熹则是“道学问”。

所谓“尊德性”就是直接发明本心之善，如陈淳所说：

象山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无用许多辩说劳攘。

朱熹也说：

子静不读书，不求义理，只静坐澄心。

虽然他们都明白读书可以明理，明理才能修身，但陆九渊的学习方式更像个禅宗和尚。朱熹的明理是处理人情事变的至善，须先从读书入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达到“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这就是所谓的“道学问”，是靠努力学习达到修身的结果。陆九渊称自己的功夫“易简”，不必皓首穷经钻在书本中，学习的目的，在于把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些与生俱来的本心重新发挥出来，读书明理无不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朱熹的横空出世并没有造成理学的江山一统，他刚把北宋五子的学术思想串在一起，就出来一个陆九渊站在他对面不依不饶地批判起他来。朱、陆二人并没有因为学术见解的不同而视同水火，他们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交往，甚至还惺惺相惜。

鹅湖之会六年后，朱熹在庐山脚下的星子县当官，陆九渊来拜访他，于是就邀请陆在他重建的白鹿洞书院讲课，史称“南康之会”。主讲的题目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陆九渊每讲到精妙处，听众都十分感动，有人还当场哭了出来。

朱熹命人将陆九渊的讲义刻在石碑上以做纪念，表现了一代宗师的风范。陆九渊在这里谈到了他的人生观，就是辨明你的志向是什么，为了义则是君子，而为了利便成小人。立志是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前提，进而他用这个来区分儒家与佛家的理论，儒家的人生是经世的，在天地人三才中间，人要尽人道，这是儒者的责任，而佛家谈生死轮回是要人们逃避人生的苦难，所以陆九渊认为，佛家是自私的，而儒家是为公的。从“义利之辨”中，陆九渊回返到儒家伦理的道路上，体现出理学的特点。陆九渊终生以讲学为主，平常并不喜欢著书立说，他的思想和观点都以语录的形式编辑在《象山先生文集》中，少量诗作也在里面。

心学的集大成者并不是陆九渊，而是三百多年后的王阳明。

王阳明，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县人，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现在南昌有阳明公园和阳明路，台湾有阳明山。在明代，朱子学说成为官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后，陆九渊的心学理论处于被士子们摒弃的状态，功利的思想是科举考试以朱熹的解释为准，别人说得再好不给分也枉然。王阳明曾为持朱陆不同思想的人做过调停，并冒着被天下人抨击的危险而替陆九渊鸣不平，后来，在为《象山文集》出版撰写的序言中，他重新评估了陆九渊的思想，肯定了心学就是圣人之学，源于孟子，并主动接过了这杆学术的大旗。

王阳明的一生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他集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从儒家时代“立德”、“立功”、“立言”的角度说，他几乎是个完人了。王阳明有着很好的家学渊源，王氏家族世代书香门第，其父是明宪宗时期的状元。十一岁的时候，他问老师，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老师告诉他，是读书考取功名。他摇摇头小大人一般地说，读书应该是为做圣贤，把他父亲也说乐了，如此可见他从小志向就是超脱凡尘的。(www.daowen.com)

在个人品德上，王阳明终其一生都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太监刘瑾权倾朝野之时，他敢于上奏皇帝，要求“去权奸”，结果被捕入狱，差点儿丢掉性命，他实现了理想的道德人格。临死前，他的学生周积问他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他微笑着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做到了立德。

在功业上，他文人带兵，百战百胜，不仅平定各地叛乱，最重大的功绩是以少胜多，一举击破宁王十余万叛军，生擒朱宸濠。在明朝中叶混乱而腐败的政局中，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因功被封为“新建伯”。

立言上，王阳明是儒家思想的最后一座高峰，阳明心学在中国乃至东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思想主要记录在《传习录》和《朱子晚年定论》以及《大学问》等书中。

王阳明虽称为大儒，但他的学识却贯通儒释道三家，甚至在道家神仙术和佛教禅宗方面修为都已达化境。十六岁那年，王阳明到南昌完婚，婚礼的当天他失踪了，原来他闲游到了一座名叫铁柱宫的道观，与道士对坐谈养生之术，不知不觉间竟然忘了新娘子还在等他，直到家人四处寻找第二天才找到。后来他修习道家“导引”术，居然达到了万事前知的程度，有一天他在阳明洞中静坐，一个朋友带着四个人前来拜访，他们刚出门，王阳明就叫仆人半路迎接，大家非常惊讶，认为他已经得道。

一段时间他与道士们交往，甚至产生离家入山的想法，可以想象他对道家功法的了解。他的禅定功夫更是了得，在洞中日夜修习，据他自己讲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

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混与太虚同体。

他的“龙场顿悟”更是像极了释迦牟尼菩提树下的悟道。龙场是在贵州省的修文县，即使在今天都属于穷困山区。五百年前，这里贫瘠而荒凉，群山起伏中苗族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当生命只剩最低的极限要求时，最高境界的大彻大悟却由此而生，悟道前王阳明宣称他已看破物质的得失和人生的荣辱，但尚未勘破生死之门，经此番内心思考由量变到质变的提升，世上已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影响他的心境了。这一年他三十六岁，正值本命之年。他悟出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与释迦牟尼所悟的“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是一样的，佛教的精神就是“自性圆满、自性具足”。

之后他经常教别人静坐开悟，虽然他自己说不是让人坐禅入定，但他的默然端坐以达到去除杂念之功，与禅定本身就形式到内容都一致。可以说，没有道与佛的修炼功夫，也就不可能有他后来的儒学成就，只有启发智慧方法的不同，而人生至理却只有一个，在王阳明身上儒释道已完美统一。

“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等是王阳明提出的三大重要哲学命题，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阳明心学的主体。“心即理”最早是陆九渊提出来的概念，由王阳明阐述成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有一段王阳明与他弟子徐爱的对话，可以看出他思想的端倪来，《传习录》记载：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查。”先生叹曰：“……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因为是对话，文字很浅显易懂，只是讨论的内容却不太好理解。王阳明告诉弟子，孝心不能到父亲身上去找，显然它是在为人之子的心中。也就是说，所谓忠、孝、信、仁等道德原理只存在于行为主体的心中，而不是存在于行为对象的心中，作为道德法则的“理”只有通过主体的道德实践，在其行为过程中显现出来，不可能在行为对象身上追求并实现它。这就是“心即理”的基本含义。

与徐爱所谈的理除了道德之理外，还有一个事物之理的意思，也就是包括自然、社会以及具体事物的规律和法则，等等。王阳明是如何看待事物之理的呢？他有一段“山中观花”的著名问答：

“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他的意思是：花的颜色和样子等客观存在的现象，与主体看花的行为是不可分的，只有人去看花，这个花的样子才能在人的心中显现。这就是说离开了主体的存在，客观的理对人来说没有意义，花落花开只会引起活人的喜悦和感伤，假如是个死人，什么花对他来讲都和无是一样的，这就是花与心同归于寂的道理，也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命题由来。

王阳明的知行观与朱熹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他更强调知与行的不可分。知，主要指知识，如书本知识之类；行，就是运用知识而付诸行动。知识有两种，一种是“见闻之知”，即所谓客观知识；还有一种是“德性之知”，指的是道德知识。宋代理学的知识论主要是“知先行后”的观点，“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主张通过对客观知识的学习，来启发道德知识的心性，从而达到能躬身实践的理想人格来为社会造福。阳明心学的知识论是建立在“心外无理”的理论基础上的，知与行都依托于心之本体，知和行是同一个过程的开始和结束，知行之间的关系是即知即行和即行即知。在王阳明看来，知而不行等于不知，知与行是同一个功夫，只有在行为过程中，才能了解知行的关系。

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提出的哲学概念，标志着阳明心学的最后成熟。良知是指人的道德良心，并不是知识的意思，就像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这种是非之心本来每个人都具备，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学习和思考才能获得。致，就是达到，通过格物致知的功夫将人的良知启发出来，从而实现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理想。

他将功夫与本体联系在一起，认为：

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其所不知，求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

不在自己的内心下功夫，拼命向外学，没用。佛学修炼功夫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只需内求而熄灭对外界的攀缘心。老子也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含义也是让自己接近大道或天理，功夫不是在学习上，而是要在心里减少对世间万物的欲望。只有修成尧舜之心，才能为国为民，自私自利却想做成伟大事业，只能是南辕北辙。

王阳明进而得出结论：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这又像佛学中的众生皆是如来，只因妄想颠倒，失去了本来面目，明心见性就是恢复本心和佛性。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心学在基础理论上与佛学是完全相通的，参透佛学再理解心学，就能真正懂得这门哲学的精妙了。王阳明心存济世情怀，在唯利是图、沽名钓誉以及为了地位权势而相互倾轧的环境里，他拨开功利与私欲的迷雾，希望擦亮每个人心中的良知，他尽力了，他留下了一颗光明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