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明理学的要义

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根基，不仅不会自动消失，还总能发出新芽来。汉代发达的是训诂学，经过秦朝对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之后，遗留下来的残章断简急需整理，因此，汉朝学者们的精力大多在典籍的恢复上。此时的社会习俗也有利于儒家思想的推广，东汉时儒家影响达到高潮。魏晋玄学是儒学走向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动，此时的学者以老庄哲学为主体，清谈之道蔚然成风。佛教的传播改变了中国人固守的思维理念，儒家传统在道和佛的双重挤压下面临空前的考验。唐代是儒释道三家融汇的磨合期，禅宗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的接纳，儒学不断地式微，也昭示着对它的改造已经势在必行。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家学说一种强有力的复兴，这场对儒学的创新与改革在唐代已经开始，韩愈、李翱、柳宗元都先后投身其中。只是在宋代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一场学术运动，其声势震古铄今。

理这个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是玉石内部纹路的意思，引申为物质的纹路、层次以及事物本身的次序、规律，等等。现代科学中有一门学科叫物理学，顾名思义，探讨的就是物质或物体的原理和其运动规律。宋明的思想家将“理”当成世界的本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后世称为“理学”。理学这个称呼始于南宋，是朱熹和陆九渊叫出来的，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又叫道学，包括讨论天道性命的所有哲学思潮，从宋代直至元明清；狭义的理学专指程氏兄弟和朱熹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流派。在宋明理学中，这个理还有阐释“义理”的意思。

任何一门哲学派别都必须回答几个基本问题，首先是宇宙论，关于世界的本质及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其次是人生论，关于人究竟是什么，人应该怎么做；再次是知识或认识论，探讨知识的本质、起源和范围。

儒家哲学随着历史的进程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先秦儒学、汉唐经学直至宋明理学。在儒家构筑的思想体系中，先秦传下来的经典是不完善的。中国人的宇宙观来源于《周易》，对世界的认识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孔子虽有对《周易》的整理，还撰写了《十翼》，但他注重的是人的伦理关系和人的行为规范；对于自然界的研究老庄哲学更加系统和深入，以至于周易思想反而并入道家学说之中。

人究竟是什么？既有关于人心与人性的探讨，还有知识的本质这些关于人类心与物等关系的问题，从先秦直至汉唐的儒家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述。孟子的人性善与荀子的人性恶等观点都很粗糙，说明儒家自身就是矛盾的，根本没搞清人心与人性这些基本问题，而这一部分恰恰显示了佛学的优势。

理学是将道与佛的思想引入儒家学说的一种成功尝试，虽然这些学者们以儒家正统自居，对道家和佛教的影响死不认账，但无法否认“理”和“道”这两个概念是有同一性的，而心与性的探讨无疑取自佛学明心见性等心性论的内容。

在唐代，儒释道三家的地位是道儒佛的排列，老子因为姓李，故而道家成了皇亲国戚。当佛、道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时候，维护儒家传统在士大夫中间也极有人缘，韩愈的《论佛骨表》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韩愈（字退之，河北昌黎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原道》中坚持儒家以仁义为本的立场，而在《原性》中他继承了董仲舒的一些观点，试图调和孟子、荀子、扬子的性善、性恶和无所谓善恶的三种主张，开启了性命学的讨论。他对《孟子》和《大学》的提倡，是后世形成四书信仰的肇始。他的学生兼朋友李翱则继续他崇儒排佛的主张，并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关于心性的理论，为宋儒们大谈心性开了先河。

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他是十六国时期西凉王李暠的后代，据说与唐王室是同宗。在《复性书》三篇文章中，李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情是恶的，要想成为圣人，必须按照礼仪的规范做事，忘记人的七情六欲，返回到本性上来，这就是复性的来意。上篇是总论，主谈人的性和情及与圣人之关系；中篇是修养成为圣人的方法；下篇是勉励人们努力修身。

在李翱的论述中，明显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子，虽然他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取向是儒家传统。李翱把性与情分开，性情论成为理学家“天理”和“人欲”的来源，也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野。他建立了一套正思维的修身养性方法，从佛学而来的“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是程氏兄弟所提倡的“主敬”工夫和朱熹“中和”理论的发端。他对《中庸》的重视，更是启发了周敦颐以“诚”为立身之道，也凑齐了四书的学术系统。

相对于元朝皇帝的野蛮、明朝皇帝的变态和清朝皇帝的刻薄，宋代皇帝们对知识分子是尊重的，这也构成了一个相当宽松的政治环境，士气宜鼓不宜泄，学者们高谈阔论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最早的理学三先生是北宋初年的胡瑗、孙复和石介。宋初是一个酝酿期，儒学复兴运动在这三个人的大力倡导下开始了。他们的官职都以从事教育为主，而且占据了社会主流的地位。胡瑗是太子的老师，主讲天章阁；孙复与石介身居国子监直讲这种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教授职务，连宋仁宗赵祯都想听孙复讲课。他们的言行对上流文人社会自然会造成很大影响。胡瑗和孙复都没能中进士，他们在民间教书育人多年，以其才学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他们的主张既有平民色彩，又能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得到了文人们的普遍响应，正是因他们给儒学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理学从产生到成熟分三个阶段。一是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和程颢等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北宋时期，这一段是理学的创始期。二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南宋时期，这是理学的成熟期。三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明朝时期，标志着理学进入新发展阶段。按照他们哲学思想的内容可分为：周敦颐的道学派，邵雍的数学派，张载的气学派，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派，以及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派。他们各自以“道”、“数”、“气”、“理”、“心”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自宋代开始直至清末，理学作为儒家新的学术体系在政府推动下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主宰。

“北宋五子”是程朱理学发展史上的五位开拓者。首先引道家思想进入儒家学说的是周敦颐和邵雍，他们两人的生活态度更像个隐士而非积极用世的儒者。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广西贺州人，祖籍湖南道县第一位仙风道骨的理学大师。在庐山莲花峰下他创办了濂溪书院，与后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相得益彰，构成了庐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津津乐道的散文《爱莲说》，记录了周敦颐对莲花的赞美，与同在庐山脚下喜欢菊花的陶渊明一起成为千古佳话。

《太极图说》别看只有短短的二百四十九个字，却建立了儒家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生成的次序是：无极—太极—阳—阴—金木水火土—二气—万物，人是万物间最灵秀的，天地的运行规律是阴阳变化与刚柔相济，而人类的基本法则就是仁义。这个太极图来源于宋初的道教著名人物陈抟，周敦颐的注解在于说明儒家伦理与自然界规律是相辅相成的。

《通书》开始讨论儒家的心性、伦理和工夫等概念，以“诚”为立论之本。他把《周易·系辞》和《中庸》的思想结合起来，论述圣人之道。周敦颐构筑了两个心灵世界，一个是圣人的，是“诚”、“神”或“几”的理想状态，另一个是普通人的，有善恶和刚柔之分，普通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进入圣人的境界。这也是理学家们理解人类心性的一个基本逻辑。不仅如此，还培养了后世两位理学大师程颐和程颢。

周敦颐是个淡泊名利之人，生前默默无闻，就像他喜爱的莲花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风。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有段述评大抵说明了周敦颐对理学的贡献：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大意是：孔孟以后，汉代传下来的儒学只有经和传，关于人性与天道这样微言大义的讨论已经绝迹很久了，周敦颐的崛起，再加上他的学生程氏兄弟，又有张载等儒家的相继涌现，圣人的儒学由此大兴。……如果从论述心性与义理的精微来看，要数他的学说从此点亮世间。

邵雍的成就主要在易学的研究上，他建立了“先天易学”的思想体系，介于儒道之间的“术数学”，与汉代易学相比是完全独特的创新与发展。对程颐和程颢，以及张载和司马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易》是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源头，儒家把《周易》当成自己的经典必修课来学，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道家哲学书，宋儒个个都是易学高手。邵雍对理学的影响就像朱熹所说：

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盖信其道而不惑，不杂异端，班如温公、横渠之间。

大意是：程颐和程颢与邵雍的学术虽然不同，然而他们兄弟俩非常推崇邵康节，而且坚信邵氏学说，不夹杂其他的理解，所以他们能与司马光和张载齐名。话中之意，二程的学术成就有很大一部分仰赖继承邵雍。关于邵雍之学在《周易文化系列》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重复。

张载，字子厚，因家住陕西眉县横渠镇，故又称横渠先生。他是理学中关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关当然指的是关中，他长期在陕西长安一带讲学，学生众多，有很大影响。他是程颐和程颢的表叔，河南开封人，代表作是《正蒙》。蒙是《周易》中的一个卦名，蒙字卦，它的彖辞有一句“蒙以养正”，意思是启发蒙昧，培养真知。张载说“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书名由此而来。张载最著名的是他“气”为宇宙本体的理论，这个“气”来源于《周易》太虚的概念，“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并非今天我们物理学理解的气体。我们知道，世间万物是可以不断分割下去的，小到看不见的物质是组成万物的最基本元素，这一点古人是清楚的。他们在描述这种基本元素的时候，用“原子”或“气”的概念来表述，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时无刻不存在。其实，气为万物本源的思想并非张载的独创，东汉哲学家王充就详细谈到气在宇宙间的作用，《论衡·自然篇》中论述：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近代把张载“气学派”的思想归入朴素唯物主义的系列来讨论，我们需要首先搞清楚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气”与西方哲学里的“物质”是否为同一概念。先看张载所说的“气”是什么：(www.daowen.com)

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二故化。

他把气当成阴阳二性，是物质的两面，独阴和独阳都处于无形的虚空状态，只有阴阳交合才会化生万物。张载的“气”既有生命力，又是宇宙的动力因，更是人与万物的构成质料，兼具物质与精神二性。

在西方传统思想中，心与物是二元的，它的物质指的是无生命的死物，生命是物质发展到所谓高级形态后才出现并逐步进化。那么在物质与精神之外还必须有能量的概念，否则宇宙如何推动？而张载的气无须外力推动，自能流布，充满宇宙空间，与生命合一。

朱熹也有关于气的论述：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朱熹认为在化生万物之前有一个在具体形式之上的道存在，万物的化生必须遵循一个规律而不是随机的，这个大道就命名为“理”，而气主要是形而下的概念，是构成万物的具体物质，如同人类，理形成人的本性，而气形成人的身体。

张载的气介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直接来源于太虚，又直接生成了万物，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双重禀性。张载并非没有注意到宇宙间事物有所遵循的规律，他用“天秩”和“天序”来表述，这无疑是朱熹“理”的来源。

从周敦颐无极生太极来说明世界的产生，到张载以气为万物本源的阐述，再到朱熹理、气并用的宇宙观，都是从《周易》一脉相承而来，其原理是一致的。将他们划分成客观唯心主义和朴素唯物主义的话，是把把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搞混了。

关于人性论，张载认为人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善的，而气质之性会产生各种欲望。朱熹评价道：

气质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对人性的这种分类可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会拥有善恶两面，这也为后来“天理”与“人欲”理论的创立提供依据，故而朱熹极表赞叹。张载的追求在于“天人合一”的境界上，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人的天地之性，他说：“尽性然后知生无所得，则死无所丧。”这就是“为天地立心”的人生价值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讲道：

濂溪、康节、横渠，虽俱为道学家中之有力分子，然宋明道学之确定成立，则当断自程氏兄弟。

这也说明了程颐和程颢在理学中的地位。他们虽属于北宋五子，但按照派系是与南宋朱熹同为一脉，理学一直程朱并称，即使朱熹大红大紫之后仍然不改程朱的叫法。其实，程颢和程颐虽然思想体系一致，但他们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源于兄弟俩不同的性格。程颢为人和蔼宽容，与之接触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他的学说偏重于个人内心体验，对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的湖湘学派以及陆九渊之心学影响较大。程颐则是接人待物方方正正，庄重得让人感觉不近人情，“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来自他，他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成为朱熹理论的源头。

程颢、程颐两人是兄弟，程颢为长，字伯淳，称明道先生；而程颐为次，字正叔，称伊川先生。他们原籍河南洛阳，但出生在湖北黄陂，两人仅相差一岁。他们的仕途都不顺利，政治上因为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此也没有得到什么重用，但他们对官场上的失意却并不怎么在乎。程颐在青年时代，其文章就得到胡瑗的赏识，但他一次进士未中后，就不再参加考试了，面对推荐也尽量回避做官。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在著书立说上，长期在洛阳附近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创立了“洛学”体系，成为理学的先驱。他们俩既是周敦颐的学生，又是邵雍的朋友，与张载还是亲戚，这种联系使他们处于北宋学术界的中心地位。

《宋史·道学传》说程颢：

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说明程颢并不是只读儒家专著，他博览群书，认真研究老庄和佛学多年，可以说他是在融会贯通了各家学说之后，在六经的基础上发展了儒家理论。“天理”这个哲学概念最早是程颢谈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

吾学虽有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的。

所谓理，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天”和“道”的概念在里面，其确切意义是指规律性的东西，天地万物自然的趋势，都必须遵守的法则，生成万物的起源，等等。

把“理”理解为精神性的主宰是错误的，中国哲学之中天与人或物质与精神并不分开，是一体的阴阳两面，而西方哲学喜欢采取分类归纳的逻辑方法，是分开后两者的统一。程朱所谈形而上的“理”既是物质的本原，又是人性的归依，具体显现出来则是幻化万物的“气”和形成人体后的“欲”，这些形而下的东西是有好坏善恶等标准的，圣人学说的基本宗旨就是启发天性而不被后天的欲望所遮蔽。“天人合一”是说人要不断修炼，使自己能遵循自然的规律行事，这种追求符合天道或“理”的精神境界，并不是说世界的本原就是精神的，更不能说明万物由人的精神生成。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是名与实要相符，否则不仅驴唇不对马嘴，且成了邯郸学步，人家的东西没学会，自己的路却不会走了。

如果说引入道家思想，创立儒家宇宙本体论是宋儒们的第一个贡献，那么修身养性学说的诞生就是理学的第二大成就。道家神仙术和佛教禅定这两种启发智慧、提高自我道德水平的修身方法，文人们早已趋之若鹜，如何让这两门功夫移植于儒家对心性的修炼，始终是困扰儒士们的一个难题。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周敦颐的办法是用心静的方式来达到中正仁义。程颐不愿用静字，担心与佛教的概念混淆，而用敬字。“敬”的意思包含了虚静、涵养、诚意、正心、穷理等多方面内容，通过从穷理—尽性—至命三位一体的过程，修养到“尽性”的程度，就是人性得到最大的发展，能达到与万物同一的最高境界，也是圣人仁的境界。这就是二程“主敬”功夫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