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离经叛道找不到出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兴起而佛教的传播方兴未艾，正是宗教信仰最浓郁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范缜，其无神论的观点石破天惊，堪称另类。

范缜，字子真，南阳舞阴（今河南省泌阳县）人。范缜是随东晋王朝迁入江南的士族，他从小受的是儒学正统教育，一生在南朝当官，他的思想并不与儒家传统相冲突，主要是不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他的代表作是《神灭论》，以问答的形式来书写，并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范缜的观点是：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精神不可能脱离肉体而存在，人死了精神也就不存在了。佛教理论的基础是“三世因果”与“六道轮回”，人有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带来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思想意识，第七末那识是潜意识，这在现代心理学中已经得到证明，灵魂即第八阿赖耶识是不灭的，它随“业力”牵引，在天、阿修罗、人、畜生、鬼和地狱的六道中轮回。今生所做之事，都形成业力，决定了下一辈子的果报。范缜的思想无疑是对佛教的彻底否定，这在水乡佛国的南朝引起轩然大波，连皇帝、宰相都参与到论战中来。

竟陵王萧子良曾经问范缜：

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

他答道：

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入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人生就如树上的花瓣随风飘落，有的落在香枕上，有的掉在厕所里，这完全是偶然的际遇。儒家哲学也反对佛教，像韩愈、朱熹等人都对佛教尖锐抨击，但与他的角度不同，范缜继承了王充的一些观点。范缜的兴趣并不在于创建一门无神论的学说，他也没有在儒家文化之外标新立异的想法，他的意义只在于不同意佛教的价值观而已，他代表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一个侧面。

明朝的政治是令人窒息的，从朱元璋滥杀无辜开始，士大夫们就在战战兢兢之中混日子。方孝孺仅仅是不愿为朱棣起草即位的诏书，就不仅被杀，还被灭十族，这对士气的挫折是巨大的，这等于告诉士人，他们不为帝王所用只有死路一条。于谦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住了大明江山，这样的臣子应该有好下场吧，可宫廷内的争权夺利根本不认功劳簿上的旧账，所谓治国平天下，不过是把头伸到铡刀下的危险游戏。这种事情虽然知识分子们既不敢怒又不敢言，但心里的阴影是永远抹不掉的。

到了明代中叶，大臣们已经基本看不见皇帝了，最高统治者像个高墙内的无头幽灵，提了把杀人刀，冒出来就能把士大夫们吓得半死。读书人的状态也好不了多少，在儒家道德下沉沦。明武宗朱厚照死后没有兄弟和儿子，就从明王室的叔伯兄弟中找到了朱厚熜，嘉靖皇帝继承的是他伯父明孝宗朱祐樘的皇位，所以大臣们认为，按照名分他必须管朱祐樘叫爹，而称呼自己的父母为叔婶。朱厚熜不愿意，于是，卫道士们急了，发了疯一般地规劝，全体高级官员跪地大哭，还认为：

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万世瞻仰，在此一举。

节义，如果只是为了皇帝管谁叫爹，这样的所谓名分之争已经很无聊了。至于万世瞻仰，作为后代的我们看这些祖先不仅没有敬佩之情，反而像看耍猴一样可笑。如果说孟子所说的“义”有为民争取生养权含义的话，那么到了明朝，礼教已成为一种虚伪的人性枷锁，士大夫们的道德观近乎精神分裂的状态。太监又来凑热闹了，王振、刘瑾……乌烟瘴气，士人被皇帝羞辱也就算了，这回还要加上仆人们。

正是在这种萎靡不振的世风下，终于又出了另一个与王充一样愤世嫉俗的思想家——李贽。李贽一生的代表作是《焚书》、《藏书》和《续焚书》三本，从他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都是离经叛道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经这样评价：

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

统治者果然要烧他的书了。事实上，他的书中作品大体属于杂文或书信集，有对时事的评论，也有与人讨论一些哲学问题，随兴而至，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

李贽，本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泉州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个贸易港口，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都有船舶往来，是个文化多元的口岸。而他的祖先不仅是泉州的商人远赴重洋，还娶了外国女人，信仰了伊斯兰教，家族的混合色彩也许是他性格叛逆的一个基因。然而，李贽却是在儒学的严格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一直考到举人，因为家贫，无力支撑进士的学业，就赶紧谋个政府的差事混饭吃。五十四岁以前，他与任何一个明代小官僚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直到他为拒绝返家而剃发为僧，慢慢地以其惊世骇俗的行为与言论才逐渐有了名气。

在李贽的身前，有两个巨人代表了明朝士大夫的最高水平，他们就是思想家王阳明与政治改革家张居正，王阳明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精神家园，而张居正则幻想以一己之力来振作日趋没落的社会政治。从哲学角度来讲，李贽的成就是无法和王阳明相提并论的，而在政治上，他也根本入不了张居正的法眼，但这并不影响李贽作为可以鼎足而立的一极来被后世讨论。

如果说王阳明和张居正都是希望修补旧文化与旧体制的话，那么李贽就是恨不得拆除它们，因为他很想以自己的意见来解释所谓儒释道的经典。正如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说：

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

然而在一个从肉体到思想没有任何自由空间的体制下，李贽是很难成为旗手的，他自己更没有宗教领袖般狂热的奉献精神。他几乎将整个身子都探到世外，只是伸出一只脚来蹚世间的浑水，他也完全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反抗世俗，因为人类的选择是很难凭空想象出来的。就像黄仁宇所说：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www.daowen.com)

在王阳明与张居正的争取面前，李贽的否定仍然是于事无补，也于时无补。

有人认为李贽的思想是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传承。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王阳明的弟子，他的特点在于狂放和平民化。他第一次去见王阳明，穿着春秋时期的衣服，手里拿着竹简，写了两首诗当见面礼。

王阳明很奇怪，问他：“你这是什么帽子？”

他说：“舜的。”

又问：“穿的什么衣服？”

回答：“老莱子的衣服。”

再问：“那你是要学老莱子了？”

再答：“正是。”

王阳明笑了：“你只学老莱子穿衣，却没学他上了堂来跌倒就哭。”

言外之意，只学皮毛没得精髓。王艮从此死心塌地追随王阳明学习，回乡后在泰州安定书院讲学，终身不愿为官。

压抑久了，人总需要找个方式透口气，个性化的追求并不是只有李贽在坚持。纵观泰州学派中，对李贽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何心隐。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改名原因是得罪严嵩一党，避其迫害。何心隐性格极为叛逆，勇气也很惊人，这从他敢于与权势炙手可热的严嵩和张居正抗衡就可以看出。何心隐有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建了一个“萃和堂”，妄图构建一套他心目中美好的家族关系。在婚丧嫁娶、祭祀赋役上，他在家族内部均贫富了。他提倡的并没超出儒家伦理，只是田园化一些，实际上还不如陶渊明的桃花源更有梦幻般的色彩。但在那个世道，这样的做法也难以让社会接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道：

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

何心隐被捕杀，李贽极为愤怒，撰文两篇为之伸冤，由此可见，李贽与泰州学派之间不是学术的继承，而是人格魅力的传递。

李贽比较著名的就是他的“童心说”，在《焚书》中他写道：

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他最痛恨的是：

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他希望这是一个真诚的世界，哪怕并不完美。他想把孔子拉回到人间，主张思想与个性的自由，他反对千年不易的所谓真理，怀疑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高低贵贱的差别。

然而，他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来，他一会儿遁入佛门，一会儿与官僚书信辩论，正如他说自己是：

阳明先生之徒若孙及临济嫡派，丹阳正脉，但有一言之几乎道者，皆某所参礼也，不尽扣底蕴固不止矣。

这等于说明自己是王阳明的徒孙，佛教临济宗和道家丹阳一脉，如果有一句话符合道的，都是自己参悟出来，不达到最好不罢休。他的思想仍是在儒释道三教之间游走，并无新意。他在晚明的士大夫中间，一度很有影响，甚至有人把他当成圣人，说明这个社会太僵死了，人们多么需要新思想的降临。他的死是悲惨的，没有嵇康式的悲壮，正如他的人格，矛盾而充满启发性，他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提供了离经叛道的行为底蕴，也许这就是李贽最大的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