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是董仲舒，这个儒术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先秦儒学了，否则，民本与虚君、禅让等观念很难在刘彻那里通得过，他孜孜以求的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和证明自己通达天人的所谓丰功伟业。

董仲舒的思想也是一个大杂烩，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孔子修订的五经理论相结合，在这套体系中，世界的本源是“天”，运行的法则是阴阳的动静消长和五行的相生与相克。

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人道必须遵循天道而运动，因此，“三纲五常”这些人的伦理关系就体现出天的意志，不再是人为的安排。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而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把人类的社会现象同宇宙万物联系起来，说成是上天与自然界的规律使然，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学说。

皇帝是天的儿子，他的权力来自天的授予，与人民无关，也只有天而不是人能决定皇帝的命运，他干得好坏直接向天负责，这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学说。

因此，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僚、诸侯王等都必须服从皇帝的命令，既然皇帝的统治体现了上天的旨意，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必须与皇帝保持高度的一致，这就是所谓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学说。

皇帝也并不是可以胡作非为，制约他的同样是天。如果皇帝把国家治理得比较好，天空就会风调雨顺，还会时不时冒出个麒麟或其他根本没见过的什么瑞兽，再不然就是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等不平常的现象，用以表彰皇帝有爱民之心；如果统治暴虐，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会出现黑风暴或大火烧宫殿等凶兆。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学说。

问题是，出现灾害的解释权仍然在皇帝身上，董仲舒刚写了篇《灾异之记》就被下了狱，吓得再不敢说三道四，可见依靠所谓天的这种制约是不靠谱的。

皇帝当得太浑蛋会不会改朝换代？会的。依据的规律就是五行的相生相克，比如，虞舜是土德为王，夏朝是木德即位，木克土，商代是金德，金克木，故而取夏朝而代之，依此类推，周是火德，而秦是水德。这就是所谓“五德终始说”。

这套学说因为极有利于皇权专制，所以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而不绝。其实，孔子只是顶了个圣人的名，真正的统治理论是董仲舒捏合出来的。

任何事物都是把双刃剑，在位的皇帝用来加强统治的工具，也可以被其他觊觎皇位的人改造成篡位的手段，于是刘彻钟情的“天人感应”就被改造成有利于王莽的谶纬学。

谶是隐语或预言的意思，而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就像地理学上标注地球有经度线和纬度线，交叉用以确定方位，中国的儒家经书都有一部纬书相对应，是经义的延伸。广义的纬书，是指一切混杂谶文及术数的书；而狭义的纬书专指七纬，诗、书、易、礼、乐、春秋、孝经之纬，如诗纬《氾历枢》，书纬《考灵曜》、《帝命验》，易纬《稽览图》，礼纬《含文嘉》，春秋纬《演孔图》、《文命道》、《保乾图》，孝经纬《援神契》、《钩命诀》，等等。这些书目前已损毁殆尽，因为它们都被一个发了疯的皇帝杨广烧光了。

纬书的内容多附会人事上的吉凶，预言治乱兴替，颇多怪诞之说，还包含了天文、地理、神话传说，等等。谶纬学就是根据天人感应学说，研究祥瑞符号并带有预测功能的一门理论。这种命运之术常常有混淆视听的功能，越神秘兮兮，心理暗示的效果越好。其实，所谓祥瑞之兆大多数是人为打造的，表示新皇帝多么好，或者旧王朝需要被新王朝取代，等等。王莽最擅此道，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一会儿进献白野鸡，一会儿又在挖井时，挖出写有让他当皇帝碑文的白石，没完没了，很多人还自己给自己搞祥瑞骗官做。

任何一种学说一旦盛极就会走向它的反动，东汉的官学营造了这么一种文化氛围，不同的声音也随之产生，王充便是中国最早的持异议者。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一带）人。他曾经在最高学府太学里学习，拜班彪为师。王充的家族一度很煊赫，到了父祖一辈，不仅家道没落，甚至好勇斗狠，成为乡里一害。王充的生活经历很平淡，官也当得不大，他虽然赞赏董仲舒，但最推崇的学者还是桓谭，正是这位桓谭，因为非议谶纬学而差点儿被刘秀砍了脑袋，这可以看出王充的思想倾向。他本来是个儒家学者，怀疑精神是他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根本原因，代表作《论衡》体现了中国学者少有的异端思想。

王充的宇宙论主要是道家思想的体现，他自己也说：(www.daowen.com)

试以道家论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

王充强调宇宙本源是“气”产生的，为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派”开了先声，这恐怕是他哲学中最有建树的一部分。其实，王充并非西方式的唯物主义者，虽然他因为这一点在现代被盲目推崇。先不说以唯物和唯心这套体系来划分中国的哲学流派是不科学的，就这种西方式的思想体系与我们古人的思考方法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应该按照各自的系统做独立的研究，可以做比较，但不是生搬硬套。他思想真正的归依是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传统的周易观。他关于宇宙本源的论述是简单而粗糙的，远没有宋代理学将太极理论和“理”、“气”等概念结合起来建立的哲学框架那么精彩。

如果说王充的宇宙论在古代儒家学者眼中平淡无奇，那么真正引起口诛笔伐的是他叛逆的人生态度。王充写的自传，完全如实地记录了他们家发生的事，其中有些写到他爷爷和父亲的一些不良品行，在中国提倡孝道和为尊者讳的传统中，这显然大逆不道。唐代学者刘知几就直接提出批评：

以扬名显亲为主……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他认为后代应该让父母亲显耀，王充为了自卖自夸，而故意说祖先坏话，是个罪人。当自己父亲偷了羊，是不是出庭做证是《论语》里的重要课题。其实，任何一个概念，包括孝，都是有边界的，不能无限延伸。

王充在东汉这种社会环境里，他这种直率的写法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除了对世俗的蔑视，没看到王充建立起什么自己的道德体系，他行为的荒诞程度也远不及魏晋名士们。两千余年来，学者们在经书中咬文嚼字，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文化现象是悲哀的，王充的《问孔》和《刺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积极的含义，也正像他所说：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先不管对不对，敢于挑战圣人本身就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王充反对董仲舒的天命观，他用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破除天人感应论。在关于帝王出生的荒诞不经传说时，他直接怀疑刘邦他妈怎么可能和龙交配，商代祖先老太太吃了燕子的蛋是无法生孩子的，等等。他谈道：“人，物也；物，亦物也。”天与人是物质对物质的关系，而且天也根本没有眼耳鼻舌身，它的意识从哪来？人的事情它又如何看到、听到，王充说明了天与人是不可能以人的意识状态来沟通的。

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无鬼论与时命观：首先他否认鬼的存在，认为气凝聚而成人，人一死气就散了，精神是依附于物体的，人死后精神也跟着消亡，这就是王充的无鬼论。根据这个理论，他主张重视生前，反对厚葬，尤其认为祭祀是不必要的，这在当时把祭祀祖先当成头等大事的社会风俗面前，无疑是大逆不道，他的思想与现实格格不入。

既然不承认天命与善恶报应，那么如何解释有人混得好，有人不如意呢？王充的观点是纯属偶然，有了机会算你运气，碰不到时运活该倒霉。他进而指出：

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免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王充的思想在整个儒家时代都属于叛逆，正如南宋时黄震对他的评价：

谓龙无灵，谓雷无威，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虮虱，欲以尽废天地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故不自知其轻重失乎如此！

大意是说：王充说龙没有灵性，雷也没有所谓威严，天地就像人身上生的虱子自然而有，谈不上生养人类之恩；想全部废掉天地神明的祭祀，就算是父母骨肉之情，也以人死了无鬼一说而忽视；怨恨和愤怒有时候发于一念之间，不知轻重失言到如此地步！

王充哲学的意义只在破坏而不在建设上，他反对天人感应，却相信谶纬的瑞兆；他主张无鬼，却认为气能生妖；他否定天命报应，却滑入宿命论的窠臼。可见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这样的理论不足以与儒家学说分庭抗礼，他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只是在清末民初被推崇过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