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道合流的出世情怀

佛教进入中国是在东汉，它真正的传播却是在南北朝萎靡的气氛中，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魏晋玄学的产生，佛教思想很难融入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中。慎终追远与六道轮回，正名分定尊卑与众生平等，仁义礼与戒定慧，如此风马牛不相及，儒家哲学与佛教的冲突实在太明显。这一期间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僧肇。

僧肇，俗姓张，东晋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是一个少年天才。《高僧传》记载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帮人家抄书挣钱，那时候印刷业不发达，很多书籍靠一字一句地誊写流传。僧肇通过抄书把经史读了个遍，最先喜欢上老子的《道德经》，但总觉得不够完善，有一次，偶然读到《维摩诘经》，欢喜非常，认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皈依。出家之后，他跟随鸠摩罗什学习佛法，一边帮助老师译经，一边写了一本书叫《肇论》。《肇论》由《物不迁论》、《不真空论》、《涅槃无名论》、《般若无知论》四篇论文组成，最早见于南朝陆澄所编选的《法集》目录里，后收入《宗本义》。僧肇的文章受到鸠摩罗什和东晋名僧慧远的赏识，秦王姚兴甚至命人抄写给子侄们学习。僧肇主要接受的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观点，这一派又称为“大乘空宗”，鸠摩罗什称赞他是“解空第一”。他把马鸣、龙树的思想与老庄哲学相结合，在中国与印度文化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玄学与佛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佛教与道家都有厌世的情怀，他们主张避世修行，通过远离凡尘而达到人生境界的提升。以儒家为主的诸子学派基本只关注人的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佛教与道家的立论点却在整体世界的本源上，所以佛教的“空”、“有”与道家的“道”、“无”在描述宇宙方面可以找到共同语言。由于佛道都只关心个体的生存状态，崇奉虚无和静谧，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外界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如道家方士们修炼的养生、辟谷等所谓神仙术，佛教的佛法修证，以戒定慧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在其宗旨方面更为相似。

僧肇思想精华是以老庄哲理解释佛学，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众生无碍涅槃之性，由妄心和颠倒而来的所谓“一念迷”。他用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来对比，一是无为，被迷后一生二，二成妄心；二生阴阳，阳清内虚为心，阴浊外凝为色，即成心色二法；一切众生皆由阴阳而生，二生三，三就是所生万法。僧肇眼中现象世界万物，皆由因缘撮合而生，因缘不凑合自然而灭，如同幻化。

僧肇还用庄子的“圣人之用心若镜”来比喻圣人就应该心如明镜，身体虚幻却能照出影像，在影照中内心完全空灵。所谓圣人不执著于现象，与真实合一，而愚人把现象当成真实，这就是圣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庄子的真人境界对应于佛教的涅槃寂静。

佛教的介入，使得以老庄哲学为号召的隐逸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助力，此时的道家人士还只是不要国事，僧侣们则是连婚姻家庭也不要了。魏晋玄学削弱了儒家的进取精神，自东晋以后，贵族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走进隐逸文化的清迈高远殿堂里，绝大部分是把胡闹等同于自由，一门心思追求淫逸享乐之风。慢慢地连皇帝也加入到谈佛论道的潮流中来，北魏拓跋氏和南朝梁皇帝萧衍都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们以为佛教能软化民间的抗争情绪，却忽略了整个统治集团的执政能力也全盘弱化。但在上层阶级的大力推动下，佛教能迅速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于是南北方开始了佛教传播的竞赛，北方自西向东不断开凿石窟，而在南方的楼台烟雨中寺庙林立。

印度的佛教有两大弊端：

佛教徒不参加生产劳动，靠乞食为生。人数少了还行，僧侣队伍一旦膨胀，社会经济必然不堪重负。佛教教义中有“供养寺庙和僧侣能得到诸多利益”的宣传，这辈子没有下辈子显现，因此，善男信女往往倾其所有捐给佛教场所。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有限的，此多彼少，时间一长，寺院富丽堂皇而人民极度贫困，梁武帝萧衍的灭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主动放弃人类繁衍生息的职责。比丘和比丘尼不仅没有家，连性生活也要断绝，如果大家都去修行佛法，遵守戒律，可以想象信仰佛教的种族，人口将会不断减少直至灭亡。

释迦牟尼觉悟后，感受到“六道轮回”所带给众生的苦难，希望通过修炼达到阿罗汉的境界，从而得到解脱。他知道这种功德来之不易，不仅需要今生的舍弃，还要历经“三大阿僧祇劫”的磨难，前生今世没有足够的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的积累是不可能修习佛法的。佛度有缘人，因此他并不滥收弟子。出家不是找个地方混饭吃，而是要把佛性修证出来，能够不用妄心颠倒黑白地看待这个世界，就是佛教所说的觉悟，只有这样，灵魂才能离开地球到极乐世界去。

中国人接受的佛教已经不是释迦牟尼的教义了，小乘的原始教派印度味道太浓，与中国社会相去甚远，中国文化难以消化。而马鸣、龙树和世亲的大乘佛法与道家哲学有相似之处，鸠摩罗什、僧肇、道安、慧远等人致力于融合的是这一部分佛教主张，他们所体现的是道家隐士风度与佛教出世精神的结合，是极少数贵族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追求。

佛教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引起了世俗社会的关注，方外的隐士致力于功德，而普通百姓想要福报。以萧衍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将佛教世俗化，他们不是想通过参禅入定来明心见性，而是把六道轮回中善恶相报的思想扩大，用参与佛教传播或捐助“水陆法会”等形式祈求富贵和健康。从此佛教一分为二，极个别人寻求大智慧的启发，而在平民百姓中间则是烧香磕头做好事求好运而已，各得其所。

在魏晋玄学与佛教传播交相辉映之中，方士也在向道士转化。一提道士我们就想到与和尚分庭抗礼的出家人，他们住在跟寺庙相仿的宫观里，除了不剃光头以及穿的衣服颜色不同外，与佛教僧侣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全真派的道士。中国是个形成不了宗教氛围的民族，孔子在诸子百家创立之先就“不语怪力乱神”，只谈人事而不谈神事，给中国文化定了调。中国人始终没有出现以神秘信仰为动力，凝聚起一个组织，然后不遗余力地宣传，从而产生一种宗教文明。道家也好，儒家也罢，都只是哲学思想而并非后来人称呼的道教、儒教。老子、庄子如果能从坟墓中出来，看到太上老君和南华真人的泥塑，哭笑不得之外不知还会有什么感想，现实的华贵尚且不屑，何须这种死后的哀荣？唐王室以老子后代自居，使得老子进入庙堂享受祭祀的荣耀。宋元之际，全真派的创始人王重阳和将本门发扬光大的丘处机，模仿佛教丛林制度，建立道教修行场所，准确地讲，全真教更像是佛教的支脉而并非道家的流派。(www.daowen.com)

魏晋直至唐宋，道士与隐士并无本质区分，道士也不是佛教形式的出家人，他们不仅可以结婚，而且随时会转化身份出仕做官。道士的修行包括四部分，第一是炼丹术，分内丹修炼与制作外丹并服食。第二是气功、练气与导引。第三是符箓，各种治病救灾或驱邪镇魔的法术。第四是神仙术，通过性命双修具备常人没有的神通。

葛洪是道家神仙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老庄哲学的范畴而自成一系。葛洪出身于江南的士族，爷爷和父亲都是孙吴的高官，他少年时学习儒家经典，还当过将军，平定了叛乱，为晋朝立有战功。道家学术是他本人的爱好，他虽封侯，但屡次拒绝了朝廷的任命，兢兢业业地从事多学科的各种研究。最能体现他思想成就的是巨著《抱朴子》，这本书分内篇和外篇，像一部百科全书，并不是只谈炼丹与道家神仙方术，还有大量的政治和文学理论，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可见道家并非不关心社会，他们只是希望创建另一种文明以弥补政治现实的缺憾。

与葛洪一起发展道家神仙理论的还有“山中宰相”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他的身世与葛洪很相似，出身于江东名门，爷爷南朝宋武帝时因功封侯，父亲是官员型学者，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年轻时陪肖氏诸王读书，还当过左卫殿中将军这样的官，南齐末年，他将朝服挂在神武门上，辞官隐居南京附近的茅山修道。

陶弘景很有政治才华，萧衍也非常欣赏他，代齐自立后，本来想请他出山做官，他模仿嵇康讲给山巨源的故事画了一张画，上面有两头牛，一头吃草，一头戴着金笼头。萧衍知道他的心意，不再勉强，但遇事总会以书信方式征求其意见，他等于在参与朝廷的决策，所以大家管他叫“山中宰相”。陶弘景的学术成就与葛洪一样是多方位的，他的著作有《真诰》、《真灵位业图》、《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导引养生图》、《养性延命录》、《天文历算》、《陶氏效验方》、《补缺肘后百一方》、《本草经集注》、《陶隐居本草》、《药总诀》、《二牛图》、《华阳陶隐居集》等，在中医药、炼丹术、天文历法、地理、政治、军事、哲学、文学艺术、道家典仪甚至铸剑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留下很多诗文，书法水平直追王羲之父子。《梁书·处士传》称陶弘景：

圆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

可见，他是个极通达智慧之人。他品性高雅，喜欢入山林听松涛，有时一人独自在山野间徜徉，静听大自然天籁之音。他继承老庄思想和葛洪神仙理论，进一步糅合了佛教观念，他自己儒学造诣非常高，主张儒释道三学合一。葛洪与陶弘景这种隐士型学者扛起了民间学术的大旗，隐逸文化成为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南北朝时期还有另一派道士的活动，他们属于张道陵天师道的传承，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寇谦之与陆修静。

寇谦之，原名寇谦，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市）人。先后隐居华山和嵩山修炼神仙之术，成就后他对天师道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首先，他摒弃了妖言惑众容易引起煽动造反的组织形式，亲自向北魏皇帝献书，以取得统治阶级的青睐。其次，他引入儒家礼度来规范信众行为，制定戒律，废除原有缴纳米钱的办法。再次，去除男女合气之术这些乌七八糟的所谓道家心法，制定出较完整的教义和斋醮仪式，传授正规的导引服气闭练之法。寇谦之开辟了道家宗教化的先河，他也取得了北魏统治者的支持，被封为国师，为后来道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陆修静，字元德，号简寂，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是东吴宰相陆凯之后，也是官宦子弟。寇谦之成功于北方而陆修静大行于南朝，他对南方的天师道进行改革，完善了道教的组织形式和斋戒、诵经等仪范，将道教的经诀总括为《三洞》，《洞真经》来自《上清》诸经，《洞玄经》来自《灵宝》诸经，《洞神经》来自《三皇经》，分成三洞四辅，还编纂了一份经书目录《三洞经书目录》。他撰写的斋戒仪范一百多卷，成为后世道教遵守的经典仪式。

陆修静开启了《道藏》的编辑工作，《道藏》不仅是道教的文化大全，也是中国科技和文化的一本百科全书，我国古代很多失传的典籍是在《道藏》中找到的，其文化传承的意义十分巨大。陆修静的主要修行场所在庐山太虚观，后以陆修静的谥号改名简寂观。有一个“虎溪三笑”的传说很有名：慧远是佛教净土宗的创立者，庐山东林寺主持，陶渊明是大诗人，宗奉儒家思想的隐士，江西九江人，家住庐山不远，而陆修静是南方道家神仙理论走向道教的集大成者。一天，陆修静与陶渊明去东林寺看望慧远，三人言谈甚欢，慧远因为潜心修炼佛学，从不迈过虎溪桥，这次聊得高兴，送客时不知不觉就过了虎溪，山里的老虎看不习惯了，不知慧远要干吗，于是吼叫起来，三人相视而笑。这个故事并不是真实的，但它说明了当时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和平景象，他们共同构成了隐逸文化的主流。陶弘景也是陆修静的再传弟子。

以儒家的理想无法实现而归隐山林的大学者陶渊明，代表了隐逸文化的一个高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体现更多的是隐士高远的志趣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境界。

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官宦人家出身。做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彭泽县令这样的小官。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表达了辞官归乡的心情，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心受身体的奴役，他要在田园之中寻找人生的乐趣，他喜爱的菊花成为隐逸者的标志。

生于贵族家庭的陶渊明，能走出这一步并非易事，他的特长在写作而不是下地劳动。他很快就体会到了生存的艰难，在晚年的贫病交加中更体现出他品格的高贵，在饥饿中仍然不改宁静与淡泊的追求。在《桃花源记》中说出了自己向往的理想社会，这是一幅农耕文明无忧无虑的逍遥画面，陶渊明用想象的世界来对应现实政治的黑暗和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