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成功的刘邦和朱元璋

在中国以农民运动起家而最后修成正果的也有，第一个就是刘邦。刘邦是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影响下，走上对抗秦王朝这条道路的，在纷繁复杂的各路人马中他和项羽脱颖而出，成为领袖级人物，从而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

刘邦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刘邦虽是平民，但他当过秦朝的亭长，和县里边的官吏混得很熟，他至少懂得一个政权是如何运转的，这种政治经验弥足珍贵。

刘邦的心胸宽广。举个例子，郦食其投奔刘邦时，听说是个儒生，不见，郦改称高阳酒徒，他才同意接见，但态度傲慢，让侍女一边洗脚一边谈话。郦食其看刘邦这个样子，就简单拱拱手，故意出言不逊，说：你是帮助秦国攻打义军呢，还是帮助起义军攻打秦国？刘邦火了，心想，我怎么会成秦国帮凶呢，大骂竖儒。郦食其接着说：“领导仁义之师见年长的人怎能如此傲慢？”刘邦一听，立刻不洗了，整理衣服，把郦食其请到上座。刘邦不怕顶撞，知错就改，他有容人之量。

刘邦知人善任。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对话，是刘邦与臣下的，刘邦说：你们分析分析我为什么战胜了项羽。大臣们都说，是刘邦能把好处分给有功之人。刘邦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张良谋略过人，常常在行军帐里就能料定千里之外的军情；安抚百姓，做后勤部长是萧何的特长；韩信是军事天才，所向披靡。这三个人我用好了，可项羽连一个范增都没用好，范增最后受项羽猜忌，辞官回乡不久就病死了。

刘邦集团中绝不仅仅只有这三个人才，陈平的谋略并不比张良差多少；郦食其和陆贾不仅善谋而且三寸不烂之舌极能说，是绝佳的外交人才；曹参、王陵都有萧何一样的管理能力；彭越、周勃、樊哙、灌婴等都是勇将；甚至连叔孙通这样的儒生也能在刘邦队伍里有一席之地。

宽厚的性格使刘邦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刘邦与项羽入关后的不同表现，刘邦封存府库，废除苛酷的秦律，与人民约法三章，不杀、不抢。他自己住在灞上军营里，秦宫完好无损。项羽入关后杀掉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在秦国首都咸阳烧杀劫掠一番，阿房宫的大火整月不息。项羽还把秦人痛恨的秦朝旧将章邯等人封王关中，人民害怕刚刚推翻的秦朝法律卷土重来。民心的向背是最后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梁惠王曾经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告诉他：统一才能安定，只有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

刘邦原本是个大老粗，但有做帝王的天赋。他从来就烦儒生，嫌读书人“酸”。但张良每次用太公兵法出谋划策，刘邦都能采用，而跟其他人说这些就如同对牛弹琴，所以张良慨叹：“沛公殆天授。”

天生的智慧对于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极其重要。在韩信要代理齐王的时候，他本来正值危难，气不打一处来，但当张良和陈平暗中踢他一脚时，他立刻就改口，给了韩信真齐王的封号，天生的聪明让他一点就透。

在刘邦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他有根据地，有人才队伍，有反对秦朝的正义感，军队有纪律，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这些因素还包括上述四点等综合在一起，使得农民出身的刘邦登堂入室，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刘邦成功后建立的西汉政权完全效法于秦朝政体，在分封制上倒退回战国时期的体制，也没啥新鲜东西。这种成功只是刘邦个人当上皇帝的成功，整个民族却毫无进步。

刘邦之后第二个造反成功的是朱元璋。朱元璋出道的时候比刘邦年轻，家世也比刘邦贫寒。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和哥哥就死于瘟疫。在孤苦无依的情况下，他只好到庙里当个小沙弥，混口饭吃。即使这个差事也因为灾年没粮吃而被遣散，云游要了几年饭，才又回到庙里。

红巾军的暴动始于白莲教的传播，莲花本来是佛祖“拈花微笑”禅宗精神的一种象征，却被中国民间广泛用于秘密结社，韩山童也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用来为造反服务。当反抗元朝的红巾军暴动后，全国各地已呈分崩离析的武装割据状态，亳州的韩山童、颍州的刘福通、高邮的张士诚、武昌的徐寿辉和陈友谅，还有濠州的郭子兴，朱元璋加入的就是郭子兴的部队。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他死亡一百年后都已经变成花花大少，元顺帝妥帖睦尔是个典型的末代皇帝，京城里闹饥荒，瘟病流行，老百姓都父子相食了，他还在内宫里造龙船，自己做建筑设计师，穷极华丽，很多创意美轮美奂，他的设计水平恐怕可以做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了。他不愿搞政治，喜欢游玩和宴会，他让宫女编辑佛教歌舞，精美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李隆基、杨玉环的霓裳羽衣舞。(www.daowen.com)

朱元璋善于领兵打仗，在郭子兴的部队里很快就脱颖而出。这是一种天生的领袖素质，大家愿意跟从他。他的军队也能逐步做到纪律严明。他有政治头脑，一开始就遵循朱升的意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条很高明的策略。高筑墙是练内功，扩大根据地，发展军事力量；广积粮是搞好生产，培植经济实力；缓称王是韬光养晦，不让自己成为矛盾焦点、众矢之的。北伐攻打元大都时，他适时提出政治口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发动民众又安抚民心，可谓一箭双雕。在征讨张士诚时，他也先发布檄文，把自己放在师出有名的地位上，先占领道德制高点。

朱元璋善于吸收人才，刘基、章溢、宋濂、李善长、胡惟庸、冯国用、叶琛、徐达、常遇春、冯胜、邓愈、汤和、朱升等各类人才均能为他所用。

朱元璋是带有强烈自卑、自私和狭隘小农意识的领袖，战争年代因为条件限制尚能有所顾忌，一旦取得政权，其性格弱点就逐步显现出来。这样的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是欣欣向荣的未来，而是比元朝更黑暗的统治方式。

元朝的统治用野蛮来形容一点儿不过分，把中国人分成四等，一等是蒙古人，杀蒙古人要偿命；二等人是色目人，一条命价值八十两银币；三等人是北方汉人，四等人是南方汉人，汉人一条命只值一头毛驴。统治者把每二十家编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充当，这二十家人都是甲主的奴隶，他可以为所欲为。

元政府规定汉人不能打猎、学武术、带兵器、集会拜神，甚至不能赶集做买卖，夜间走路都不允许。任何一个蒙古人可以随便霸占汉人的农田，汉人随时都可能变成农奴，没有任何的法律保护。农民军出身的朱元璋来自社会底层，他饿过肚子，当然知道百姓生存的艰难与痛苦，胜利后的他是否真的会解救民众于水火呢？

朱元璋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第一，公开制造各种冤案，在官场内外进行无休止的大屠杀。有名的胡惟庸和蓝玉谋反案，每个案子都牵连数万人被杀，这些人主要都是帮助朱元璋打江山的功臣和他们的家族。在朱元璋的朝廷里，已经变成了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上班要跟妻子诀别，下班脑袋没搬家，合家庆祝。杀人的方法也怎么残忍怎么来，有时候一人用数个刑法，或者一件事株连上百人。一部《大诰》真不知道看的是不是人类的事情。

第二，绝对专制的确立，政治体制完全成为皇帝的工具。朱元璋不能容忍在他下面有一个行使权力的日常机构，于是他找借口杀掉胡惟庸，趁机废掉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相权被皇帝的私人秘书取代，内阁大学士只有正五品的官衔，却起着宰相的作用。皇权的强化和相权的虚空，也使得接近皇帝的人有了权力的魔杖，这是太监能占据明朝政治的根本原因。从此皇权成了黑洞，被阉割的奴才与秘书们躲在皇帝身后用潜规则发号施令。

第三，依赖特务统治。中国历代司法体系有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相互制衡，刑部是司法管辖部门，都察院类似监察机构，大理寺是法院。在专制统治下司法本来就非常黑暗了，但朱元璋还嫌不够，他成立了直接听命于他的“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使用各种惨绝人寰的特务手段制造冤狱，导致人人自危。他的后代继续扩大这种泯灭人性的机构，又在太监队伍里成立“东厂”和“西厂”，心理不健全的秘密警察遍布全国。在这种统治下能活命已经谢天谢地了，还谈什么人权，人的尊严被皇权碾得粉碎。

第四，文化的专制与摧残。中国统治阶层一直给知识分子留一个最后的面子，就是“不以言罪人”，这是一个文化底线，维持着一个文明的基本传承。朱元璋首创大规模文字狱。柏杨说得好：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做贼心虚的一种反映，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讥讽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这种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总之，莫名其妙而冤死在文字狱上的知识分子很多，这只能造成噤若寒蝉的社会环境。

第五，培养奴才的教育体系。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模式彻底粉碎了人类对语言的想象力。宋代的文豪，考上进士并不费劲，而且很少有遗落民间的。八股一出，四书五经完全定位于朱熹一家的注释上，已经没有了独立思考，这样的文章除了为做官而考试，在思想上没有了任何价值。徐渭、蒲松龄这样的文学大家科举考不上，说明这种考试并非唯才是举的荒谬性。

秦末农民运动的领袖陈胜在起义称王以后，家乡有个从小一起玩儿的好朋友来找他，只是说了一些他以前的旧事，他觉得损害了自己所谓“王”的威严，就把这个投奔他的老乡杀掉。说一个人因为当过农民，就会对农民有感情，在他当了皇帝后，会对农民好一些，这个逻辑不能说没有道理，在现实中却从来没有看到。相反，一些政治暴发户，由于自卑感的发作而对农民更加苛酷。朱元璋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