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角的黄巾起义

张角所在的巨鹿是现在的河北邢台市，项羽在此破釜沉舟打败章邯秦军。张角与洪秀全有点像，属于传播宗教的江湖人物。早年，张角得到道士于吉的一本书《太平清领书》。道家与道教相差是很远的，道教系统包罗万象非常庞杂，包含有周易预测、阴阳五行、中医养生、神仙修炼、化学丹药、民间巫术等，西汉的学者冠以黄老学说而一脉相承。我想张角对上述内容并无真正的研究，只是略通民间的医术与巫术，因为这是最容易在农民中间产生影响力的本领。张角开始只是个传教的医生，他用符水和咒语为人治病，痊愈的人很多，其实老百姓感冒或拉肚子的病最多，用点儿药就能好，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他为神仙。

中医知识、精神力量加上神秘的仪轨，这就是张角依《太平清领书》部分内容所创的“太平道”，最高的神是“中黄太一”，他是总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太平道以黄老学说为指导思想，用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治好病的说明信道心诚，不能痊愈的说明心还不够诚，以此妖言惑众。

起初，张角的行为仍属普通的宗教活动，时间一长，入教的徒弟越来越多，居然多达几十万人。他只好将教徒分成三十六个教区，称三十六方，大方人数过万，小方也有六七千人，甚至连个别官吏和太监也成为信徒，每一方有“将军”做负责人。

东汉是道家在民间发展形成道教的时代，不仅仅是张角的太平道，作为正教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张道陵。张道陵（字辅汉）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八世孙。传说他身材高大，面相威武，跟刘备一样双手过膝，不仅如此还红发绿眼，眼睛上有三个角。其实歌颂或神话一个人，朴实一些可能更让人亲切，一夸张就不是神仙而是妖怪了。

张道陵出生于汉光武年间，自幼聪慧，七岁时居然就读懂了老子的《道德经》，他的祖先张良一直修道家“辟谷”之术，是奇门遁甲的发明人，想必是家学渊源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年轻时，张道陵饱读诗书，被朝廷推荐做了一任县令，他本有机会走儒家的道路，但很快就像他老祖先一样辞官进山清修了。

东汉的皇帝屡次想召见都被他婉言谢绝，经四处云游，在江西贵溪云锦山结庐而居，炼成九天神丹。据传说，炼成之日龙虎俱现，不知道跟魏伯阳的《龙虎经》有没有渊源，此山因此而得名“龙虎山”，现属道教四大名山之一。服食丹药后他变得鹤发童颜，身如青年，下山云游之中他喜欢上了四川鹤鸣山，于是在此开坛创立“正一盟威之道”，又称“天师道”或“五斗米道”。在道教中张道陵一派也叫“正一教”，与后来王重阳所创的“全真教”分庭抗礼，成为南北道教两大系统。

他以鹤鸣山为中心，把控制的教区划分为二十四个传教点，规定凡教众需交五斗米供斋醮使用，他的组织规定很细也很严密。天师是全教区的最高领导，初入道的称为鬼卒，能为道徒和病人做祈祷仪式的称为鬼吏和奸令，“鬼”和“奸”在汉语中都是贬义词，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起这样的名称。信仰确立并能讲授《道德经》的称为祭酒，祭酒负责主持所辖教区的各项教务工作，直属天师领导。每年三会日教民集合听候祭酒的训导，在规定的时间举行各种宗教祭祀仪式。在教内张道陵提倡慈孝和敬让，以“清静无为”的修身为目的而不与外界争斗，他写了《老子想尔注》，以老子思想为指导，主张“佐国扶命，养育群生”，因此“五斗米道”在民间传播时没有向造反的路上发展。

有趣的是他的孙子张鲁继承了他的天师道后，在汉中当太守期间竟然身体力行，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记载：“刚来入教的，都叫作鬼卒，已经信奉本教的才号称祭酒，各自率领自己发展的信众，人数多了就叫‘治头大祭酒’。都教导他们诚信不欺诈，有病自己忏悔自己的过错，与张角太平道的宗教仪式大体相似。各主管都安排不要钱的旅店，就像驿站一样相传，又悬挂米肉在旅馆里供路过的人白吃白喝，这种自助餐靠自觉，能吃多少吃多少，多占鬼神就会让你生病。犯了法原谅三次才判刑，不设官吏，都用宗教的主管来治理，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很高兴，于是称雄巴州和汉中三十年。”

这看来像小共产主义，但张鲁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他始终有“归命国家”的想法，他独特的统治方式并不是主动的社会实践，也不是力图变革什么，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情怀，他的归宿是被曹操封为镇南将军，所谓“汉中模式”也就寿终正寝。

然而，张角与统治者没有渊源，太平道主张散财帮助穷人，以自食其力、善恶报应等观念迎合了下层贫苦农民的要求。因此，张角的势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当达到一定规模后，取东汉政权而代之的野心就在他心中逐渐产生。汉灵帝中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84年，张角开始策划暴动的时间。造反从来都是死罪，没谱的事儿谁也不敢干，因此用所谓天意来号召徒众，就成了所有叛军头领的共同行动。张角军头裹黄巾，象征了黄天，因此这次农民的叛乱史称“黄巾起义”。(www.daowen.com)

东汉末年，在士大夫、外戚、宦官三大集团的残酷争夺下，政治已经腐败到极点，可以说乱源早已具备，只是静等爆发的机会。与张角同时的东汉最高统治者刘宏在干什么？

皇帝在后宫开商店，还煞有介事地扮成商人与宫女买卖，宫女们一边买卖一边偷；刘宏天天饮酒作乐；还在西园给狗佩戴绶带、帽子；驾着驴车四处招摇，闹得京城里纷纷仿效。刘宏是顽主型的皇帝，本该做娱乐界明星，他丰富的想象力都在玩乐上。他还公开卖官鬻爵。

在中国，从秦朝开始的世袭皇帝中，可以称为政治家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一，能自我约束、维持政权正常运转的也不到十分之二，刘宏这一类的占大多数。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央集权体系下，最高权力采取世袭的方式是荒谬的。中央集权有一个坚硬的外壳，如果它保护的是正确的决策者，往往会带来较高的效率，一旦保护的是荒唐行为，荒唐演绎到荒诞，外壳破裂之后，就会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张角是在匆忙中发动起义的，他的一个信徒向官府告发起义之事，一个“大方”的“渠帅”马元义被车裂于洛阳，朝廷通缉张角并开始捕杀信徒。慌乱中黄巾军从张角的家乡冀州起事，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了大小不等的战斗，京都震动。但运动刚刚开始张角就病死了。张角是宗教领袖，他是整个农民军的精神支柱，群体一旦失去核心偶像式领导，领导集团也就不再有号召力。

张角的两个兄弟没有政治能力和政治经验，也没见士大夫阶层的人加入农民军里。虽然信徒很多，但毫无军事训练，面对正规军的冲击很容易作鸟兽散。黄巾军拖家带口，看着人数众多但战斗力不强。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大家各自为战，既不懂互相增援，更没有军事经验，往往被官军各个击破。

中国是一个产生不了宗教改革的民族，我们民族更强调人文关怀，而不是天国的召唤，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们遇事往往诉诸理性而不是迷信。宗教号召虽然有很大的鼓动力量，但大多针对文化不高的底层民众，在中国没有宗教领导革命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宗教领导的农民运动基本都是这种类型。清朝中期的嘉庆元年，在四川、湖北、陕西一带爆发的白莲教起义也是从传教开始的，它的口号是“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头裹白布，正好与黄巾军相反。白莲教虽发生在黄巾起义一千六百年后，但基本形式一模一样。这次起义除了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外，没有任何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洪秀全借助胡乱改造后的西方基督教义煽惑民众，本质上不是替大众解除痛苦。早年洪秀全是想通过科举考试挤进统治阶层，只是在屡次落第无望后才酝酿反对朝廷。

张角死得早，没来得及看他掌权后的模样，洪秀全可以做一个参考。太平天国的军队攻下南京后，洪秀全就没有离开过他的宫殿一步，天天蹲在家里泡妞，还编了很多告诫妻妾的打油诗。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为民请命的宗教信仰，即使是作为口号而编纂的《天朝田亩制度》，他也没有任何实施的热情。指望这样的人来推动社会进步，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