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是推翻腐朽王朝的主要力量，但事实证明这种运动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中国的乡村结构、思想意识以及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改变。不能不说，我们经历了汉唐两次大的辉煌后，整个社会在倒退，政治制度也越来越黑暗。农民运动改变的是统治集团而不是统治方式，除了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以外，不可能有新的生产方式产生。只要农业经济下的中央集权政治模式不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空谈。

西汉对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进行了完善，社会改革的动力没有消失，汉武帝刘彻利用他爷爷和父亲留下来的家底发起了对社会的改造，这种改革的惯性直到王莽改革失败后才消失。王莽的变法造成社会巨大的混乱，他自己也身首异处，吓坏了统治者们，自东汉后，对社会问题因循苟且成为主流，统治阶级再不会没事找事去追求符合道德的理想社会。

“井田制”消失后，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可以随意买卖，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土地的自由流转对于土地资源的再利用是有好处的，但是一旦土地过分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里时，不仅造成很多农民的贫困，遇到饥荒生计都会成问题。政府与豪强休戚相关，但政府却并不希望土地过于集中，因为税收是基于土地和人口而来，大量自耕农是财政的重要保证。

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在初期是有相当活力的，南北朝时期北魏鲜卑人的政权进行针对土地的改革则是在经济层面上的自我调整。北魏实行了“均田制”，把鲜卑人劫掠的政府所属土地分配给农民，男子十五岁以上每人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女减半；不宜种桑的地方改分麻田。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农民身死或七十以上，除桑、麻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又抑制了土地的兼并，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政权的收入也相应增加。唐代建国初年的“租庸调制”就是又实行一次均田令，并在这个制度上建立税收服役系统，这些都在经济上让整个国家保持活力。其实，皇帝个人行为再荒诞，只要不太多触动根植于土地的小农经济，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就很小，甚至你玩你的、我干我的，阳关大道、独木桥各走一边。

隋代“科举制”的创立给了民间优秀人才以施展才华的机会，中国的科举考试曾让欧洲人羡慕，以至于中世纪时他们把中国想象成理想国度。大运河的贯通使南北经济融为一体，黄河与长江流域的生产可以互通有无。总之，这一切政治与经济的改变造就了恢宏的大唐盛世，杜甫的诗歌很好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情景：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美好的时光，唐代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先进的地区。(www.daowen.com)

郡县制中央集权美好的一面，随着唐代的灭亡而消失了，没有看出农民运动对这个制度有何完善和改变。衡量一个历史事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最重要的不是打碎了什么，而是建立了什么。

马克思在分析欧洲农民的作用时认为，由于农民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少有组织，因此，农民带着固有的分散性，不仅缺乏组织性，同时缺乏主动性，这些都容易使农民成为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他在对农民的论述中说：

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

（农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农业社会的分析来看，农民的暴动从来没有成为一场改造社会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欧洲农民和中国农民是相同的。

真正的社会革命需要三个条件，首先是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产生；其次，是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再次，是新思想的启蒙。比如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已经在法国建立了很多手工工场，改变了原有的生产与生活；工厂造就了新的资本家和工人，这些人不再依附于土地，并能创造惊人的财富。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的著作逐渐深入人心。

两千年的史实说明了，农民运动并不具备任何成为革命的条件，它只能是一次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