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农民运动——被诅咒的历史怪圈

中国从黄帝时代开始进入了农业社会，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以及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一直延续到清末。我们的人口组成主要是农民，中央集权的帝国建立以后，“重农抑商”作为一种国策始终没有改变。从秦朝以后，改朝换代的肇事者就变成了农民暴乱。中国历史的政治现实是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管理了一个分散的农民集团，一旦面对统治阶层的横征暴敛而无法维持自己的最低生存要求时，农民集团的武装暴动就会发生。其实，中国的民间始终有一个江湖社会，游离于统治阶级之外而和普通百姓息息相关，乱世之中江湖社会中的人物往往会成为农民军的重要参与者甚至领导人。

起义是个正面称呼，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正史中，除了《史记》较为客观地把陈涉放在“世家”的地位外，其他对农民运动皆持否定立场，不仅定义为叛乱或犯上作乱，还把起义军以盗、贼、匪相称。这是不公允的，如没有被逼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谁也不会提着脑袋打打杀杀的，官逼民反是一条铁的定律。

明朝末年，官员马懋才给崇祯皇帝的《备陈大饥疏》中讲到陕西的旱情：

我的家乡延安府，去年一年没下雨，草木都枯焦，更别说粮食了。到了八九月间余粮吃没了，就到山间采食蓬草，草粒像糟糠的皮，味道苦而且涩，吃这东西只能延续生命不死。到十月份连草籽都没了，只能啃树皮，榆树皮还算好的，就杂以别的树皮一起吃，这只是延缓死亡而已。到了年底树皮也吃光了，只能挖掘山中的石块吃，石头又冷又腥，吃不了多少就饱了，过不了几日腹胀下坠而死。老百姓不甘于吃石块而死，于是就聚集起来抢劫有积蓄的富裕人家。官府办事人员被上级命令所束缚，不得不继续严厉催讨赋税，仅存的黎民百姓，只有逃亡一条路，从此处逃到彼处，又从另一处逃到此处，逃的结果只能做强盗，这就是强盗遍布陕西的根本原因。

几千年农民暴乱的原因都跑不出马懋才所讲的情况，因此底层人民的反抗是很令人哀悯的。(www.daowen.com)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运动是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秦二世元年，作为被征发的新兵陈胜和吴广一行九百余人，遇大雨不能按期到达目的地渔阳（北京密云一带），按照秦朝法律逾期要全部斩首，刚入伍就犯了法的陈胜和吴广被逼无奈下，不得已在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州市附近）杀死押解的军官发动兵变。其实，少量的叛乱分子既无武器装备，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遇大军围剿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农民运动之所以能像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主要还在于“天下苦秦久矣”的社会原因。

大家全都巴不得把秦朝埋葬。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是从内部的腐烂开始，逐渐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农民的叛乱只是压垮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后著名的农民运动包括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张角兄弟的黄巾起义，隋末的瓦岗寨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北宋末年写成小说《水浒传》广泛流传的宋江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等等。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一个农民运动伴随着它的灭亡，当王朝积累的矛盾足够多，而它自身又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时，通过农民暴乱产生的社会生产大破坏，释放所有的积怨，终点又回到起点，新的王朝重新开始。

真正让人不解和遗憾的是，每次这种大破坏不仅不能带来新思想的产生与社会政治体系的改变，更不能使社会生产力有所前进，民众经历一轮巨大痛苦与灾难的结果，除了重新起步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中央集权的王朝政治成了一个烂泥潭，只有循环往复而极少进步。通过分析压垮王朝的稻草，或许我们能看出些这种现象的端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