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士的传统精神在传承中逐渐演化成一种士大夫的风骨，一直以来体现在中华人的身上。宋人张载这样评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人还有人总结道：西汉的淳朴，东汉的清高，唐人阔达，而宋人则成其为严肃。这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勉的精神境界。历史上士大夫的作用主要在三方面：

首先是不屈不挠的民族认同感。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文天祥了。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省吉安市人。原名云孙，字天祥，选中贡生后就以天祥为名。他是个美男子，高大伟岸，秀美而帅气。《宋史》讲他：

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

童年的时候，因为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等人的谥号都有“忠”字，令文天祥十分仰慕。“谥号”是在一个人死后朝廷公议对他一生的总体评价，比如曾国藩死后谥号为“文正”，林则徐死后谥号是“文忠”。这是中国人独有的，从周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晚清。谥号制度能使在乎自己名誉的君主和大臣们非常注意平时的所作所为。

文天祥二十岁时考中状元，考官王应麟向皇帝报告说：

是卷古宜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这段话的意思是：夸赞他的考卷如古人刻在龟甲上的文字可以流传千古，忠肝义胆表现出坚强如铁石的精神，我为您能得到这样的人才贺喜。

二十岁的文天祥已经才华横溢。其实文天祥并非完人，年轻时更是个花花公子，《宋史》说：

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抚几言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这是说，他平时很奢侈，经常吃喝玩乐，只有到了国恨家仇之时方才投身到抵抗蒙古人的事业中来。他觉悟后一直痛悔反省自己，把家财全部充作军费，而且并不隐瞒遮掩，与别人谈起来难过得直流泪。他拍着桌子说：“从别人处得到快乐的一定要替人分忧，吃人家的一定要为人出死力。”

他也是像郭解一样在自我谴责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人走向觉悟的第一步就是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将以往失败的原因归于自己，没有这个起点，人生境界是不可能提高的。

文天祥人生的精彩是在被元军逮捕后，他曾服毒和绝食自杀，但都没有成功，在厓山期间他写下了千古名篇《过零丁洋》，敌人看后都为之动容。忽必烈让元将把文天祥送到北京来是想劝降他的，并派降元的南宋丞相留梦炎，甚至宋恭帝赵来劝降，想告诉他：你的主子都投降了，你还抵抗什么。没想到这位文天祥还真敬酒不吃吃罚酒，搞得劝降者都怏怏而去。忽必烈火了，下令武力对付文天祥，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入狱十几天后，狱卒才给他松了手枷，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了脚枷。

在元朝丞相孛罗进行公开的法庭审问中，文天祥大义凛然，孛罗没沾到任何便宜。这些直接针对文天祥本人的诱惑和伤害我想还比较好忍受，真正的考验在对他家人的折磨，这是对他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在狱中，他收到了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这是朝廷在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他在回信中说道：

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读到这里不由人不对文天祥充满敬意，尤其当过父母的人更知道累及儿女和家人的心痛。

中国的文人即使在狱中也不会断了写作，这真是一种独特的精神追求，比如方苞的《狱中杂记》、谭嗣同的《狱中诗》，好像到了狱中还特有灵感。这是一种士大夫风骨的生活体现，越苦越坚韧。文天祥恰在此时写出了不少诗篇，《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都是在狱中写出的。

忽必烈像是和文天祥较劲一样，文天祥入狱三年终于让忽必烈绝望了，不能为他所用就杀掉吧。最后的时刻忽必烈仍然给了文天祥高官显位和死亡的两种选择，即使被押解到刑场，监斩官还在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指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生命的最后一句话是：“吾事毕矣”——我的事情完结了，于是引颈从容就义。死后在他的带中发现了一首诗：(www.daowen.com)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他要实现孔孟舍生而取仁义的人生之路。他无愧于民族，更无愧于自己。据说文天祥被押解进京的路上，遇到一位高僧，曾传给他大光明法，士精神和佛教的教诲在文天祥身上融会成完美的统一。

士大夫作用的第二点是连接皇权与普通民众，这个以读书人自居，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阶层，对民众起领导作用，对专制起制约功能。

士大夫作用的第三点是社会改革的先知先觉者，这种精神突出在近代。谭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年幼丧母，少年时就博览群书志向远大，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有侠义心肠，甚至善于剑术。应该说谭嗣同文武双全，儒生与侠客兼而有之。他是为戊戌变法而牺牲的，在变法失败后对维新派的捕杀中，谭嗣同视死如归。

他对梁启超说的一段话很能表现他的精神世界：

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指康有为）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

他在变法失败后念念不忘的是救光绪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苦劝他去日本暂避，他拒绝了，以程婴和公孙杵臼的士精神来相勉：“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在最后时刻，他仍与大刀王五等民间侠士谋求救光绪帝，不成后被捕。在被逮捕的前一天，日本的志士数人苦劝谭嗣同东渡，甚至想强迫他走，谭说：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想用自己的鲜血为国家富强开辟道路。在狱中，他题了一首著名的诗在墙壁上：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菜市口就义之日，观者上万，谭嗣同慷慨神气丝毫不变。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而且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他的脊梁在哪里，是什么撑起了这个文化的骨架？我认为上述故事中的“士精神”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研究日本人不能不研究“武士道”，研究欧洲人不能抛开“骑士风度”，研究中国人就一定要研究“士精神”。

用梁启超在《谭嗣同传》结尾所讲的作为中国“士精神”的诠释：

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

中国真正的士是孔子说的没有忧愁、没有迷惑，也没有恐惧，就像佛说的无所畏惧一样，是仁慈、智慧、勇敢都具备。若能通达这些，精神遨游于天地之间，可以出生入死，也可以仁义，更可以普度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