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贵族阶层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四个等级，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又分封卿大夫，而士则没有实际封地，多为卿大夫的家臣。但士一开始并不是作为社会一个阶层而存在的。据夏、商、周时代的史料，所谓“士”即上古掌刑狱之官。在夏、商二代已经有士，原来可能是指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比如商朝的伊尹，年轻的时候是个建筑工人，后来被商汤看中，成为了商的宰相。他在商代早期政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士们的一个楷模。而在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春秋末年以后，“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

《说文解字》：“士，事也。”

《白虎通·爵》：“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

《汉书·食货志》称：“学以居位曰士。”

这些都表示士是能做事、有文化的意思。

战国时的“士”，有著书立说的学士，如孟子、庄子；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如聂政、荆轲；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如鬼谷子、邹衍；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如苏秦、张仪等。

春秋战国是士纵横天下的黄金时代，产生了把士当成门客专门收养的现象，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就是豢养门客最著名的四个政治人物。他们动辄收养数千人，而且这些人都不是吃上饭就满足的省油灯，冯谖做孟尝君的食客时不断地唱：

长铗归来兮，食无鱼。长铗归来兮，出无车。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

连家都要孟尝君养，可以想象这个公共大食堂办得有多大。不仅如此，按道理讲，士们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应该是主人的奴才才对，可是这些士却很高傲。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有数千食客，不分贵贱待遇与他完全平等。一次吃晚饭，有个人挡住了烛光，其中一位客人看不清孟尝君的碗，于是怀疑招待他的是次等饭菜，一怒之下不吃了，转身要走。孟尝君只好把自己的碗拿给他看。证明客人的怀疑错误后，这位先生脸挂不住了，当即自杀谢罪。士因为能与主人平等而大多归附孟尝君，孟尝君也不挑三拣四，一律善待，谁都认为孟尝君对自己好。

当然，这种平等相待基于士本身的价值，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总之，养士出于国君与国君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国君与大夫之间争斗和竞争的需要。

魏文侯是礼贤下士的典范。《吕氏春秋·期贤》记载：(www.daowen.com)

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

大意是：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坐车路过一位贤士段干木的家，魏文侯扶着马车前面的横梁（轼），施以注目礼，面容很庄重。他的仆人不解：“您是国君，怎么给他行注目礼？”魏文侯说：“这难道不是段干木的家吗？段干木是贤明的人，我怎么敢怠慢呢？而且我听说段干木至今不肯跟我互通有无，我更不敢骄傲了。段干木有仁义和道德，我有土地和财富。”他的仆人说：“您为什么不请他做宰相呢？”魏文侯真的去邀请他，段干木拒绝了。魏文侯有权势和财富，但段干木有道德和知识，魏文侯不但不恃权、恃富鄙视一个穷知识分子，相反，路过段干木的家门都要如此恭敬。以此说来，魏文侯是一位难得的政治家。

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只有这段时期，道德与知识在金钱与权力面前才有它真正的地位。有些君主为了获得智谋，对士人免去君臣之礼而行宾主之礼。如秦王对范雎，“敬执宾主之礼”；梁王对邹衍更是在城门外迎接，“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魏公子信陵君屈身拜请侯嬴、毛公、薛公也是人所熟知的礼贤下士的典型。有些君主拜名士为师，屈执弟子之礼。在谋略和知识面前，君臣的关系降到次要地位，因为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策、谋略之得失，而政策、谋略主要出于士的贡献。《论衡·效力》篇：

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这说明在千乘大国之间，人力、物力和军力相仿的情况下，智能在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氛围下，有些名士凭借其知识、道德敢于公开藐视君主。

中国古代“士”的分类和包括的含义大致如下：大的类别上分为文士和武士等，文士或武士的称呼又可以划分为几十种，下面简列几种来说明：如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常称为逸士、处士、隐士或居士；足智多谋的人称为知士或智士；有远大志向的人称为志士；操行高洁的人称为修士；勇敢而行侠仗义的人称为侠士、豪士、义士或壮士；通晓古今、能言善辩之人，贤能博学的学者称为学士、硕士、博士等（现代人的学位就是从这来的）；门第低微而贫苦的读书人称为寒士；身穿铠甲的兵士称为甲士；德才兼备的人，有才华的人称为才士、秀士或材士；经营工商业之士称为商贾之士，等等。

总而言之，士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上可以为卿相，下可以为士、布衣。士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在差别中又有共通的东西，即知识、智慧、道德和勇敢。这些东西是无形的，但在社会活动中又无所不在，无处不需。士正是凭借这些无形的东西优游于社会各个角落，这个阶层成为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因此它的影响无所不在。

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士的作用，君主不再注重于外部的斗争，而是拼命加强对一家一姓政权的巩固，士们不再具有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从一家一姓的立场考虑有才能的士为我所用尚可，一旦不能为我所用就变成了对政权的威胁，甚至需要除掉。这种只能为一家一姓服务的狭隘空间为培养奴性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因此从秦汉开始，士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主要活动的是名士和方士，名士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方士则把希望寄托在成仙上。到了魏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影响，士的称谓被一些家族所把持，成为进身之阶，渐渐形成士族势力，士的含义已经完全扭曲。

应该说产生于隋唐的科举考试再一次改变了士的内涵和外延，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在皇权和普通百姓之间有一个“士大夫”阶层，他们构成了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思想建立在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哲学基础上，他们与皇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制约着皇权，他们虽被迫附庸却仍然保持独立的人格。“士大夫”不同于上班族，他们大多有自己的家庭产业，俗话说有房子有地，当不了官可以生存无忧，经济的独立是他们可以保持思想和精神独立的前提。另外“士大夫”们都是琴棋书画的爱好者，不当官也有寄托，即使当了官，一下班躲进书斋读书写字忙得不亦乐乎，不会像现代人一样空闲时间都用来寻欢作乐。“士大夫”能做事的时候努力为国家出力，没机会的时候绝不孤独寂寞，甚至把寄情山水之间当作美妙的精神修养。钱穆曾讲：

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

在中国历史上士与“士精神”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以前把他们当成地主阶级或统治阶级的代表加以批判，乃至于完全否定他们对历史的影响和贡献是有偏颇的，述及历史不能不谈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