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酷吏政治

酷吏是专制君主的工具，在中国历史上，酷吏兴盛的时期是汉武帝刘彻和唐武则天时期。刘彻一改他祖辈们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用各种办法拼命聚敛财富来满足自己的挥霍和没完没了的战争需要；同时为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必然与权贵勋戚、豪强地主以及普通民众各个阶层的人发生冲突。刘彻是个极其专横霸道的人，他为个人私欲不惜牺牲任何人的生命与财产，因此，为达到目的，他对百姓采取严刑峻法，对官吏残酷杀戮。司马迁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专制政体往往只为满足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决策往往独断专行，又因这种判断局限于很小的圈子，因此十分不科学。能提出修改意见的下属们，命运操于上司之手，为了保官大多只知迎合不敢提反对意见，这使得统治者的勤政反而成了苛政与虐民。武则天有当女皇帝的特殊需求，她利用酷吏主要目的是扫清她的潜在敌手和政治上的反对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专制统治者身边都会有所谓不徇情枉法的冷酷执法官员，或者幕后从事特务与专案工作的人，他们是统治者驾驭臣民的工具。朱元璋在他的时代，他甚至连酷吏都不相信，大搞特务机关，使之成为他直接的眼线和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工具。

汉武帝时代比较著名的酷吏是张汤。张汤的父亲是县丞，相当于县里边公检法的一把手。可能是遗传的缘故，张汤天生就是个办案能手。传说他小的时候，父亲让他看家，老鼠把家里的肉偷吃了，父亲一怒之下揍了他一顿，憋了一肚子火的小家伙要把犯了罪的老鼠缉拿归案，他想尽办法挖开鼠洞，老鼠和那块肉人证物证俱在，于是他模仿父亲审案的样子，先对老鼠进行公诉，审问记录、判决书、拷问过程一样不缺简直就像一个熟练的法官，定案后将老鼠处死分尸。他父亲偷偷看到，惊讶得嘴都合不上了，从此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学习断案的文书。

人们对酷吏的理解常常陷入误区，比如张汤是个不贪财的人，死后只有皇帝赏赐和自己工资收入不足五百金，这个金指的是铜铸的钱，不是现在的黄金。下葬时用牛车拉着棺材，连套棺材的外椁也没有。包括司马迁对所谓酷吏都有一种矛盾态度，认为他们有些人虽然执法严厉但为官清廉，这要看如何理解“清廉”二字了。张汤虽不贪财，但他在做小官时，极力讨好权贵，刘彻母亲的弟弟田胜犯了法，他尽力为之开脱，从此攀上了外戚田蚡等皇家势力。这样的清廉有意义吗？他是以表面的清廉为手段谋取更大的利益。

《史记·酷吏列传》记载：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

张汤完全是揣摩着皇帝的意思审案，皇上想加罪的，他就交给刻薄的官吏去审；皇上想不深究的，他就发给执法公平一些的官吏。对待皇上必须除掉的豪强，一定舞文弄墨巧加诋毁；为了显示皇帝很大度，故意找一些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势力的案子，他就口头汇报，按律应当判刑，他就让皇帝明察，刘彻往往宽恕这些人。这哪里是公正执法，法律完全成为为刘彻一人服务的工具，故意同情弱者完全是讨皇帝欢心，给自己沽名钓誉。中国古代社会的黑暗现实，让人们对酷吏的清廉抱有幻想，以为他们的执法如山是同情百姓。其实从李悝的《法经》开始，法律就沦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注定了不可能为平民百姓服务，执法者甚至可以为了一己好恶毫无顾忌地曲解法律，因此寄希望于所谓清官酷吏，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才能为民众服务。

张汤最有名的案子是陈皇后的巫蛊案。刘彻移情别恋卫子夫，他的表姐陈阿娇虽贵为皇后却一直受到冷落，情急之下，她让一个女巫诅咒卫子夫。事发后刘彻大怒，命张汤审理。这本来属皇帝家事，可大可小，但张汤揣摩刘彻的意思之后，表现得十分冷酷，杀死皇后身边三百多人，这位著名的阿娇被废除皇后地位，禁锢长门宫。之后，张汤又帮助刘彻处理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几件皇室的谋反案件，穷追到底，株连甚广。他为了朝廷的“盐铁专营”，利用法律为刘彻铲除富商大贾，他的所作所为深得刘彻赏识，平步青云直到御史大夫，权力一度超过宰相。张汤仰皇帝鼻息的做法搞得民不聊生，民众骚动不止，地方政府财库空虚，奸吏趁机鱼肉百姓，不得已他又拼命加大法律治罪的程度，恶性循环。从公卿官吏到老百姓都恨他，只有刘彻喜欢他，他甚至享受到皇帝亲自探病的殊荣。在皇权的社会里，他只需要摆平皇帝一人就可以作威作福，根本不需要顾及其他人。

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最具有代表性。令人闻名如见鬼的酷吏就是大名鼎鼎的来俊臣。来俊臣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以告密起家。《新唐书·来俊臣传》记载，来俊臣有两个父亲，都是赌徒，他亲生的父亲把他母亲输给了后来的养父，来俊臣的母亲是怀着孕到了养父家，所以他也就跟了后来这个父亲的姓。长大后他当强盗犯了法，本来要判死刑，算他命大，时来运转，赶上了武则天开奖励告密之先河。他也胆大，直接就敢诬告琅琊王谋反，触动了武则天的神经，不仅赦免了他的死罪，还提拔他做了官。这无疑是个无赖的成长经历，可以想象，来俊臣没受过什么好的教育，如果说张汤还保持着一些官宦人家操守的话，来俊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

请君入瓮很形象地表现了武则天时期酷吏横行的场景。当时在朝廷中，与来俊臣齐名的还有一个酷吏周兴，他整天控告、诬陷别人，一不留神不知谁告了他的密，说他要谋反，武则天批给来俊臣调查。来俊臣明白，所谓调查不过就是女皇已经讨厌这个周兴了，需借他之手除掉这只狗，同为酷吏，他们可以狼狈为奸，但绝不会成为朋友，更不会兔死狐悲。来俊臣琢磨周兴懂整人这一套，不下狠药是不能让这只大狗俯首帖耳自动投降的。于是来俊臣在家里请周兴喝酒，周兴当然不知内幕，欣然赴宴，酒至半酣，来俊臣对周兴说：“平日办案总有些人死不认罪，怎么办？”周兴以为来俊臣向他取经呢，就说：“把囚犯装进大瓮里，四面用炭火烧，要什么他一定会说什么。”来俊臣就让家人搬了个大瓮来，说：“我奉旨查你谋反，就请老兄进瓮吧。”当酷吏面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手段时，他也不得不招。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故事说明了酷吏手段的残忍和泯灭人性。来俊臣审案，不管轻重，上来就往囚犯鼻孔里灌醋，还发明了“枷”的十种刑罚：(www.daowen.com)

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着即承；五、失魂胆；六、实同反；七、反是实；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

可以想象，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极度摧残中，还有谁能扛得住死不认罪。来俊臣成天诬告大臣，被他灭族的有上千家，谁跟他有仇都被他害死，他还到处抢人家的妻妾，可谓恶贯满盈。

滑稽的是，来俊臣伙同另一酷吏万国俊写了一本《罗织经》，大言不惭地把如何罗织罪名、诬陷别人、制造冤狱总结成经典，这恐怕只有中国的帝制文化才能产生这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著作。这本书主要针对人性的弱点来分析，其中说道：受别人害常常是不能明察人情，因为于心不忍，惹祸上身……人心大多虚伪狡诈，不能看他的表面；世上人情很淡，善良的人不会建立功业，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防备别人不要存侥幸心理。

下面就是他的一些具体做法：

人皆可罪，罪人须定其人。……怜不可存，怜人者无证其忠。友宜重惩，援友者惟其害。……死之能受，痛之难忍，刑人取其不堪。士不耐辱，人患株亲，罚人伐其不甘。

酷吏的眼中，所有人都可以定罪，只要想定他的罪他就有罪。不能有怜悯之心，可怜别人就不能证明忠于皇上了，朋友更要严惩，帮助朋友就会招来祸害。一般人死能忍受，痛苦却难忍，用刑一定要让犯人不堪忍受。士大夫受不了侮辱，普通人害怕株连亲属，惩罚犯人一定要针对他的痛处。这是一部赤裸裸的整人宣言，是酷吏心声的坦白，这本书可以说代表了专制统治最黑暗的一面。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

法律的好坏，不在“法条”的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唐王朝的法律，是中国各王朝法律中最完善的一种，但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于是酷吏的酷刑就代替诉讼法，法官在侦查报告时，不追求事实，只追求口供。

来俊臣并非见人就害，他非常懂得皇帝本人的需要，酷吏仅仅是皇帝身边一条咬人的狗。来俊臣揣摩的是武则天的心理，女皇希望办成什么样他就办成什么样，至于这个人是谁、罪行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武则天的脸色，所谓犯人的生死都掌握在女皇脸上表现出来的一阴一阳中。难怪武则天会问姚崇：“怎么周兴、来俊臣死后就没人谋反了？”这也是明知故问，她心里清楚得很，“狡兔死，走狗烹”，反对力量已俯首帖耳，留着走狗的话，谁知有一天会不会变成疯狗咬伤自己。

明代的厂卫制度是特务统治的代表，朱元璋把用来屠杀大臣的“酷吏”变成了一个特务机构，就是只听命于皇帝一人的“锦衣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简称锦衣卫。这种特务统治并非朱元璋独创，汉武帝刘彻的司隶校尉这个官衙就执行了监察的特务职能，包括唐代的内卫也有这个功能。朱元璋大造冤狱，随便捕人、杀人、罗织罪名，可以运用任何侦缉手段的特务机关在明代就有了正式的名分。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杀人也可以害己，特务组织拥有特权，政府机构很难加以制约，于是朱元璋在翦除功臣后，又把锦衣卫裁撤了。可是他的儿孙们却对这一黑暗统治方式情有独钟，朱棣恢复了锦衣卫，又让太监设立东厂互相监视。甚至只有东厂还不够，明宪宗朱见深宠信的宦官汪直再设西厂，明武宗朱厚照的大太监刘瑾为加强手中权力又设内厂。这些举措使得除皇帝外人人自危，为专制者滥杀无辜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