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宦官政治

宦官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产物。从周代起，贵族们阉割掉一些地位低贱男性的生殖器，把他们充作仆人使用，不必担心自己的妻妾与他们偷情。自宋代后，宦官专为皇室所用。到明代，这种制度达到鼎盛，明末太监的人数超过十万，可以想象皇家的奢侈程度。这是残忍而野蛮的一种现象，却居然在中国保持了三千年，随着清帝国的灭亡而终结。

太监身世大多极为可怜，如果家里有吃有喝，不可能任人奴役，更不可能把自己阉割掉，况且在儒家思想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种不符合社会主流意识的行为。太监们的出身都很卑微，他们目不识丁最为社会轻视，加之身体残疾无家无业，这就造成了宦官独特的心理：自卑、仇视社会、性情变态、没有文化素养和道德底线，一旦掌权就会显露出乖戾和残忍来。太监的日常工作是伺候人，端茶倒水，迎来送往，阿谀奉承的功夫不错，太监并不熟悉外廷政治。其实，皇帝只会把太监们当成家奴，并不会尊重太监，太监自己也没有人生理想和独立意识，依附于皇帝家族。宦官中间不乏好人，有些宦官还为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蔡伦造纸、郑和下西洋、冯保支持张居正改革，等等。

宦官专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政治形态之一，这可以从历代的权宦史中看出来。秦朝的赵高曾作为中国史上宦官乱政最典型的代表，但他是不是太监很有争议。司马迁鄙视这个人，没有给他列传，赵高的故事载于其他传记里，很多记载模糊不清。东汉为了对付外戚，皇帝往往依赖身边的宦官搞政变，太监立功后，反客为主，很是嚣张。偏偏东汉的皇帝们既昏庸又短命，刘宏甚至把宦官当成自己的父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宦官时代。

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是太监们闹得最凶的时代，甚至到了逼迫皇帝退位甚至杀死皇帝另立新君的程度，如宦官俱文珍，伙同太子李纯硬把半身不遂的唐顺宗李诵逼得让了位，李纯即位后又被宦官王守澄派人闷死，谎称服食金丹中毒而亡。唐敬宗李湛也是被太监杀死，史称“甘露之变”的事件中，宦官仇士良劫持唐文宗李涵，杀死密谋消灭宦官集团的朝廷大臣李训和郑注等一千多人，皇宫内血流成河。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李氏皇族总认为太监们是家奴，不仅跟自己很亲密，而且连家都没有，只不过是依附在自己身上的虱子，最多吸点血，没有大碍，不去多作防备。

第二，藩镇割据导致军事将领们经常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于是宦官监军制度就形成了。这是一个极坏的制度，军事统帅身边有一个随时可以要自己命的人监视着，这仗可怎么打。《孙子兵法》中讲：“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才行，明朝末代君主崇祯帝朱由检误信宦官之言，杀掉忠心耿耿的袁崇焕自毁长城的例子就说明这个制度的荒唐。最早的著名监军太监应该是边令诚，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后期在边塞设置九个节度使，让他们长期统兵守关，边令诚就曾很长时间在安西四镇节度使的身边充当监军。“安史之乱”的时候，高仙芝和封常清统率军队在潼关一带阻击安禄山的部队，边令诚一再索贿不成，恼羞成怒，密告李隆基：“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结果造成两位大将冤死，高仙芝临死前说：“我因为被敌人打败或逃跑，判我死刑也就罢了，说我偷粮食，天地良心这完全是诬告。”

第三，宦官们渐渐取得京城卫戍部队的军权，这是他们能参与皇帝废立的主要因素。最初太监们只是染指禁军，也就是保卫宫廷的中央警卫部队，肃宗李亨时代的李辅国和程元振都曾“专掌禁兵”。到了唐德宗李适，把左、右神策军也就是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和首都军区司令都交由太监，这是个致命的决定，从此皇帝也掌握在太监们的手里了。柏杨说的第二个宦官时代由此产生。

明代皇权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外戚又被抑制，宦官的作用就被突出出来。其实朱元璋明令太监不许干政，但到他儿子朱棣那里就没用了，太监不仅受到重用，还在政府各个部门中充当特务。宋代因为重视文人大臣们的作用，使得宦官横行不起来，元代、清代少数民族不用宦官，太监乱政就不会出现，根子还在于制度的设计，因为太监的权力本来是皇帝自己的权力，只是皇帝自己懒得干了，又怕别人攫取，交给家奴更放心。

有两个著名的例子。一个是明朝中叶明武宗朱厚照的管事太监刘瑾。朱厚照是明代最荒诞不经的一位皇帝，十五岁登基，爱好声色，淫游无度，根本不上朝理政，不愿住在皇宫，在北京皇城西北修了座别宫，起名“豹房”。作为自己的寻欢作乐之处。朱厚照的荒唐事能举出一大堆。刘瑾是从小侍奉他长大的老奴，此时做到太监里最高的职位——司礼监掌印太监。

司礼监太监是二十四衙门的首席，他主要的工作是：第一，传宣谕旨，伺候皇帝批答奏章；第二，总管其他宦官的一应事务；第三，出任一些重要的官职，比如特务头子东厂提督、禁卫军首领南京守备等。

在明朝，官员们向皇帝上书汇报事情，要先送内阁，内阁类似于皇帝的秘书班子，所有给皇帝的奏折由内阁大学士等辅臣先写出初步的处理意见来，叫作“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红色的毛笔在奏章上写出批示意见，叫作“批红”。明代的皇帝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外没有勤于政事的，他们常常让自己宠信的司礼监太监代笔，时间一长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对外发布的诏书，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设计就给宦官带来了篡改圣旨的机会，也使得司礼监拥有了宰相的某些功能和权力。

起初，刘瑾并不敢专权，遇事向朱厚照请示，这时的皇帝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还处于青春期贪玩的年龄，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www.daowen.com)

但每有请示，武宗辄叱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自是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裁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

刘瑾挨骂以后不再惹皇帝，渐渐独断专行起来。刘瑾并非荒诞之人，他自己虽然不太识字，但他把大臣们的奏章带回家以后，和妹夫以及信得过的亲信们商量，通过内阁大学士的审核颁发。刘瑾并没有依赖宫中的太监，反而更相信大臣，这就为日后太监们趁机攻击他埋下了伏笔。

令人惊讶的是，刘瑾在短暂的当权期间居然还实行了很多政治改革，刘瑾变法包括了八十五条内容，这真是一件趣事，所以我们看古人真的不要人云亦云，而应以史实为依据客观公正地评判。刘瑾坏在一个贪字上，绝对的权力本身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更何况落在一个只有今生今世而没有子孙后代的太监身上。刘瑾索贿受贿不仅来者不拒而且胃口越来越大，官位和司法都成了刘瑾换钱的商品，他不仅自己贪，他的手下太监群体贪污，税监、矿监四处横行，严重破坏了国家财政体系，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变成了清官，是因为一个亲信“忽悠”他，说外面的官员都打着他的名义剥削百姓，上交给他的钱只有盘剥额的十分之一，可百姓却把这笔账算到他的头上。刘瑾觉得不合算，于是拒收贿赂。这说明他文化层次很低，行为准则是划不划得来，根本没有道德的约束。因此，他很快又故态复萌，敛财更加疯狂。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记载，刘瑾抄出的家产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两，其他珍宝细软不计其数。照常人的逻辑真的不太容易理解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刘瑾平常的生活都在皇宫中，再有钱也是奴才，他往哪花去？我们可以想象金银对他只是一种耀武扬威的心理满足，内心中越自卑、人格越低下，就越拼命用金钱来放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其实，作为“立皇帝”的刘瑾，只是站在朱厚照前面狐假虎威的那只狐狸，朱厚照一句不经意的醉话就要了刘瑾的老命，可见皇权是一切恶政的根源。史书中总是用最坏的词汇来形容弄权的太监，而故意忽视背后那只真正负有责任的“老虎”，中国士大夫们的“犬儒主义”使得他们只敢对着狐狸狂吠，而在一只病态的老虎面前低眉顺眼，这样的“气节”真是不有也罢。

明代集恶政之大成的太监是魏忠贤。魏忠贤结过婚，甚至还有一个女儿，他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才把自己阉割，入宫当了太监。刘瑾是看着朱厚照长大的，而魏忠贤是在朱由校登基后才接近皇帝乳母客氏，一步步爬上司礼监太监宝座上的。

明朝的习俗，太监和宫女之间可以结为名义上的夫妻，虽不能生儿育女，倒也能慰藉心灵的寂寞，客氏与魏忠贤就是这么一对。本来客氏与另一个太监魏朝要好，魏忠贤第三者插足，把客氏挖到手，他俩又合谋把客氏这位“前夫”打发出皇宫，途中又将其害死。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在一系列的争权夺利中魏忠贤平步青云，直至封为九千岁。

其实朱由校人并不坏，只是投错了胎，如果当木匠恐怕不亚于鲁班的成就，可惜偏偏要让他当皇帝。据记载，朱由校在庭院里模仿建造了一座乾清宫模型，惟妙惟肖，巧夺天工。于是就有了魏忠贤一去找朱由校，朱由校就和他祖先朱厚照一样喝道：

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

他恨不得别们都别来烦他，魏忠贤就成了挡在他前面的那只狐狸。魏忠贤最著名的事情就是和“东林党人”的斗争，他大肆迫害反对他的清流官员，因此在文人士大夫眼中，他的名声最臭。令人可笑的是，在他权力的顶峰，全国各地到处立他的“生祠”，祠堂是中国人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家庙，活着时就建庙纪念这种马屁拍得既荒唐又滑稽。

当时的明王朝在朱由校的爷爷万历皇帝朱翊钧几十年的罢工中早已千疮百孔，关外虎视眈眈的女真人努尔哈赤已经在沈阳建立了后金政权。魏忠贤就像赵高一样根本不顾及国家与民族的安危，为了个人利益继续腐蚀霉烂中的大明江山。不过无论刘瑾也好，魏忠贤也罢，他们的政治生命都很脆弱，始终不能像唐代太监那么嚣张，根本点还在于他们虽然控制了“东厂”这种特务机关，但军权始终不在他们手上。

宦官专权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皇帝本人年幼无力行使权力或长大后不喜欢政治主动放弃行使权力；二是宦官本人在皇帝身边多年，跟皇帝本人有非常亲近的感情。宦官依附性最强，身份和心态都注定他们只会拿着权力作威作福，不可能成为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远见的人。即使权倾朝野，宦官始终不可能出现像外戚王莽或杨坚那样的政治家。心理不健全的人是不可能产生超越权力和金钱的追求的，也许他们偶尔能掌控一下皇室，但他们永远掌控不了自己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