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朝内阁与清朝军机处

胡惟庸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宰相，他的冤案成了朱元璋消灭相权的借口。清代修的《明史》对胡惟庸记载不多，参考的都是明代官方文献，大多不实，只知道他是安徽定远人，元末参加红巾军，是跟随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他以谨慎和办事干练而深受朱元璋的赏识，成为明朝初年辅佐朱元璋的一位能臣。

元明清的政治乏善可陈，相权已经不复存在，胡惟庸成了千载博弈中的最后一位牺牲品。朱元璋干掉胡惟庸后彻底废除了宰相这个职位，他甚至给子孙下令永远不许恢复宰相制度，此后直接向六部发号施令，将君权与相权完全集于一身。朱元璋农民出身，不怕忙，他每日要平均批阅一百五十余件奏章，裁决四百多个案件，禁止别人染指权力，就只能把皇帝这份工作变成苦差。据说，朱元璋怕忘事，就把很多事情写张字条挂在身上，等处理完再摘下。

翰林学士创始于唐代，因为文章写得好而被政府授予这个职务，后来就帮助皇帝起草重要文件，于是兼做了皇帝秘书的工作。宋代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都是优秀文学人士，有点儿像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他们时不时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是皇帝身边的清客、顾问。宋代又设置了一些馆阁学士和殿学士，比如龙图阁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等，类似于政府的咨议或参议，属于荣誉型顾问。

朱元璋可以不要宰相，但不能不要秘书，虽然明初的人口只有六千余万，但光靠一人也忙活不过来。这个秘书机构就叫“内阁”，秘书的称呼就是皇宫内各殿阁的大学士，如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这些大学士品级不高，只有正五品，然而他们做的事情却是以前中书省所做的。大学士们在外延上报的每一件奏章上签注上自己的意见，还有对该事的分析以及应对方案，甚至连皇帝对外的诏令也一并拟好，皇帝就根据这些进行批示。时间一长，大学士就从皇帝那里分得了很大的权力，成了没有宰相之名的宰相。大学士中由一位德高望重者担任首席，称为“首辅”，这个人往往被看成宰相，但从法统上讲他仅仅是个秘书。

明代虽然只有皇权而没有了相权，却还遗留了唐宋时代的一些规矩，明代皇帝的命令只能发给六部尚书，由他们去执行，六部下属中设有给事中这么一个官职，虽然级别只有正七品，相当于一个县令，但事权极大，他拥有反驳皇帝命令的权力，可以把皇帝的上谕原封退回，拒绝执行。《明史·职官志》记载：

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属付部，驳正其违误。

宋代虽然台谏合流，但谏官的痕迹始终没有消泯，明代的给事中既能稽核检查六部，又能规谏皇帝，驳回圣旨。虽然一言不合，皇帝可以下令扒下官员的裤子打屁股，但给事中的设立毕竟让大臣有了一个对皇权说不的机会。正一品的相权没有了，仅剩下正五品的秘书和正七品的审核来辅助和制约着皇权的实施，士大夫们在皇权的淫威下苟延残喘。为什么明代的知识分子喜欢谈“心性”？因为已经没有现实的东西值得他们奋发了，人往往会在没落之中向自己的内心寻找生命的意义。

清代在明代无相权的基础上更确立了皇帝的绝对专制，物极必反，清朝在专制走向极端的时候也就预示了专制必会走向灭亡。清代帝王之中最有政治才干的是雍正皇帝胤禛，胤禛像朱元璋一样勤于政务，查清史档案资料，胤禛现存仅朱批奏折就达三万五千多件，总字数除以他执政十三年，平均每天批阅八千多字！当时都是使用毛笔一笔一画写上去的，即使用上今天的电脑，有多少人能做到在十三年中平均每天写八千多字？懒惰的人喜欢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做，最好都不来烦他，而勤快的人往往更愿意大权独揽，甚至对别人有着深刻的不信任。胤禛在朱元璋建立内阁的基础上成立军机处，扫清了内阁中遗留的对皇权的牵制，清代使得君臣关系演化成主人与奴才。

清代延续了明代的官制，除了加进一些满洲八旗遗传下来的职务外，把殿阁大学士升为正一品，虽然大学士不是宰相，但有此头衔也就拥有了宰相的品级。军机处的设立带有偶然性，1729年，即雍正七年，因为要对西北用兵，皇帝怕内阁人多嘴杂泄露军事机密，于是就在皇宫隆宗门内设立了一个临时办事机构——军机处，意思是办理紧急军务之用。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种，俗称“大军机”和“小军机”。(www.daowen.com)

军机大臣由皇帝在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遴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正式的官名叫“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不是什么正式的官。军机大臣没有定额，人数完全由皇帝根据情况定。军机章京初无定额，嘉庆年间开始定员并分派值班。军机章京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处的实质也等于皇帝的秘书班子，用顺手以后就成了常设机构，不仅一切机密大政都交给军机处，内阁反而成了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

为什么胤禛要用它代替内阁呢？因为军机处的临时性便于皇帝个人控制。军机处在权力上虽然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但在形式上却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就像某某领导小组，从始至终不像个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叫衙署，只称“值房”，顾名思义就是值班室。最高行政机关也就那么几间木板屋或瓦房，军机处没有专职的官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由内阁的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更无品级，他们的俸禄根据原官职发放，组成完全由皇帝任意安排。

由于军机处的秘密性，更便于贯彻皇帝的个人意志。以前所有给皇帝的上奏都要通过内阁，皇帝的圣旨也是由内阁票拟皇帝朱批后，交给六部尚书执行，六部给事中还能将圣旨原封不动退回，皇帝想干什么在朝廷上没有秘密可言，皇帝给地方官下旨也须通过六部。清代政府发布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无关紧要的一些例行公事，譬如皇帝要外出巡游某地啦，上坟、讲课、救灾啦等，以及中央政府官吏的任免发布和需要晓谕中外的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各朝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的军机处寄给受命令之人。

譬如给某省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是看不到的；或者要交给某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这个尚书，其他人也不知道具体内容。到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起来盖上“办理军机处”的大印。全国各级长官通过军机处这个媒介同皇帝发生关系，全国一切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唐宋时代的诏敕，也就是政府发布的命令，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明代虽然废除相权，但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的职权直接由皇帝兼任。只是宰相做错了工作须负责，皇帝工作做错了无人监督，可以不负责。除这一区别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一限制，军机处使清代行政都成了私下的秘密，这种专制比尚有制度可循的内阁制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秘密政治没有不黑暗的。

军机处的无制度性使得大臣失去了出谋划策的责任，军机大臣们只是承旨办事，让干嘛就干嘛，根本谈不上什么申诉权和驳回权。没有制度的安排使得皇帝可以随心所欲，既不必担心旨意被驳回，军机处人员更是牵在他手中的玩偶。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内阁大学士，按照身份还可以勉强称为国家大臣，军机大臣则只能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在中国古代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只有两种方式：禅让和世袭。因为君主的私心“禅让制”成了一种理想而难以在现实中普遍使用。中国人热衷于构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对政治制度不是没有思考，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中都强调民众的重要，关心民生的好坏，然而却想不出一个使老百姓参与政治的办法。人类凭空想象的能力有限，只能通过古代的一些实例来设计理想社会，这也是儒家总喜欢歌颂尧舜禹的禅让和他们对百姓的仁慈的原因。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让取得统治权的人加强自身修养，使其变成好人，从而善待百姓，上级与下级各安其分，以此使民众获得太平生活。

中国政治中最难进步的一点就是不知道如何制裁和监督上级，而上级绝不会自动成为好人，更不会在无后果状态中主动安分尽职。中国人的性格是聪明而精细的，小农的特点更是因循守旧，华夏文明虽产生了很多早熟的社会状况，在中国中央集权两千年的政治演变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很善于在政治的技术层面上设计并完善，而无意或者故意避开制度方面的改革。

西方人是粗犷的，航海的经历需要不断提出挑战，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有雅典的公民大会和罗马的元老院，他们不怕在吵吵闹闹中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人的“三权分置”与西方人的“三权分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念，就像一个房屋的设计，中国人将内部装修得非常华美，然而整座房子只有一根独木支撑，西方人内部可能只是些简单的装饰，却牢牢地把三根立柱支撑好。秦汉的政治制度来源于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更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理解了这些，对纠缠了两千余年的君权、相权的设计就能找到一条模糊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