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代劝谏文化的形成

民族精神和扩张能力发展到唐代达到最高点，从宋代开始逐渐衰落，军事力量的不振使得赵宋王朝的外交行动没有汉唐时期那么张扬，在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军事冲突中也往往扮演失败求和的角色，给后来人以积弱积贫的感觉。其实，军事能力的不足并不能完全阻碍民族的进步，宋代在文化、经济以及科学思想上都达到了顶峰，在世界范围内也完全可以睥睨群雄。史学家陈寅恪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是儒释道三种重要思想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时期，其哲学成就并不仅仅是程朱理学的产生，还包括道教的发展，以邵雍为代表的周易文化系列也得到很大发展。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都达到了后世难以超越的境界。科学上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都是在宋时得到应用。以瓷器为代表的各种手工艺品十分精致，工商业和自由贸易规模都相当可观，政府也无重农抑商的限制，甚至在四川还出现了近代货币的雏形“交子”。王安石变法中有使用现代金融手段给农民贷款解决农业问题的条例，可惜当时没有农业发展银行这么一个机构来执行，而且银行的工作官府不可能干好。

日本近代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宋是中国近代的开始阶段，一千年前，产生了很多现在才有的早熟文明，然而灿烂辉煌的文化却是中国进入暮年的标志。在一个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如果只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那么从皇帝到士大夫阶层自然就会弥漫着得过且过的偷安情绪，失去了积极进取的精神追求，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成为有宋以来三百余年的立国方针。

赵匡胤靠发动政变上台，他只想当稳这个皇帝，别一不留神被曾经拥立过自己的哥们儿干掉就行了，至于汉民族以后怎么办不是赵匡胤考虑的范畴。赵宋王朝保留了以前朝代的各种官职，又进行了改造。宋代的宰相是中书省的中书令，负责行政；单独成立枢密院负责军事，职权既好像汉代的太尉，又似乎是唐代的兵部；又成立三司使司负责财政，行使的实际上是户部的职权。军事和财政权从宰相手中剥夺，实际上加强了皇权。

唐代的官职分“散官”和“职事官”，散官只是个待遇，并没有实际的责任和权力，做事的是职事官。自汉代以后“三公”的位置就成为虚衔，隋唐官制中正一品的太尉、司徒、司空都是荣誉官衔，没有实权，真正的宰相是正三品的中书令、侍中还有从二品的尚书仆射，即使中书令和侍中也很少任命，往往是某部尚书加中书门下同平章事衔代理宰相职务。宋代乱七八糟的各种官职更是把人搞得晕头转向，每个官吏都有三个头衔，一个是官衔用来拿俸禄，领工资的；还有一个是职衔，如大学士、学士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头衔，没有实际权力；再一个是“差遣”，就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

唐代对相权的防范已经够严的了，到了宋代更是以张冠李戴来限制相权，中书省本来领导是中书令，但中书令只是名义，不能领导中书省，实际负责任的可能是尚书右仆射，他的官职是尚书省的副首长，受皇帝差遣兼任中书省的侍郎，在中书省发号施令代行中书令职权。其他的官员也都是这么混乱安排，干的活跟职务无关，全是临时性的，随时会被调走。宰相或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从威望到权力都势必大打折扣。宋代的台谏制度也做了改革，原来由宰相任命的谏官是专门规劝皇帝的，现改成由皇帝亲自任命，负责纠举百官的御史台与谏官合流，不再谏诤皇帝，而是专门与宰相为难了。宋代的中央集权和皇权都更为加强，然而与唐代相比，除了贞观之治以外，整个宋代的政治比唐代要清明得多，这不得不归结于宋朝的士大夫体系。

宋代的皇帝对待文人是最好的，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来：

首先，文官体制的确立，宋代政权的运转完全依赖于通过科举制上来的一批文官。赵匡胤与赵光义哥儿俩都是军人出身，历代篡权者都是首先控制了军队才因此掌握政权，他们对军人的防范之心远远大于文人书生，在他们眼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所以中国历史从宋代开始朝廷的军队改成文人带兵，军队的统帅是个文职的官员，军事将领只有领兵权而没有调兵权。草莽出身的岳飞，手中又握有重兵，受到猜忌是很正常的。(www.daowen.com)

宋代在防范武将的同时，也对皇帝的家族和后宫加强了管理，后妃、宦官以及外戚、宗室等都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文臣的地位和权力。文臣的工资待遇在历朝中属于比较高的。秦代以前是分封制，大臣们有采邑和封地，不发工资，秦以后官员成了流官，不再受封，因此就必须支付俸禄。秦汉的俸禄以粮食为主，唐代开始发放土地、实物和货币，这种土地面积很小，是用来耕种的，不是一县、一乡包含人口的那种大面积封地。

宋代俸禄很复杂，包括正俸、禄粟（粮食）、职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给券（差旅费）、厨料、薪炭等，还有布匹衣料甚至仆人的钱，宋朝的官员工资大多是银子。拿宋明来比较，宋代做个清官养一大家子人不仅没问题，还能拥有比较富裕的生活，但在明代海瑞这样的清官家里只有破烂的竹器做家具，帷帐和衣服也是粗布的，补了又补，只有母亲生日的时候才吃上一回肉。

赵匡胤曾给子孙们定下一个规矩：不杀士大夫。明末的学者王夫之曾经写道：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大意是：赵匡胤把对子孙的训示刻在石头上，锁在皇宫的后殿里，谁即位就要到这个殿里，跪在石头前读，这个戒令有三条，其中就有一条不得杀读书人。

宋代也是理学兴盛的时代，读书的士大夫们崇尚气节，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文官最高境界是死在对君王的劝谏上，武官的荣誉是战死沙场。举个例子，北宋名臣范仲淹曾经有过三次对太后、皇帝和宰相的劝谏和力争，结果都是被贬出京，第一次大家给他饯行，说他：“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第二次人们举杯敬他：“范君此行，愈为光耀！”第三次虽然政治形势极为严峻，仍然有人来送他，并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耀！”正是这种正义耿直的行为奠定了范仲淹北宋名臣的地位。

从宋代开始在士大夫中间形成了一种劝谏的文化，虽然冒犯君主就像摸老虎屁股一样危险，轻则丢官重则丧命，但正因为是一场极度危险的游戏，所以能得到读书人的一片喝彩。明代海瑞曾经给嘉靖皇帝朱厚熜上了一道劝谏奏章，他为此跟妻子诀别，还买了一口棺材，等着被判死刑。这种做法搞得朱厚熜虽然暴怒但没了脾气，如果杀海瑞反而成全了海瑞像比干的忠义之名，自己到落下类似商纣王的骂名。看着海瑞的奏折朱厚熜一个劲地嘟囔：“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士大夫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一座与君权抗衡的桥梁，让正义的人和事不因河流的阻隔而完全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