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杜断房谋”与“三权分置”

汉代宰相有“萧规曹随”的典故，唐代宰相也有“杜断房谋”的佳话。房玄龄与杜如晦都是打天下的功臣，一个善于谋划，另一个善于判断，两个人配合起来相得益彰，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被称为大唐贤相。

隋唐的政治体制来源于秦汉，却有着独特的创建，应该说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发展到顶峰的一个标志。中央官制简言之就是三省六部制。

唐代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设立三个机构共同执掌，这就是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省负责制定政策，替皇帝草拟诏书和敕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复奏，如果认为中书省所拟的诏敕中有失当之处，门下省有权驳回，要求重拟；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皇帝命令的颁发和执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就像现在的人事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户部就像现在的财政部，负责财政、国库、税收等；礼部负责贡举、祭祀、典礼等国家礼仪事务；兵部就像现在的国防部，负责军事；刑部就像现在的公检法，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工部就像现在的建设部，负责工程建设等。各部门呈上的重要奏章，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门下省认可后，方准送中书省呈交皇帝批阅；中书省如认为有不妥之处，可驳回修改。

中书省的首长叫中书令，正三品，副手为中书侍郎，还有骨干中书舍人若干。门下省的首长叫侍中，也是正三品，副手为门下侍郎，属官有左散骑常侍和左谏议大夫等。中书令和门下侍中都是二人制的，唐代中期改为正二品。尚书省最高领导是尚书令，正二品，副手为尚书左右仆射，从二品，各部尚书为正三品，六部下设二十四司，每部四个司，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三省首脑需要开会沟通时就在政事堂举行，主持会议的就是首席宰相，叫“执政事笔”，轮流坐庄并不固定。这种设置削弱了个人手中的相权，却通过集体加强了整个相权的分量，皇帝做任何事也都需要通过这一流程，说服一个人容易，说服一群人就难了。虽然隋唐时期并没改变君权与相权孰轻孰重的对比，但集体的相权不仅制约了权臣的出现，也对滥用的君权起到了有效的抗衡作用。

在三省六部制之外还有御史台和九寺、五监等辅助政府部门。唐代的台谏制度是很完善的一套防止统治者出错的体系，谏官属于中书和门下两省，散骑常侍和谏议大夫以及品级不高的补阙、拾遗等都是向皇帝劝谏的官员，中书为右，门下为左，所以就有了左谏议大夫、右谏议大夫和左拾遗、右拾遗等官职。

谏官隶属于宰相，位于皇帝和宰相之间，由宰相任命，职责是规劝皇帝，当皇帝与宰相意见不一致时，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谏官向皇帝直言按道理讲不应该受到处理，即使把皇帝惹毛了，丢了官也不可惜，反而获得敢说话的好声誉，以至于还能积累政治资本日后东山再起。御史台是监察机关，监督各级行政机构对国家政令的执行情况，同时对违反法律和纪律的官员进行纠举和弹劾，长官叫御史大夫，副手为御史中丞，下设三个部门，即台院、殿院和察院，包括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等职。(www.daowen.com)

九寺五监是政府的事务性部门，九寺来源于秦汉的九卿制。汉代九卿隶属于宰相，管的事情既像政府的政务官，又像皇帝的家务官，保留了中央集权之前封建制的官制特点。隋唐彻底把政府的政务和皇帝的家务分开，但唐朝仍然延续九卿的设置，只是变成了闲职或没有权力的事务性工作。九寺的长官叫卿，比如大理寺卿就是大理寺的最高领导，副手叫少卿。

五监包括：国子监，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主管教育的机构，有点儿像中央党校或教育部，长官为祭酒；少府监，掌管百工技巧诸务，也负责宫廷供应，长官就叫少府监；将作监，负责土木营造这些事情，隶属工部，长官也叫将作监；军器监，相当于兵工厂，隶属兵部，长官叫军器监；都水监，负责水务，有点像现在的水利部，也隶属工部，长官为都水使者。除此之外，还有宫廷服务性质的机构，如秘书、殿中、内侍三省以及隶属东宫太子的一类官职。

唐初名相迭出，和君主都能有良好的互动，跟这种政治制度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如果这套政治体系能和吕不韦主张的“虚君制”配合，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持续出现政治清明的景象。然而由于皇权与相权的失衡，任何政治体系运行的好坏与其能否延续，完全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意愿，因此“贞观之治”的政治结构既不是国家制度的合理决定，也不是因为是国家大法而不能随便变更，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再好的制度皆会因不符合下一任皇帝的秉性和利益而遭其抛弃。

第一个破坏三权分立的人就是武则天，相权必须为她当女皇的私欲所左右。武则天当政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任命宰相最多的时候，宰相多达七十多人，任职一年以上就算长的，有一大半被杀或被下狱、流放等，相权在酷吏政治的铁蹄下颤抖，哪里还有正常的政治生态！

狄仁杰这位以善于断案而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清官，在他当上宰相一年多就被武承嗣勾结来俊臣诬以谋反罪下狱。来俊臣诱供说：“只要承认谋反，就可以免死。”其他人因为知道承认谋反那还了得，肯定也活不成，因此都坚决不承认，只有狄仁杰痛痛快快立刻就承认了，来俊臣沾沾自喜，以为狄仁杰轻易就上了当，收监后只等行刑，对狄仁杰的监管就有所放松，狄仁杰趁此机会拆下被头书写冤情，夹在棉衣中委托狱卒带给家人，狄仁杰的儿子得到冤状立刻上告。武则天知道后亲自提问所谓谋反的大臣，问狄仁杰：“为什么承认谋反？”狄仁杰说：“我若不承认谋反，早死于酷刑了。”武则天又问：“为什么写‘谢死表’？”狄仁杰说：“不知。”武则天这才知道“谢死表”是酷吏伪造。一个清廉的宰相随随便便就可以性命不保，若非狄仁杰相当机智，恐怕连申冤的机会都没有，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相权已经成为奢谈。

第二个搞破坏的人就是李隆基。李隆基晚年沉溺于杨玉环的温柔乡中难以自拔，玄宗像他的谥号一样，玄得让人搞不明白他想干什么。既然已经不愿意过问政治，那就采取“虚君制”，发挥宰相的作用，用体制来形成制约，但他不放心放权给别人，于是他就需要一个俯首帖耳的李林甫像木偶一样摆在相位上，这样的角色只有小人愿意干，至于干不干得好李隆基并不在意。李隆基完全可以换一个做法，不相信宰相，可以禅让皇位给儿子，自己享受太上皇的清福，但李隆基却贪恋皇帝的权位，死也不肯让儿子登基。奸臣、宦官监军以及军阀藩镇都是在李隆基当政期间逐渐泛滥的，但对李隆基来说，只要皇权在手，就可以无视这些不断侵蚀唐王朝大厦的人，而在这些政治形态中不可能有正常的君权与相权。武则天和李隆基虽然不是庸主，但他们的为所欲为却毁掉了隋唐初期政治制度的设计，“安史之乱”后，政治更是一片黑暗，每个人都只能围着皇帝争权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