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相权与君权的博弈——胳膊拧大腿

君与臣的关系是中国历代政治的基础，其实君和臣的概念是相对的，上级则为君，下级就是臣。比如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国王在大夫面前是君，在周天子面前又是臣，并不一定皇帝才叫君。君与臣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否则今天你是君我是臣，明天你变成臣我又是你的君，角色的轻易变更使得人们很难保持某种身份的持续认同，建立在不确定人际关系上的伦理道德体系更无从谈起。所以自从郡县制以后，固定上级身份只有皇帝一人，其他的官吏可上可下随时变动，因此忠君就渐渐变成了皇帝一人独享。

但在民间，“君”仍然被当成一种对人的普遍尊称而一直保留下来，诸如“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臣就是宰相了，在封建分封制度下，各诸侯国和大夫采邑都自行其是，秦统一六国以前的宰相权力只局限在他所在的宫廷内部，很有限。但在中央集权建立以后，各地官吏统归皇帝和宰相任命及直接管理，皇帝与宰相之间的互动对整个国家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君权与相权就成了两千年政治生活的中心所在。

近代国学大师钱穆述及历代君权与相权时谈到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功能，他在《中国传统政治》一文中概括道：“要避免世袭皇帝之弊害，最好是采用虚君制，由一个副皇帝即宰相来代替皇帝负实际的职务及职责。明清两代则由皇帝来亲任宰相之职，只不负不称职之责。宰相负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综合的责任。”钱穆的设想是好的，但这种结论不完全符合史实，因为军队历来都是皇帝家族的私人部曲，所以中国的皇权从来没有虚过，而且不断地得到加强。

中国历史上在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位主张虚君制的秦国宰相与甘愿成为皇权的奴隶、主张举国体制为一人服务的宰相李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不愿给失败者太多的笔墨，因此在历史的一隅，这位主张虚君制的人静待后人的评判与研究，他就是嬴政的“仲父”吕不韦。(www.daowen.com)

虚君制是吕不韦提出来的，其主张就是君主无为，仅是作为象征。这种虚君制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还是在两千多年前提出来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个观念未能实施。《吕氏春秋·分职》如是说：

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

大意是说，君主处于超脱状态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百官也才能发挥出他们的能力，君主若事必躬亲反而会造成国家的衰弱和混乱。这真是一种很好的政权设计模式，君主不必世袭，君权与相权有一个合理的分割。吕不韦在嬴政亲政这一年公布《吕氏春秋》，是希望他的思想能由嬴政贯彻执行，然而事与愿违，嬴政在李斯的协助下继承了商鞅的思想，在法家治国的路线上越走越远。

从《吕氏春秋》这本书可以看出，吕不韦对秦国未来政治制度的设计是有思考的，他是个政治家，看到仅仅采纳法家主张的局限，所以兼采众家糅合成一条“吕氏路线”，然而这种精心安排的政治纲领却被他寄予厚望的嬴政轻易舍去，连试验都没有。商鞅最后的命运比吕不韦更惨，但他的政治主张却延续了下来，并开秦政治的先河。这些表面看是个人的悲剧，背后隐藏着整个民族的心理与性格。从吕不韦罢相开始，君权与相权博弈就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最纠结的一道难题，不断被政治家修正，中央集权的政治一直沿着强化君权、削弱相权的路子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