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如何看待帝王的功业

中国古人写历史，往往把一个部落的全部功劳记述在三皇五帝某一个人身上，民族史的框架等同于帝王的家族史，这种倾向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愈加明显。梁启超曾讲：

《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

中国的历史文献因为都需帝王钦定，所以拍马屁的成分特别多，比如蔡伦造纸或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史书偏偏要记功于那个时代的皇帝身上，这不仅荒谬，而且会严重误导人民的思维模式。举个例子，乾隆帝弘历曾恬不知耻地称自己为“十全老人”，他把自己统治时期发生的十场战争胜利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先不说这十场战争大多属于穷兵黩武，即使有功劳也不应算在弘历身上，因为他只是下了一道命令而已，仗并不是他打的，前线将士的智谋和血汗才是最应该被称道的。

中国人的史学分为两个时期，一个在辛亥革命以前，其代表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这是一个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时期，经常会把人民大众的功劳安在帝王们身上。另一个是中华民国以后，在现代西方史学的影响下，国人重新构筑自己的大众史学，但由于历史课本常常用来为宣传服务，因此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独立的大众史学，在对帝王的评价上带有浓厚的统治阶级个人意志。因为上述原因，对帝王功业的审视很难客观而公正。

帝王们就像历史中的浪花，浮在水面，轰轰烈烈的战争和历史事件也容易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因此很多人会为他们建立的所谓功业欢呼，认为帝王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历史进步的标志。人们喜欢所谓英雄式的人物，把他们当偶像来膜拜，因为没有亲身经历痛苦，并不在乎甚至还崇尚他们血腥与恐怖的统治方式。奥地利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说：(www.daowen.com)

人类是个充满幻想的动物，越是觉得自己卑微无能，越是把自己等同于所谓的伟大民族和强权领袖。

我并不否认很多帝王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我很想强调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著名帝王们，他们大多非常血腥，我们因为某种误导高估了这些人的历史价值。一个理性的民族不应该为暴君鼓掌，更不应该成为愚民思想的牺牲品。看问题有两种角度，一种是从大众出发的人道主义观点，强调平等，以己推人，关注并重视每一位民众的生命。另一种是只顾自己所谓的功业而漠视普通百姓的痛苦，甚至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伤口上。有些帝王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却是人类的罪人。梁启超说：

政治的治乱不过一时的冲动，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

如何认识人生带给我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何看待帝王将相，更要本着最基本的价值观。战国时期，有个叫景春的人对孟子说，像公孙衍和张仪这种人应该是大丈夫了吧，他们一愤怒诸侯就害怕，他们消停不生事天下就太平。孟子不屑道：这叫什么大丈夫？要让自己的心住在天下最广阔的居室里，就是能包容这个世界，立身于最正确的位置上，按照天道而行。得志的时候与老百姓共同分享，无人理解便独自坚持自己正确的原则。富贵不会骄奢淫逸，贫穷和卑贱也不让自己改变操守，受到威胁和武力更不能使意志屈服，这才算大丈夫！在孟子眼里，那些帝王功臣所谓的大丈夫是如此不堪，他在教导我们应树立更高的价值观，要有真正的“大丈夫”精神。

史学观应建立在人生观的基础上，评述历史如同评述人生一样，是要有价值观的，以帝王为中心的史观，是让人民成为木偶供帝王们驱使；而大众史观则是把平民百姓的生活、进步以及福祉当成最重要的历史标志，这两种观点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需要对过去某些不知情的历史产生怀疑，不要说什么就信什么，对事实能辩证地去看，才能促使我们的文化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