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广大头症患得不轻

柏杨在评价杨广时，用了“大头症”这个比喻，这是个民间俗语，意思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所发作的肤浅和强烈的炫耀狂。其实这个解释还不足以概括杨广，大头症还有精神恍惚、人格分裂、虐待狂以及疯狂而不可理喻等诸多意思。杨广一生的所作所为常常达到极端，让历史学家难以按正常逻辑评述。以他老爹的死为人生分界线，他前后判若两人。杨坚死之前，杨广礼贤下士、好学不倦、节俭朴实的为人处世感动了很多人，几乎成为贵族子弟中的完人，贤名直追篡位前的王莽，经常把他老爸老妈感动得以为他们生了半个麒麟儿出来。可当他父母去世后，杨广刚愎自用、声色犬马、奢侈无度、好大喜功，达到了整个国家无法承受的地步。

这种分裂的人格说明了无限权力对人性的戕害，要么当奴才压抑自己，要么掌权后为所欲为。杨广是个有才华的人，不仅诗词歌赋写得好，他带兵南下灭陈、平定江南的叛乱，以及用兵西北都取得了胜利，在战争指挥上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因此他的暴虐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外表一副凛然正义的面孔，实际上与石虎、朱温这种粗俗暴君的本质是一样的，他这种人有演戏的天赋，欺骗性很强，对百姓的伤害更大。

杨广希望人们称颂他的“功业”主要有五件。

统一中国

终其一生，杨广参加并决策过的战争一共有六次，第一次是奉父命进攻南朝的陈国，这是一场统一战争，是维护隋王朝所必须的。当时他只有二十岁，完全按照杨坚的命令行事。这场仗并不是他的决策，具体执行者有韩擒虎、贺若弼、宇文述、杨素等将领，在皇帝老爹的注目之下，他的表现中规中矩。诸如军纪严明、不动陈朝的府库财物，处事皆有分寸。之后因为江南叛乱不断，他被派驻扬州十年，也能安抚民心。可以看到只要权力在制约下，杨广是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务的，他的能力也才能得到发挥。

西北开疆扩土

他当了皇帝以后西征吐谷浑。吐谷浑本是辽东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西晋末年首领吐谷浑率领本部落西迁到枹罕（今甘肃临夏）一带。东晋十六国时期，经过扩张逐渐吞并了青海、甘肃南部、四川西北的羌人和氐人的部落，并在这一带建立起国家，以最早首领的名字命名。杨广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出动大军几十万西征青海，吐谷浑全民族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万人，很快隋军便擒杀三千多人，俘虏男女四千余人，经过几次攻击，吐谷浑不得不投降了。

杨广下令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个郡县，这里属于游牧民族地广人稀的地方，不仅不适合建立郡县，且中原的统治鞭长莫及，很难用流动的文官来管理这些剽悍的部族人。史实也证明了这点，隋末天下大乱之后，吐谷浑很快就复了国，唐代继续延续杨坚和亲的政策，恩威并用保持边界稳定。

征服吐谷浑后，杨广选择了翻越祁连山进军河西走廊的张掖，这是条海拔三千多米的大漠山路。杨广喜欢炫耀，所以百官、后宫妃嫔全都跟随，这下好了，几十万大军没战死几人，却冻死了一大半，百官几乎全部失散，可以想象这么老远，路途如此艰辛，维持后勤的费用就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天文数字。杨广到达张掖后，西域各国的国王和使臣因为害怕，纷纷前来朝见，满足他的自大狂症状，他为了显摆自己的功劳，居然办了一个奢华的古代博览会。

三次东征高句丽

杨广像嬴政和刘彻一样是个好动的人，公元607年，他刚当上皇帝没多久，就带着文武百官和五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到北方召见东突厥的可汗启民。古语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五十万人马仅是调动一下花的钱就不是一个小数，而此时并没有战争等紧急情况，这仅仅是为了一个人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启民可汗是他父亲杨坚有意培养的亲隋力量，这次隆重的招待让杨广的自尊心得到很大满足，无意间他看见了站在旁边的高句丽使节，杨广大概还不过瘾，吩咐这个使节让高句丽王四年后到涿郡（今北京）来朝见。然而，当杨广真的前往涿郡后，高句丽王高元却并没有应召而来，把自己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杨广大为光火，下令讨伐高句丽，这场关系到无数人生命的战争起因竟然如此荒唐。

专制社会中，人民的生命财产远没有君王的面子重要。公元612年，在涿郡集中了全国一百一十三万兵力后，杨广御驾亲征，他为了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居然命令手下将领们一切决定必须由他做出，这明显是违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准则。在杨广的羁绊下，战争的起因荒唐，战争的场面更加荒唐。

前线将领攻打辽东（今辽宁辽阳），高句丽守军三次举白旗投降，因为将领们不敢做主，只好紧急请示，最高指示回来后，守军又把缺口堵上，继续顽抗，一座孤城就这样久攻不下。当另一支军队进军失败后，隋军只好被迫撤退，一下就损失了三十万人。

第一次东征因为军令仓促，为了准备这场战争，工匠昼夜加工，死亡过半；运粮农夫被官府催逼，成千上万的人倒毙途中，尸体横在路边无人收葬。此时的百姓，已经到了起义的边缘。第二年，杨广继续东征，这时候大隋朝的后院开始起火，隋朝重臣杨素的儿子杨玄感督运军粮之时在黎阳发动兵变，迫使杨广回军平叛。第三年，杨广又要第三次东征，这时翟让率兵攻克了郑州、商丘一带的郡县，瓦岗寨农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但杨广一意孤行。高句丽国王想和用求避免战争，但因为害怕而仍然不肯朝见，不依不饶的杨广准备第四次东征。(www.daowen.com)

如此不顾及国家安危，为了面子不见棺材不落泪，非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种独裁者的行为有时候真让普通人难以理解。其实，权力同样是把双刃剑，能成人也能害人，当权力拥有者不知慎用，运用到极致时，大家只能三缄其口，专制制度有时候也会把专制者变成傻子。

但这次杨广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从山西避暑后去涿郡的路上，遇上了始毕可汗十几万突厥大军发动的突然袭击。这位新可汗就是当年对他毕恭毕敬的启民可汗的儿子，杨广被团团包围在雁门郡（今山西代县）。此时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最高统治者内心的脆弱，他整天抱着幼子哭泣，直到将领们提醒他要激励军心和利用嫁给启民可汗的隋朝公主。高高在上的人往往色厉内荏，他们喜欢被人仰视，于是就被很多寻找利益的人吹捧，是一群抬轿子的人把他们架在半空。如果真的把这些人放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他们丑态百出比任何人都厉害，因为他们并没有普通人遇到问题时的淡然心态。更为可笑的是，杨广刚脱险，就对重赏将士的承诺全都不认账了，还贬斥出谋划策的大臣，其所作所为就是个白眼狼。

修建东都洛阳和大运河

杨广为了自己的享乐重建了一座都城，开挖了一条贯通南北的河流，为修洛阳征调民夫二百余万人，又为开渠强征民夫一百余万人。嬴政修阿房宫和骊山陵墓的人加起来不过七十万，修筑长城和戍边的人五十万，杨广动辄就上百万，这还不包括他的用兵。《资治通鉴》记载：

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

新城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仅用一年就建成了。有些人据此以为专制制度可以带来某种效率，这就像用一百个人做一个人的事，当然快了。然而，劳动者为统治者个人服务可以不计成本，统治者却不顾百姓生命财产，这不是效率而是野蛮。

杨广开挖大运河的初衷绝不是为民兴修水利，虽然日后这条人工河流起到了水路运输动脉的功能，但他是为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方便。大运河的修建分两段，从江南到洛阳这段是为了杨广出游江都，而从今天的河南到北京这一段，是为了讨伐高句丽的军事需要。沿着运河他建了四十多座皇宫，宫殿、龙舟豪华得就像天界，伺候他的美女超过十五万人，皇帝的生活与他的事业一样变成了闹剧。

杨广出游是件极为热闹的事，皇家使用的龙舟就有几千艘，不用船桨，全部由纤夫来拉。骁果是禁卫军，负责保卫皇上的安全，他们乘坐的军舰也有几千艘，也不许划桨，只能军士自己拉纤。上万艘船浩浩荡荡，首尾可以衔接一百多公里，两岸骑兵护卫，旌旗招展、锣鼓喧天，随从人员都在几十万人。地方官为了自己的升迁，拼命讨好这支蝗虫大军，饮食供应极尽精美，老百姓的死活是不放在这批官员眼里的。杨广每次出游都会使国库空虚，他当政仅仅十几年，百姓不仅十室十空，连饭也吃不上了，铤而走险已经是唯一的选择，为了自私的目的而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真是比直接食人还要狠毒啊！当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城池已经落入叛乱者手里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干着从洛阳下江都的无聊事，劝谏官员皆被斩首。

开科举考试之先河

就像春秋战国的思想与文化给了秦汉以巨大的滋养，于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动荡中所孕育的新思想与新科技，使统一后的隋朝在制度建设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创新，这些措施很多都由唐朝及其以后的朝代所继承。这是历史发展的整体效应，而并非一个人的所谓功绩。隋代科举考试的创立对中国隋唐以后的官僚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因为士家大族在南北朝时期因为政治斗争而大量被灭门，很多家族逐渐没落，杨坚统一中国后亦不必受这种家族势力的左右，对各州郡推荐的人才可以通过考试选择录用。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过程，最早的考试只有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两科，对品德和才干进行考核。

杨广诗词歌赋的水平确实不错，于是他热衷于文学的考试，专门设置进士科，实际上是炫耀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特长。只是后来品德和才干的标准不好出统一的考题去衡量，也没法用一场定胜负的方式考核，科举就逐渐演变成以文学见长的考试了，直至明清将考试范围固定在狭隘而僵化的八股范文上。

杨广的进士科考试是一次胡闹的歪打正着，其对历史的作用恐怕他连做梦也想不到。科举制有利于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也给了贫穷但有能力的人以从政的希望，统治阶级通过吸收新鲜血液来保证整个集团的活力。但科举考试对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发展却构成了严重打击，文章写作成了进身之阶，当官成了一流人才的唯一目标，一切围绕统治阶级服务。自由的思想、独特的科技创造都失去了发展的空间和社会环境，对待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我们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

杨广是所有帝王的放大版，他太想建立丰功伟业了，急功近利到还没做事就想听到赞歌，这大概是统治者的通病。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极其看好，既想成为受万民景仰的千古一帝，又想享尽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欲望交织在一起，太多、太贪婪，这使我们想起一个词“自私”，最高统治者事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是不可能得到他想要的成就的。这也是儒家哲学首先讲修身的主要原因之一，统治者没有德行是很难治理好一个国家的，要别人赞美首先需牺牲自我。郭沫若说孔子的仁就是，“牺牲自己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偏偏中国的统治者们喜欢耍小聪明，总想在厚黑学里得大便宜，小聪明会让人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放在历史长河中就显得十分愚蠢了。杨广使用民力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他的“功业”是建立在牺牲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于是就验证了一句历史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既可以是养育你的河流，又可以是倾覆你的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