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安石的变法死局

王氏家族大概是改革家的摇篮，又是一个姓王的，开启了另一次重要的社会改革。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人，乃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个才华横溢的儒家学者，人品很高尚。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他是一个不为美色所动的君子：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一个貌美的少妇正在家里，于是他问她的来历。那女子说她是个低级军官的妻子，因为丈夫押运军火的船沉了，被判罪入狱，家产罚没后还差一些钱才能赎罪，她只好卖身来还债。王安石听后立刻把她送了回去，买她的钱就当白送。原来，这王安石的夫人吴氏看到其他达官贵人都三妻四妾，只有丈夫清高自守，就想会不会是不好意思，悄悄给他买一个试试。当时王安石正值壮年，事业有成，他的清廉自律更说明了一种难得的品德。

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王荆公》慨叹：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说自尧舜禹以来只有王安石可以称为完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不坐轿子、不纳妾的宰相，死后没有任何遗产留给子孙，就连那些政敌都非常敬佩他的节俭与博学。北宋中期的变法就是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开始启动的。

北宋政权开国伊始就内忧外患不断，建都开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赵匡胤虽屡次想定都洛阳，因为粮食运输问题只好作罢，皇陵选在河南省巩义市，恰好在洛阳与开封之间，就是为了以后迁都考虑。开封是黄河边的城市，无险可守，为了维持统治必须常年供养一支庞大的首都卫戍部队，加之契丹、党项人、吐蕃和大理等国的边境战争，故军费开支巨大。北宋的文官体制承袭前代，不加删改，职务体系庞杂，任用时又常常张冠李戴，造成大量的冗员，所以到神宗时期北宋财政体系已经不堪重负，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悬殊在王朝的末期逐渐积累成尖锐的社会矛盾，政治腐败的速度就像一辆失控的高速列车，官员们根本不在乎这列火车会撞上什么。

王安石遇到了如同王莽一样的死局。王莽改制失败的结果，使得统治阶层失去了改造社会的勇气，得过且过虽然容易，但当局面恶化到过不去时，仍然会产生王安石这样敢于担当的官员，以及意图振作改变的年轻皇帝赵顼。统治阶层并非铁板一块，意识和利益的不同都会造成士大夫集团的分裂。其实北宋需要改革并非王安石的发明，仁宗年间的政府财政已经吃不消了，所以赵祯起用范仲淹等人实行“庆历新政”，只是这次变法规模比较小。赵祯虽然为人宽厚，但政治上庸懦无能，也无改革的决心，遇到官僚集团其他大臣的反对立刻就作罢。“庆历新政”如同王安石变法的前奏曲，说明很多人已经看出北宋的政治经济不改不行了。

宋神宗赵顼是变法的主要推动力量，他刚一上台就询问王安石治国之道。于是在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在王莽改制整整一千年之后，王安石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王安石的指导思想是：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这是一次机构改革，先设立统筹全局的改革指导机构，有点儿像今天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或国家计划委员会加财政部。原来负责国家财政事务的三司（度支司、户部司、盐铁司）都隶属于它，开始建立财政的预算制度，禁止挪用和贪污公款，这套制度每年居然为国家节约百分之四十的开支。

颁布“均输法”

各行政区划向中央政府缴纳的粮食改成货币，免去了运输的困难。在首都设立专用仓库，丰年多存，歉年可以免除缴纳。这个方法早在西汉桑弘羊就用过，唐代各郡还设立均输官，目的是“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减轻百姓的负担。

颁布“青苗法”

中国有句成语“青黄不接”，意思是农民存粮用尽，新粮还未熟的时期，这个时候农民最苦，青苗法就针对这个而来。王安石设计的是政策性金融服务，地方政府以储存的粮食为本钱，贷给农民生活费，到秋收后本金加利息一起归还，避免民间放贷资本的高利盘剥。因为担保这笔贷款的是还在田里的青苗，故这项改革称为青苗法，这想法无疑是好的，就像今天的用金融手段服务于农业经济。然而现代金融必须建立在资本的充分流通和完善的货币信用体系上，这些在当时都不具备，而且政府本身无法承担金融机构的职责，一旦执行起来必然变样。在政府不问青红皂白的推行中，农民利益反而受损，惠民变成扰民，因此这项改革措施成为王安石变法中争议最大者。

“方田均税法”

重新丈量土地，将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根据这个来收税。北宋中晚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豪强地主们隐瞒土地的数量逃避国家税收，这项政策无疑是针对这个的，遭到地主阶级反对就很自然了。

“市易法”

王安石成立了一个机构“市易务”，作为市场管理部门，低价进高价出，平抑物价，保护民生。这个“市易务”管的事儿还不少，兼营银行抵押贷款业务，将钱贷给小商小贩们做买卖的流动资金。

“免役法”

成年男子一视同仁都要给国家服役，但可以申请交钱免役，由政府代为雇人。

“裁兵法”与“将兵法”

改变服役制度，加强训练和淘汰老弱残兵，改变北宋初期为防止军人叛变而没完没了的轮调等。

“军器监法”(www.daowen.com)

这有点儿像设立总装备部，负责军火工业和军队装备的现代化。

“保甲法”

这与北魏的“三长制”相近，就是建立农村基层组织，规定十户家庭组成一个“保”，五十户为一个“大保”，五百户叫“都保”，负责纠察地方治安。一家若有两个青年男子，其中之一要接受军事训练，就像现在的预备役军人。

“三舍法”与“贡举法”

所谓三舍是指：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在太学上学的学生，学得好的直接任命，一般的参加考试给予机会，下等生连考试都不能参加。贡举法改革科举考试方式，强调选拔对国家行政有用的人才，而不仅仅是诗词歌赋写得好。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王莽改制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时间过去一千年了，问题还在那里，社会没有丝毫的进步。对于土地来讲，王安石回避了平均地权的问题，他只是强调了一个征税的平等，而不敢触动土地所有权。即使如此，已经让地主阶级和士大夫们受不了了。在官场提拔中曾经推荐过王安石的宰相文彦博，与宋神宗赵顼有一次对新法的讨论。

赵顼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这无疑说出了本质，百姓的利益重要还是官僚们的利益重要？其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士大夫们如果过于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百姓痛苦，这条船是否还能驶得长久真就很难说了。

支持王安石新法的人寥寥无几，提反对意见的大臣倒是占了多数。在后来的新党与旧党之争中，新党人员大多是政治投机的小人，如吕惠卿、蔡京等，正直的大臣几乎都在旧党中间。如果说是因为改革触动了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满朝反对，反对者为何大多是清廉刚正之人？

翰林学士范镇五次上疏反对王安石变法。据史书记载，范镇清白坦荡，待人诚恳，恭俭慎默，从不褒贬评论他人。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对皇帝说，王安石想尽办法搜刮民财，不是安民之道。范纯仁有其父之风，待人平易忠恕，况且他父亲还是“庆历新政”的主持者。旧党领袖司马光曾是王安石的好朋友，给王安石连续写了三封长信，极力想说服王安石不要改革。其为人与王安石一样清廉，史书说他谦恭仁厚、刚正不阿。苏轼更是一个颇具风骨的国士，如果说他是因为损失了两亩地而跟王安石不合，那么在他后来夹在新旧两党中间屡遭贬谪之时，他稍稍逢迎一下，所得利益就远不止这些可他依然坚定地持反对意见。逻辑不通，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返回身来看一看，如果王安石变法真的救国救民，司马光他们为什么官也不当、宁可朋友反目也非要誓死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司马光、范纯仁等人非常清楚北宋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困窘局面，他们只是不同意王安石的很多做法，因为这些做法确实存在缺陷。我们从王莽与王安石改革中就可以看到，社会制度的一些死局难以打破，若不能破解这些死局，无论改革政策多么超前都会无功而返。

平均地权与土地私有制的矛盾

在土地私有化的前提下做到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平均，这是一条悖论，王莽用西周“井田制”来做模板试图解决，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王安石没敢碰这个根本问题，他只想增加国家财政，农业社会的财税根植于土地，他只要收税就会与土地兼并过重产生矛盾，这是迈不过去的坎儿。

工商业改造的误区

很多人总认为豪强大户做大产业后就会垄断该行业，贫富分化，形成过度的盘剥，所以政府要出面，一个是平抑物价，一个是重要经济命脉由国家专营。殊不知，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只无形的手，只要限制囤积居奇，物价就不会乱涨，政府插手必然加上官府利益，只会越管越乱。国有本来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国家掌握主要经济，形成的资本积累属于大家，但官商合一的局面一旦出现，不仅垄断会加剧，财富更是以几何级数向官府和主管官员的口袋里积聚。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大搞政府经济，以国家名义聚财供以刘彻为代表的官僚集团挥霍，百姓穷困，造成人口锐减，一直作为与民争利的恶政而为史家不齿。工商业是需要改造，但王莽和王安石并不知道应该往哪改。

金融设计没有操作的现实基础

王莽和王安石看到借贷资本的增殖性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王安石甚至期冀：“不加税而国用足。”但他们却不知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以及银行这种机构，再好的想法也是枉然。他们以为政府是万能的，官员可以替代银行职员，结果是农民不仅没有享受到国家金融支持的好处，反而给了官府贪财的机会。

再好的政策贯彻不下去也是枉然

这里包括：谁来执行？执行的过程能否公正？谁来反馈执行情况？谁来监督执行的好坏？

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

（吕思勉《中国政治史》）

王莽以皇帝之威，亲自督率，然而各地实行起来全走了样。王安石的决心极大，为此不惜牺牲反对变法的朋友而任用支持自己的小人；赵顼的支持力度也很坚定，面对满朝文武的攻击，他没有干扰王安石的决策。但在实行过程中，给人民的好处徒有其名，骚扰与弊端却被官员们越弄越大。庞大帝国找不到可以整齐划一去设计的方案，皇权专制对上负责的定律更使改革无法与民众贴近，王安石如果把他的改革放到一州里，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可能会好一些，政治体制提供不了对改革全方位的支持。

王安石的改革远不如王莽彻底，可以看出来王莽是想改造社会而王安石只是在修补。即使如此，王安石晚年心灰意冷，他坚决地辞去宰相职位，隐居南京观望，此时他刚刚五十五岁，正是人生最应该做事的年龄。后世对他的评价也像王莽一样众说纷纭，清代以前的官方史学对他持否定看法，近代从梁启超起开始肯定他变法的主张，有人甚至拿王安石的一些政策与现代社会相比较，这种比较只可一笑了之，因为一千年前的法令实施环境与今天的商品社会基本不具有可比性。我们不能以现代科技发展和民主社会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古人的政治选择，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了，对于北宋社会来讲没有一项新法产生效验，除了朝廷内部新旧党之间的相互斗气和倾轧。汉族建立的政治体制没有办法通过社会改革实现自我救赎，只能静等周边民族野蛮的力量蹂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