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魏孝文帝改革，急功近利

鲜卑起源于东北的游牧民族。20世纪80年代，科考学者在大兴安岭北麓发现了一个洞，命名为“嘎仙洞”，在洞内石壁上有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代替自己祭祀祖先所刻的祝文，据专家考证这就是鲜卑族拓跋氏的祖庙。长城以北历来都是属于游牧与渔猎民族的发源地和聚居区，先后产生了匈奴、鲜卑、高句丽、女真、契丹、突厥、党项、蒙古等民族，他们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在与汉族几千年的争斗中逐渐走向融合。很多民族已经消失了，但其基因保留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

鲜卑人的兴起得益于东汉大将军窦宪对北匈奴的战争，北匈奴在东汉以及南匈奴与鲜卑人的共同打击下，势力急剧衰弱，使得他们不得不拖儿带女远走欧洲。漠北出现真空，鲜卑人趁机占据，还并入北匈奴留在当地的十余万户人口，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鲜卑人在中国的北方总共建立过九个政权，拓跋部的北魏是最强大的一个政权，形成逐渐统一北方的态势，这一时期称为“五胡十六国”。

鲜卑拓跋部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虽然只活了三十八岁，晚年还精神失常，魏国却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拓跋珪经过多年的征讨，终于在内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古地名为“代”这个地方开创了一个国家，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完成北方统一的帝王是太武帝拓跋焘，鲜卑贵族在北方士族大户的支持下，利用骑兵的优势先后灭掉夏国、北燕、北凉等政权，降伏了柔然、鄯善、吐谷浑、山胡等国家。

北魏的皇帝年纪轻轻不是病死就是被杀，因此本来应该一代人完成的使命拖了五六代。拓跋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它就必须接受从强盗集团向文治集团的转变。汉族文化远高于周边游牧民族，各民族如果想和平相处，汉化就成为维持统治的必经之路。在这一点上，鲜卑贵族曾做过激烈的反抗。崔浩这个帮助北魏统一北方的第一功臣，因为表现出了汉族士大夫的优越性，结果被拓跋焘虐杀灭族。然而当鲜卑人与汉人混居，且以征服者姿态榨取其他民族的财产供自己享乐时，汉族骄奢淫逸的一套东西却很快就会被他们学去，想阻止是不可能的。毕竟兽皮不如丝绸舒服，亭台楼阁里左拥右抱要比严寒草原上啃干肉更诱人。

孝文帝元宏的变法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一次鲜卑人融入汉民族的移风易俗。关于均田令、三长制和班俸禄等社会改革的策划和决策是在公元485年，出于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和北魏重要的政治家李冲。史书上常常把这次改革记在元宏的名下，实际是有偏颇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在强盛后都需要一次文化整合，也要针对被征服的多民族国家制定典章规范。元宏进行的变法是继续他祖先没有完成的工作，具体来讲包括三部分。

迁都洛阳

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临近内蒙古草原，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交界之处，它不是汉族文化中心。洛阳则一直是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不在汉文化中心地带建都，很难得到汉族豪强的认可。

全盘汉化

包括语言、衣装、文字、名称、风俗等方面。另外他实行班俸禄，就是给官吏们发工资，这是鲜卑贵族从劫掠集团向官僚集团转化的重要标志。以前官吏们靠对所辖地直接盘剥而生存，如今有了收入就不准再当合法强盗，对建立吏治是有好处的。(www.daowen.com)

解决民生的“均田令”和建立地方政权体制的“立三长”

如果说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之时的改变只是一种对外界的被动适应，那么在这套政令中则体现出元宏对社会的主动改革。所谓“三长制”就是：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直属州郡衙门，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就是替政府征税），征发兵役与徭役。这就像今天的街道办事处或乡村政府，三长制奠定了隋唐以后的乡里体制。北魏前期实行的是宗主督护制，豪强大族是地方政权的主体，三长制建立以后，政府直接管理户口和人民，这是实施均田令的基础。均田制很简单，把政府控制的土地按一定数量分给农民，然后制定新的租调制，由农民向国家交税和服劳役。种植谷物的露田等本人老死后要交还政府，再重新分配，保证耕者有其田，只有桑田可以传承。

公元485年颁布的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解决民生与国家财政问题的经典案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可以将这次土地改革与王莽的“王田制”做个对比：

第一，王莽分配的土地不是属于国家的，他首先要把别人的没收过来，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这个没收政策必然引起有产者的激烈反对。而北魏的土地属于国家，一开始不会引起大矛盾。

第二，王莽机械地按照井田制的要求，每户八个男丁九百亩，多退少补。北魏按人口，男人每人四十亩露田，女人每人二十亩露田，桑田若干，而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亩数可以浮动，受田者甚至可以请求离开土地少的地方到土地多的地方，很灵活，也给官僚机构一定的权限。上述情况应该是王莽土地改革后来流于表面文章，而均田令却能贯彻下去的主要原因。

均田一直是中国农民心中的梦想，土地私有化必然造成不断的兼并，如果土地资源过分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无论对民生还是国家财政都会构成巨大的威胁，而这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起因。因此每个王朝的开始阶段，统治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搞一次均田。北魏的法令成为日后各朝代的摹本。农业社会的根本在土地，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我们看到王莽的仿古失败了，均田令修修补补不彻底，于是只好用朝代崩溃，野蛮再分配的方式来做重新调整。

北魏改革价值的核心在均田令与三长制上，对汉朝灭亡以后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进行重新整合，这个承上启下的法令虽没有把好处带给自己，却为隋唐的繁华打下了基础。唐代经济上采用的“租庸调制”，就是在均田令的基础上实施的。所谓租庸调就是：每个劳动力每年要向国家缴纳粟二石，这个叫作“租”；缴纳绢二丈和绵三两或者二丈五的布匹加上三斤麻，这个叫作“调”；每年给国家干二十天的活，古代称为服徭役，这个就叫作“庸”。当然可以用多交租或调来抵消庸，国家多征用徭役，就会免除当年的租调，而遇到天灾收成不好时，政府也会根据情况适当免除全部或部分租庸调等。

元宏于公元489年亲政，虽然他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但在迁都与全盘汉化的政策上太急功近利，导致鲜卑贵族分裂。且元宏也有王莽“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的毛病，喜欢儒家复古的路子。史家认为，元宏使得鲜卑贵族没能学会汉族的优点，反而先让自己腐败下去，这是令所有社会改革者深思的，因为对于北魏王朝来说这个改革不仅失败了，还加速了鲜卑贵族集团的垮台。其实朝廷推动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不可避免，政策需要注意把握分寸，很可惜元宏没能谨慎地实施政治改革家李冲的设计，不然，受益者应该是北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