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从来没有做到过真正公平。在生前，王莽被舆论捧上了天，作为优秀的贵族子弟，成为官僚集团乃至整个儒学界的楷模。在死后，因为王莽曾篡过汉朝皇帝的位，又沦为奸臣代表，骂声两千年不绝于耳。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人，虽然出身于显赫的外戚之家，但因为父亲王曼早死，所以他在亲戚中间始终处于相对贫弱的地位。《汉书·王莽传》记载：

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大意是：王莽的堂表兄弟们都是将军和王侯的儿子，声色犬马，奢侈无度，只有王莽因为孤儿寡母的贫穷家境而与他们完全不同，谦虚、节俭、温良、恭让。拜沛郡陈参为师，接《礼经》的教诲，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穿的衣服和用的被褥就像一个学生。

显赫家族的出身使王莽能受到朝廷的重视，他的家庭状况更促使他发奋读书，在贵族子弟中出类拔萃。王莽人生的选择是合乎逻辑的。白居易有首诗写道：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认为王莽是个伪君子。但一个人伪装一时容易，伪装一世就难了，即使是演戏演了一辈子，恐怕他也会把自己当成戏里的角色，本人什么样早已经忘掉了。

王莽不仅没有在大权独揽之后傲慢骄横，当上大司马后行为却更加恭俭，他聘请优秀人才帮助管理国家，自己的工资收入都用来资助士人。儿子王获杀死一名仆人，他下令让儿子自杀抵罪。在当时家奴的生杀大权取决于主人，贵族公子在外杀人都不见得获刑，更别说只是家里的奴仆。作假到这么公正廉明的地步恐怕也不容易，毕竟死的是他儿子。王莽当过皇帝，在皇帝的宝座上也没有像杨广一样登基前后判若两人，伪君子说似乎也不成立。况且篡位也并不见得是不好的事，为了改革当然要先取得最高权力，这样的政治安排无可厚非。

西汉政权在武帝末年就已濒临灭亡，在刘彻的残暴统治下，国库民财皆已耗空。山东是朝廷盘剥的中心，此时已像个火山口，民众的叛乱一直在酝酿。刘彻死后，因昭帝刘弗陵年幼，霍光秉政期间不再大规模透支民力。刘弗陵死后又出了个布衣皇帝刘询，他是武帝废黜的太子刘据流落民间的孙子，童年受过牢狱之灾，因为知道并且能顾及百姓的疾苦，所以他的统治在历史上号称“宣帝中兴”。这个时候的汉政权虽被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但毕竟已千疮百孔，武帝刘彻的政策只图一时，后继君主无法延续。因此，无论统治者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对西汉政体进行修补。

秦和汉是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时期，离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尚不太遥远，这个时期的统治集团还保持着政治革新的朝气。这从两方面都可以看出来：在君主方面来说，嬴政到刘彻都敢于使用全新的政策；在大臣这方面，青年干部贾谊一上来就直接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废弃秦朝的礼仪、制定新的典章制度、兴儒家礼乐、改变历法与服色、改变官署与官员名称、移风易俗，等等。这时候的政治家们认为社会还是可以用人力控制的，不合理的现象都可以用人力去改变。

最有趣的是汉昭帝时期有一个儒家学者叫眭弘，不知道从哪听说泰山有块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上林苑”（就是皇家狩猎场）一棵枯柳发了芽，便上书劝皇帝：

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

宣帝时也有个儒生叫盖宽饶，给皇帝上书说：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这都是在劝皇帝自动退位让贤，可以想象此时的官僚集团保持着改革的欲望。这两人虽然都牺牲了，但他们所代表的思想并没有死亡。这种思路在西汉末年的政治矛盾中越来越成为上层统治阶层的共识，他们希望寻找到一个品德高尚、有政治改革理想、能把他们带出泥潭的政治领袖。宣帝刘询之后的西汉皇帝实在不怎么样，与其说王莽篡夺了他们的世袭地位，还不如说王莽是寄托了整个统治集团厚望应运而生的政治改革家。

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的内容可以？归纳总结为下列几点：

理想化的土地改革

在中国，涉及任何一项改革，必须首先解决农民和朝廷的生计问题，即土地改革。在这一点上，王莽的做法是将私人所有权的土地改成“王田”，民间不得买卖，与今日的土地收归国有相似。王莽打着西周井田制的名义重新分配土地，家里没有田地的，男丁八口可以授田九百亩。一户人家男性的人数不超过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个井田约九百亩，就要把多余的土地分给家族和邻居中贫穷的人家。一般到王朝末年，土地兼并问题就会十分严重，农民失去土地造成大量的流民，这是社会的主要不安定因素。王莽还禁止人口买卖，奴婢改叫“私属”，私属的来源是流民，不能买卖的初衷是将流民变为依附于土地的农民。但对地主阶级来讲，平均地权就是剥夺他们的财产，改革自然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唐代的租庸调制也是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为什么没有激起民变？因为唐王朝初年刚经过战乱，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荒地，人均土地量富裕，所以不会引起激烈的竞争。而王莽所处的时代是西汉末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六千余万，比西汉初年一千多万增加了五倍。西汉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强行平均财产必然带来整个上层地主阶级的抵抗。禁止买卖奴婢也应该是好的政策，尊重人性，减少无业游民，但这个必须建立在游民能得到土地的基础上，否则失地农民不仅没分到地，反而失去了卖身为奴到有钱人家里打工的最后一条活路。

超前的工商业改造

工商业改造即“五均”、“六管”和赊贷。五均是指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地设立司市和泉府，首都长安分成东西两市，安排官员管理，称五均官或五均司市师，下辖交易丞和钱府丞。五均官的任务有点儿像现在的工商局和税务局，一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二是管理市场的物价。各地的五均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市平”，也就是平均价格；如果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卖出库存物资以平抑物价，而当市场价格低于市平时，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六管，简言之就是由政府管理的经济事业，酒、盐、铁是国家专卖物资，民间不准走私，铸钱则由国家专营。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樵夫、渔民、猎户等征收山泽税，向养蚕、纺织、缝补、工匠等行业的手工业者以及医生、巫、卜、商贩等职业白领征收所得税。用这些税收做资本金借给想有生计而没有本钱的人，或暂时周转不灵的工商业者，这就是赊贷。政府办金融无疑是极其超前的，金融必须是数字化管理，只有在现代工商企业中才能发挥作用，在两千年前的王莽时期，想法虽好但操作起来很难。

紊乱的货币改革

王莽最失败的改革应该是货币改革，王莽上台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第一次是公元7年他还是“安汉公”的时候，在五铢钱之外增铸大钱、契刀、错刀等。新朝建立后，王莽又在公元9年进行第二次改革，废除五铢钱及刀币，另外发行宝货，所谓宝货是指金、银、龟、贝、铜等“五物”，另外还有“六名”等，合计起来共二十八种货币。货币是百姓日常生活使用的，最怕繁琐，不仅换算起来麻烦，大多数人还经常认错。

流通的不便使得人们不愿意使用新钱，暗地里还在用旧钱，就像民国时期人们对纸币不相信，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币始终有市场。当然货币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否则市场就乱了，为推行新币，王莽以国家力量采取强制措施，下令严禁民间私下铸钱，老百姓家里有铜器、银器，都被指为非法。即使这样，仍无法使新货币顺利流通。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靠强迫就可以改变的。实行的效果不佳，无奈只好废除这种货币体系。

但王莽是个固执的人，一次不行再来二次。货币关系到千家万户，民众辛辛苦苦劳动的积累全在这里，改来改去只会增加百姓的不安全感。第四次改革是在公元14年，废掉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泉重五铢，货布重二十五铢，本来一个货布应该是五个货泉，但朝廷规定一货布却值二十五货泉，货币价值的比例首先就十分不合理。几次货币改革到了官员手里就成了一次公开的“拦路抢劫”，他们打着官府的旗号垄断了货币的铸造，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然后又以更劣的货币代替原来铸造的货币，等于现代经济学中所讲的恶性通胀。每更换一次货币，老百姓都损失惨重，加之新货币尚没建立起信誉来，所以在币制改革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史学家吕思勉曾讲：

尤其无谓的，是他的改革货币，麻烦而屡次改变，势不可行，把商业先破坏了。新分配之法，未曾成立，旧交易之法，先已破坏，遂使生计界的秩序大乱，全国的人无一个不受到影响。

这大概是王莽改革失败最致命的因素之一。

繁琐的政治改革

王莽本人是个儒家学者，一直宗奉周公和孔子，对唐尧、虞舜和周代礼乐都很敬仰，中国人骨子里通过复古实现理想的愿望对他有着很深的影响。儒家讲求欲做事先正名，先把名称起好，于是王莽在官名、地名上折腾个没完。王莽更好拘泥于理论，干什么都要引经据典，以至于言必称三代（尧舜禹时期），事必据《周礼》。这样的指导思想很难使改革根据实际情况而做出适当的调整。(www.daowen.com)

王莽本来想重新划定全国的行政区划，重新制定封建和郡县制度，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一种习惯的形成要经过若干代，很多地名不必改来改去。官职也是，制度变化太大，一时间定不下来，官员们没法开工资，有权力却没钱，当然会祸害百姓了。

吕思勉在《中国政治史》中论及：

王莽是个偏重立法的人，他又“锐思于制作”，而把眼前的政务搁起。……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举行这种大改革，必须民众有相当的觉悟，且能做出相当的行动，专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因为真正为国为民的人，总只有少数，官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其利害总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责不行。以中国之大，古代交通的不便，一个中央政府，督责之力本来有所不及，而况当大改革之际，普通官吏，对于法令，也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机会却特多；所以推行不易，而督责更难。王莽当日所定的法令，有关实际的，怕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推行，而达到目的，因此而生的流弊，怕无一事不有，且无一事不厉害。

处理民族关系举措失当

王莽的朝廷以天下中心自居，妄自尊大，把周围的民族都当成蛮夷或下属，不愿意与周边国家建立平等友好关系。随意更改汉代的封号和印章，把王的封号降成侯，其实不管是王还是侯仅仅是政治地位的象征，无关宏旨，也不由朝廷发工资，但这个举动会引起外围国家的强烈不满。

西域开始不服新朝的命令，不仅杀掉西域都护，还互相攻伐，王莽派五威将王骏出兵西域，不仅没有平定边疆之乱，反而被西域联兵打得几乎全军覆灭。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众多，云南的句町王首先不服，王莽将他杀死，此举引起西南地区全面的叛乱，虽遭镇压，但摁下葫芦起了瓢，连年征讨更是劳民伤财。东北高句丽本来已经归附汉朝，王莽不仅随意征发它的兵役，还无聊地把人家国名改成下句丽，以示轻蔑，这无疑是愚蠢的。暴动发生后他又派兵镇压，虽然消灭了高句丽，但自己元气也大伤。匈奴一直是汉朝最大的边患，宣帝以后呼韩邪单于来降，匈奴实力受到削弱，汉与匈奴关系也得到全面改善，边境处于平静的局面。本来汉与匈奴是平等的国与国，匈奴王跟汉皇一样用的是玉玺，王莽将匈奴降格，改成章，还下诏把匈奴单于改名降奴单于，这种侮辱性的举措，除了没事找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王莽又进一步下令把匈奴全国分成十五个单于共同执掌，终于逼反了匈奴王。

王莽任命了十二个将军，准备调集全国三十万人，还有可供三百天的粮草，分若干路大兵深入穷追，把不服从的单于赶到西伯利亚去。武帝刘彻与匈奴周旋了一辈子，也没解决好边患，反而把自己的政权快搞垮了，王莽调兵还没完，自己的后院就起了火。所以，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尽可能不要轻言发动。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王莽的终极目标只是当皇帝，那么新朝会不会很快垮台？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西汉政权虽然社会矛盾很尖锐，但只要小范围修补或适当救济灾民，就很难演变成大规模的暴乱。我们看一段《汉书·王莽传》的记载：

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莽怒，免兴官。

王莽派费兴去当荆州的最高长官，接见的时候问费兴准备如何执政。费兴说：“荆州山地湖泊众多，鱼米之乡，采樵为业，之前，国家实行六管之法，收山泽税，与民争利。连年的旱灾，百姓饥寒交迫，所以才去当盗贼。我到任后，贴出布告晓谕那些所谓盗贼回归乡里，借给他们耕牛种子，免去一定的赋税和地租，这样就可以安定百姓。”费兴这样的政策是因地制宜，多几个费兴很快就能把民乱制止住。可惜的是，王莽因为费兴否定他的改革功绩而生气，根本就不给费兴安民的机会。

王莽改制失败的教训

王莽不仅改制失败，还导致身首异处，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迪和思考？

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使得任何改革都难以进行，改革的结果只会使整个社会体系崩溃。君主政权的确立是从部落开始的，最早管理的地域不过就是一个乡或一个县那么大小，即使是君主，也像尧舜禹一样跟老百姓很贴近，舜住在茅棚里，大禹跟泥腿子一起在河边筑堤。后来国家越来越大，君主制度依然如故，这个时候的君主已经与人民相隔绝了，如周天子，下面有诸侯、大夫和士，自然会养尊处优。

中央集权确立之后，皇帝更成了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不仅深居简出，连大臣都很难见到。任何一个政治主张必须与当地当时的人民生活状况相吻合才能产生效果，而广袤的地域造成各个地方的巨大差异，符合东边情况的无法在西边实施，多山的地方交通不便，不能与平原采取同样的治理和征税的结构。另外，任何好的政治规划都要靠人去执行，官吏队伍的督责是关键，然而皇帝却离大家越来越远。他既不能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政策，又没有足够的执行机制。地域的差异还要为迁就落后的生产力而牺牲掉有活力的生产方式。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彻底限制住了发展的需求，帝王们最大的政治使命不是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维持统一的局面以及家族不被推翻。无论王莽好复古有多么荒唐，他总还是有政治理想的改革家，因此在这个政治结构下，王莽的所作所为明显带有空想主义的色彩，就制度而言便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而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被视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吕思勉《中国政治史》）

王莽个人性格的悲剧在改制中被无限放大。无论如何，王莽是凭着个人能力一步步爬上皇帝宝座的，他绝非花花大少，更不是在深宫中长大毫无社会实践、满脑子荒诞不经思想的帝王。我们看他的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造政策，都有对解决民生问题的认真考虑，然而王莽改革是由他发动，完全取决于他个人推动能力的事业，因此个人的性格缺陷自然会给改革带来巨大的影响。没有整个官僚集团的互动，任何一项政治事业，不管纸面上如何正确，执行起来也会变成后果严重的恶政，百姓不明就里，只会看结果。

王莽个人悲剧有三方面

第一是好虚名，居然真的相信儒家经典中对古人寄托的政治理想。他被一群拍马屁的官僚吹捧为“周公”，本来是用来“忽悠”老太后王政君的，目的是为了能使自己不断往上升。但在不断的歌功颂德中，他还真以周公自居了。这就是角色的错位，一般人角色错位最多是滑稽可笑，王莽是拥有巨大权力的最高领导人，他的错位很快就会放大到社会现象上。

王莽一上台就模仿周公：

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

由此，他也集合了一批儒家学者、官僚集团的公卿开始搞法令：

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他效法《周礼》的典则，制定了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他认为只要这个制度一出，他就静等着尧、舜、禹那样的盛世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自动降临。孔子和孟子是思想家而非政治改革者，儒家的政治主张只是借古人来阐述，时代早已不同，周公的所作所为只在理论上有意义，况且儒家对个人修养的要求远远超过对政治制度的设计。

第二是性情急躁，频繁地变来变去，法律朝令夕改必然使得全国人民无所适从。任何一项改革因为事关国计民生，一定要考虑周详，先试后改，还要根据民间的承受能力随时做出调整，一步步求得目标的实现。王莽却像个好动的陀螺，转起来没完，勤奋有余思虑不足，先把地名官名改得让整个社会晕了头，再用货币改制把人们的财富硬性地共了产，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这已经不是政治改革，而是徒劳无益的扰民了。

第三是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汉书·王莽传》记载：

莽遣使者即赦盗贼，还言：“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莽大怒，免之。其或顺制，言：“民骄黠当诛”，及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莽说，辄迁之。

大意是：王莽派使者赦免农民起义军，本来是个好事。使者回来向王莽汇报说，那些盗贼解体了很快又纠集到一起，问他们为什么，都说法律太多、太苛刻，一举手就犯法。人们用尽力气干活还不够交税的，即使关起门来，又因为邻居家里有旧钱犯法连坐，奸吏趁机鱼肉百姓。老百姓穷得活不下去，于是都成了盗贼。王莽听到真话大怒，使者也被罢了官；再派去的人就顺着他说：“这些民众太骄横又诡计多端，理应处死”；或者说：“时运要有这一祸害，但很快就能消灭他们”；谎报军情让他高兴，反而能升官。统治者临近末路，往往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里不愿正视现实，明明已经民怨沸腾，可上层自说自话假装歌舞升平。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不仅仅是王莽，如果改制的事业由一批官僚集团共同主持并在制约中实行，相互弥补尚可挽回很多不足之处，政策制定也会相对理性。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一个人说了算，君主个人的性格缺陷完全带到改制的事业中来，急于求成和心血来潮以及对情况的误判，一旦转化为社会悲剧就是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独裁体制下的改革在机制上成功的概率非常小。

如果搞个民意调查，王莽在当皇帝之前支持率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仅仅是官僚集团，甚至包括刘姓皇室都有很多拥趸，普通百姓如果可以投票的话，赞成票也会占多数，他当皇帝几乎是众望所归，和曹丕以武力做后盾的禅让游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走过了十五年的改革之路，王莽却被乱民把脑袋悬挂在宛城的城门楼上，百姓把王莽的舌头切掉分而食之，意思是他巧舌如簧欺骗了天下。作为一个儒家读书人，王莽以外戚的身份取得政权，按照儒家理论进行了一次社会改革。他失败了，从此儒家向往的“禅让制”、“井田制”和“周公礼乐”这些古代制度皆沦为笑柄，孔孟之道对于任何一个王朝只有理论和宣传的意义，而不再有改造社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