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历史循环往复的怪圈

秦刚刚消灭六国，丞相王绾就建议嬴政分封自己的儿子到全国各地去。他认为燕、齐、楚这些地方距离远，中央政府够不着，如果不设王，恐怕会出现权力真空。两千多年前的交通，就算再发达也是靠马和人一步一步走的，传达一个口信需要很长时间。秦统一后的帝国过于庞大，管不过来，即使管得过来，地方政府也缺乏决策权，与中央政府的公文来往，少则一月，多则数月，效率实在低下。况且，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个人有啥问题，帝国就停摆了。王绾是想建立二级自治政府，可以迅速处理边远地区的事务，这个想法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事实也证明，秦末，函谷关以东都造反了，秦二世胡亥还在胡作非为。

博士淳于越再次建议分封，他的主张是皇帝的亲属都是普通人，没有任何权力和实力，朝中出现权臣无人制约。事实是嬴政一死，赵高就开始弄权，到了“指鹿为马”的地步。西汉初期，分封了一大批刘姓的王在全国各地，中央朝廷始终没有权倾天下的人出现，直到刘彻把分封诸王都废掉了，霍光、王莽这种一手遮天的大臣才有了产生的土壤。

封建也罢，郡县也好，对治理国家实际上都是有利有弊的。封建造成权力下放到皇帝家族成员手中，他们可能利用这个权力来作乱。柳宗元认为：秦朝有叛乱的人民却没有直接叛乱的官员；汉朝有叛乱的诸侯国，却没有某个郡搞独立；唐代有军事将领造反，却没有州长带着人民起义。封建常常造成战乱，而郡县有利于天下太平。顾炎武在他的《郡县论》中一言中的：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他认为，郡县制的毛病在于君主大权独揽，他们在四海之内都建立自己的统治还嫌不足，对大臣不放心，事事掣肘，害怕民变，于是设立监察部门看着，用各种条例限制着。哪知道所有官吏都想着升官发财，没有人肯为百姓兴利除害，人民怎么会不穷，国家怎么会不弱？这种分析是很客观的。

在人才的发现和使用上，郡县制无疑是有好处的，可以选贤能的人担任官吏。世袭制度太呆板了，膏粱子弟不学无术，却因为血统而占据官位。柳宗元就说：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

话是不错，有能力的人管理没能力的人，好人影响普通人，天下容易安定。但是皇帝看中的就是人才吗？严嵩、魏忠贤是贤者吗？如何保证郡县制选拔出来的都是正派而能干的人？如果皇帝本身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又该如何？况且，这些地方官，在各地任职换来换去，既与百姓产生不了亲情，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长远的安排，所以朱熹认为即使有贤者，善政也做不成。

无论是柳宗元还是顾炎武，都认为封建制被郡县制取代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顾炎武还进一步指出，秦国的灭亡并不是因为没有分封子弟，因为秦国分封不分封都会灭亡，封建的衰亡从周朝就开始了，并非秦朝标新立异。柳宗元更精辟地指出：“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秦朝的灭亡是政治的原因，不是郡县制度的问题。三百多年前，顾炎武就给陷入病态之中的中国社会开了一剂良方：

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两千年以来之弊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也。

顾炎武想将两种制度融合，各取所长，有点儿类似西方国家目前广泛使用的联邦制。但在帝制的前提下，这种先知先觉难以成为现实，只是一种理想而已。

有学者说：“秦帝国开始的中央集权是人类史上的一种政治早熟，中国的悲剧乃是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前，先已有大帝国的统一。”这好比说，一个五岁的孩子，突然有一天只有脑袋发育成熟，其他部位都没跟上，怎么办？只能勉强调整身体的其他部分使之适应早熟的脑袋。于是，这个早熟的脑袋必会拖累整个身体的发育，这也是中国人为大一统帝国所付出的必然代价。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直言：(www.daowen.com)

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发展，以日后标准看来尤其如此。直到最近中国仍缺乏一种司法体系，具有实力及独立性格一如西方，其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离家族观念，将法律与情感及纪律混淆，法家之法实为最方便的行政工具，但在其他方面则一无可取。

中央集权这种社会模式并非中国独有，在西方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对应。知名学者何怀宏有言：

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而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与在社会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密切配合，很快步入一个工业化和列国争强的时代。也就是说，西方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期很短，甚至可以说是紧密衔接的。而中国则不然，自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解体，秦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以来，经过了漫长的、独立的发展和演变，直到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才不得不蹒跚地走上向西方之路靠近的工业化之路。而对这两者之间的漫长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我们实际上很难说它仅仅是一个过渡期的社会，或者笼统地以舶来的“封建社会”称呼它，这样未免太受西方文化类型的影响。若从中国自己的历史特点观察，这漫长的两千多年实际上是自成一个体系，自成一个社会，自有其进退，自有其动力……

我们以现代社会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独特的历史，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人治无法向法治迈进，两者是对立的。中国自秦至清两千多年，历史陷入了循环往复的怪圈，只有朝代的更替而没有文明的进步。大一统的局面使中国人的国家概念逐渐淡漠，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就是：

秦汉之后，无复战国相角形势，虽有邻邦外族，文化又远出我下……

因此人们缺乏国家认同感。统治者更为了维护皇权专制，彻底牺牲了司法体制发育成熟的机会，中国一直徘徊在人治社会，而无法向法治社会迈进。

抑制商业发展，无法产生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缺乏社会推动力。与欧洲以城邦形成国家不同，中国的国家经济是直接建立在一家一户的小自耕农基础上，中央集权政府用与民争利的方式来对待商业，始终不会管理商业。没有商业的高度发展，中国的城市只是一种纯消费的群居场所，城市生活只为庞大的官僚机构服务，朝代的富庶也不过是使臃肿行政机构的管理人员们生活舒适。城市缺乏创造财富的能力，完全寄生在乡村之上。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宋代小诗就反映了这种现象：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中央集权的模式成为贪污腐化的温床，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致使社会效率极其低下。维持一个大帝国的中央集权，财政开支高得吓人。中国因为地域的广大，不得不设立多级政府机构，政府的多层次不仅使民众的负担加重，而且在行政的有效性上反而为民情上达和中央政策的执行增加阻碍。中央做主的经济政策，既不能注重当地实情，也不能根据地方上的能力来分担。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为了保持全国的均衡，以免地区间的摩擦，往往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社会财富大部分浪费在维持政治体制上，而无法为突发事件和农民生活改善提供资金。

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是唯一可以和欧洲文明相比肩的一种文明，秦帝国和由它开始的中国式中央集权郡县制就是东方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走上这条路符合中国的地理和人文情怀，独特历史的发展也会遵循一定的规律。虽然我们会迷惑于一些历史现象的无解，但困境中仍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领着中国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