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演变

中央集权郡县制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也有过几次分封现象的发生。在两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它在逐步完善中走向僵化，在与西方新的文明碰撞中一步步瓦解。

秦朝短命，中央集权制度在汉武帝刘彻的手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制度要想能够世代遗传，就必须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达成妥协。尤其是在上层社会的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之间，制度既要满足他们的利益，又要限制他们的割据性，同时也要照顾到广大的自耕农。刘彻是个好大喜功之人，他更大的兴趣是跟匈奴人较劲儿。他一边制造着民不聊生，一边推动着社会发展。

汉初，刘邦搞了分封，把几个儿子派往各地。随后，汉景帝在政治上“削藩”。在此基础上，汉武帝进一步实施“推恩令”，制定限制诸侯王的各项制度，将国家的治民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在经济上，刘彻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在最赚钱的冶铁、煮盐和铸钱上实行收归政府经营的策略。政府的税收更多针对一家一户的农民，得利是有限的；盐铁业经常造就富可敌国的商人，是聚敛钱财的好途径，刘彻看着眼红了。而且，建立统一而稳定的货币体系，将铸造金钱的权力集中在朝廷手里，对加强中央集权、抑制民间力量逐渐做大、保持专制政权的稳定都有好处。刘彻的目的就一个：把权力和金钱都集中到自己手里。

据史书记载，豪强役使贫民开采铜、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钱牟大利，可见整个社会都被豪强盘剥。盐铁官营如果起到“节制资本”的作用，对社会无疑是有利的，不仅可使朝廷增加收入，也可避免剧烈的豪强兼并，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支配权。问题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官营的剥削不仅不会少，反而气焰更加嚣张。盐铁官营开中国国有企业的先河，官与民争利造成很多负面因素，比如垄断导致物价昂贵，老百姓甚至吃不起盐。国营企业是流动官吏在经营，他们往往不顾百姓死活，也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国营企业只是官府及官吏个人敛财的工具。加之它具有“裁判和运动员”的双重职能，因此国营企业在民间横冲直撞，民众被欺压到一定程度就会起来反抗。在冶铁、铸钱的争夺中，朝廷与以豪强为首的百姓进行了九次斗争，最多时聚众数百万人与朝廷对抗，被杀的老百姓多达数十万，可以想象斗争是多么激烈和残酷。

辽阔的地域，不同的语言，千差万别的生活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什么把人们凝聚起来，去遥尊一个数千里之外的帝王？没有精神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嬴政认为有严酷的法律、强大的军队、愚民和弱民的政策，加上派往各地的官吏，就可以将帝国永远保持下去。西汉统治者在秦末农民大暴动中感觉到秦帝国的缺陷，刘彻在宰相、儒家学者卫绾主持下，采纳博士董仲舒的建议，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弥补郡县帝制在意识形态上的缺陷。

在思想上，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既不是由来自统治者的个人喜好，也不是通过宗教传承方式逐渐扩展而来的，而是因为它切切实实地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中央集权郡县制只是建立了上层统治的架构，但拿什么来使整个帝国一体行动呢？

“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换句话说，儒学也是中央集权下最好的统治手段和工具。儒学提倡大一统并将专制皇权合理化，忠孝礼智信等伦理道德，上可以规范官僚集团的行为，下可以作为人民统一思想的教科书，而且将所谓良好政府的运作建立在和谐伦理的基础上，使原本残酷的社会蒙上了一层温和的面纱。

其实，掌握皇权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真的把儒家圣人当回事儿，朱元璋可以随随便便就把孟子的牌位去掉，他们崇尚的不过是暴力和自己的独裁权力。在宣传上用儒家学说，在实际政治应用中，道、法、兵、名、阴阳等各家则是什么好使就用什么。比如，《法经》的基本思想和法家注重农桑贬斥商业的主张，这些理论一直到清代都被作为国策沿用。

如果把秦朝作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开创时期，那么其重要的演变时期便在隋唐。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制度的建立，逐渐使以血统为选拔条件的官僚队伍彻底改变，凭借诗文和个人品德出仕成为官场选拔人才的主流。这让下层社会看到了希望，也使散落在民间的聪明能干之人，不断地被吸收到统治阶层中来，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阶级的界限模糊了，社会对立情绪得到释放，所以中国的学者如梁启超、梁漱溟等认为，中国与欧洲划分国民阶级不同，是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春秋战国以前，官僚的选拔方式是世袭。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士族大户垄断官场，即使是皇帝任命的流官，其推荐也是依赖于血统的。科举开始后，血统只在皇族之中发生作用，诗文水平成为官场的敲门砖。新陈代谢体系的出现无疑为这个制度增加了活力，而要想诗文写得好，就必须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读圣贤书的人做事会有底线，做人也会较为正派。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出，凡是士大夫掌握政权时，政治就会比较清明；凡是宦官、军阀、外戚掌权时，政治就会陷入黑暗。(www.daowen.com)

北宋是一个分水岭，中央集权郡县制走向了专制皇权，越来越向极端独裁方向发展。赵匡胤是军阀出身，一帮军队的弟兄们协助他搞了个“陈桥兵变”，黎明时分假装懵懂地黄袍加身，取代了孤儿寡母的后周。他本来就是后周皇帝柴荣的亲信，自己都做不到忠心，遑论别人。因此，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建立无法叛变的一个政权结构，而不是这个政权本身有没有活力。所以自宋朝开始，战争是文人带兵，军官调来调去，没有自己的部队；地方最高长官也不是地方职务，而是中央官员兼任。如清朝的总督是挂尚书衔的右都御史，巡抚是挂侍郎衔的右副都御史，是代表皇帝监督地方官员工作的人，并非地方官员。这样的政治结构，军队没有战斗力，只是一支对付本国叛乱的治安军。因此一遇重大战事，国防部的正规军皆不堪一击，只能依赖“岳家军”、“戚家军”、“湘军”等临时抱佛脚的私人部队。地方官员职务在中央，他的升迁和命运完全取决于皇帝和上级的好恶，而本地人又不能在本地当官，因此地方官员除了挖空心思揣摩上司的意思外，哪里还会对所辖百姓承担责任？

宋代统治者对文人不坏，官员工资比较高，例如范仲淹这类清官，他的工资除了自用，还可以在家乡修建“义庄”，资助族人。在宋代，还有自由发表议论的空间，一般不杀文人。所以宋代名臣迭出，这个时期是文人士大夫的转化阶段。汉唐时期，文人还试图与中央集权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是形成一种互动。自宋以后，文人完全依附于这一体制，甚至甘愿成为劝谏文化的牺牲品。

“程朱理学”对中央集权制度给予理论上的维护。这个哲学流派的诞生在思想史上是伟大的，但它应用于中央集权君主世袭体制的社会实践是令人失望的：它既没有深层次地思考社会的各种矛盾问题，也没有对现行制度的批判和设计，而是一头钻进心灵深处，探讨心性的修养。“理学”最喜欢研究的就是道德和伦理，它对个人的作用远远大于对社会的影响，其思维模式不是趋于解放，而是日渐僵化。比如对忠的认识，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谈到对夏朝和商朝的末代君主夏桀与商纣的评价时说：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

大意是：破坏仁爱的人叫作“贼”，破坏道义的人叫作“残”，这样的人我们叫他“独夫”。我只听说杀掉独夫，没有听说以下犯上的。在孟子眼里，君主不干好事，完全可以废掉甚至杀掉。然而，到了宋儒那里，所谓不做贰臣成了一种教条，变成“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

没有独立精神的忠心是奴才的媚心，没有自由思想的忠心是愚昧的盲从。还有孝，敬老爱幼本是人类的美德，提倡家族团结没有什么不好，但一过分就会变了味儿。比如《二十四孝》中讲了一个汉朝的故事，一个叫郭巨的穷苦人家有个儿子很可爱，郭巨的母亲常常把自己吃的东西分给孙儿吃。郭巨因为家里穷得连奉养母亲都不够，现在儿子又要来分，于是就等儿子出去的时候，再给母亲送饭。可是奶奶疼爱孙子，总给小孩子留一些。无奈之下，郭巨便将儿子给埋了。为供养母亲就把儿子活埋了，这种伦理实在太残忍，然而在理学传统下，这个却被当作榜样广泛宣传。

另外，价值观向非人性方向扭曲。在徽州走一走，可以看到很多的贞节牌坊，越是理学大师的家乡，贞节牌坊越多。《程氏遗书》谈到女人贞节问题时说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时候我们忍不住想，高追求的思想家们，怎么会对女人的贞操问题如此在乎？怎么就没人抨击阉割正常人的宦官制度？走理学这条路容易发展成唱高调，而丝毫不考虑个人生命与幸福的代价。可以想象，理学作为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正统思想，其僵化的一面为专制统治者利用，且其延续了儒学的传统，既不会对这个制度产生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也不会启发人类的反向思考。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任何理论都会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感觉压抑且痛苦。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皇权集中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个可以用两个制度表现出来——“诏狱”和“廷杖”。

诏狱不是根据犯人的罪行而审判，完全是揣摩皇帝的意思定罪，皇上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至于证据，在皇帝身边专门有一个恐怖机构负责提供，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像地狱里的判官，他们可以轻易让犯人生不如死，甚至让人后悔爹妈把他们生到人间。没有冤案，就没有专制的基础，自然就不会有皇帝的绝对权威。

廷杖是一言不合，皇帝大喝一声，官员们就被扒下裤子，用木棍在大庭广众下毒打，很多士大夫因此而丧命。这是摧残和侮辱人性的惩罚措施，而且完全凭皇帝个人好恶来实施。政治制度到了这个份上，已经成了害人的僵尸。偏偏皇帝们觉得还不够，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架空内阁，秘书们帮助皇帝起草诏书和讨论政策的权力都被废掉，宫廷成了木偶剧场，所有大臣都是皇帝手中牵线的木偶。加之文字狱的滥觞，所以此时中国文化只剩下考据一门学问在挣扎。这样的社会迫使臣民向白痴堕落，清朝灭亡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历史上，有过五次分封的行为：第一次是楚汉战争期间，项羽对拥护他的义军进行的分封，为时很短。第二次是刘邦在西汉建立初期分封同姓和异姓诸王，异姓王很快灭亡，同姓王在武帝时期被彻底削平。第三次是西晋分封司马氏诸王，很快演变成八王之乱，西晋在兄弟自相残杀中灭亡。第四次是朱元璋分封他的儿子，酿成靖难之役后消失。第五次是清代的三藩，这属于权宜之计。这些分封只是对群县制的一种反动，根本不符合历史潮流，很快就被历史淹没，说明分封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无法生存，倒是成就了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