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国与统一擦肩而过

历史并不是只把机会给了秦国。平心而论，其他六国都曾不逊色于秦国，齐、楚、魏、赵在某一时期甚至比秦国更有优势。商鞅变法三百年前，管仲就在齐国开始了有利于加强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一系列改革，其中很多方法都符合法家理论，甚至与公孙鞅的一些政策共通。

在齐国，管仲首先在土地和人口政策上进行改革，不再坚持“井田制”的传统，而是承认土地的现实占有状况（私有化），改劳役助耕制为收取实物地租。管仲还“相地而衰证”，根据土地的好坏而确定税收。在经济上，管仲重视贸易和盐铁的经营。齐国靠海，鱼盐资源丰富，管仲设立“轻重九府”，通鱼盐之利。他实行平抑粮价的政策，限制豪强对百姓的强取豪夺，在税收上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国家铸造货币，保持币值的稳定。在政治上实行“三国五鄙”制，打破家族分封的界限，重新划分行政组织，组织军事编制。

管仲把国家的行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了官吏制度。建立工业、商业、渔业、林业管理机构。在一定户数的基础上设立逐级行政管理的职务，县上设大夫。齐国共有五个大夫的属地。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还可督察官员的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这无疑是走向中央集权的第一步，已经初具郡县制的模式。在军事上，“作内政以寄军令”，实行兵民合一。管仲强调寓兵于农，组织农民预备役军队，每户一人，按“三国五鄙”的层级编制，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起来，利用农闲或狩猎进行军事训练，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管仲的改革全方位地加强了国君的集权，使得整个齐国成为一个整体，为日后秦国的“商鞅变法”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参考。例如，公孙鞅在管仲保甲制的基础上又加了“连坐法”。管仲是爱民的大政治家，他很注意百姓的休养生息，这一点难能可贵，从他身上可以看出齐鲁先进文化的传统。公孙鞅制定刑法过于暴虐的一面在齐国没有市场。

最有资格成为中央集权开创者的应该是魏斯——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在他刚刚接替他父亲魏桓子，成为魏国统治者的时候，魏国不仅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而且局限于晋东南运城一隅，西隔黄河与秦国相对，北面正对吕梁山且受到赵国的挤压，南部是中条山，东部是王屋山和新兴的韩国，地理位置处于被各国封锁状态。魏斯从礼贤下士做起，拜孔子的学生子夏以及儒家学者田子方、段干木为师，给予儒家很高的文化和学术地位。政治上，他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法家著名人物，在战国七雄中率先开始变法。穷极思变，危机反而更能使人振奋。

李悝是卫国人。历史很有趣，小小的卫国出了三位变法大家：李悝、吴起、商鞅，结果都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卫国的人才在其他国家大放异彩。同样，后来三国的诸葛亮，躲在隆中，却被人找到。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穷困处有凤凰，出身低微或贫困的人也能成就。

李悝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采用“选贤任能，赏罚分明”的国策，废止世袭贵族的特权，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把官职和俸禄授予那些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跟秦一致。

“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土。”对于世袭贵族，剥夺其官职和俸禄，给下层人开辟建功立业的机会，把“世卿世禄”的旧贵族制度改变成国君根据功劳而任命的官僚体制。

第二，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法经》。该书在中国的地位就像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和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对人类法律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法经》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六篇，在魏国使用后，又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承袭秦律，历代相沿。

第三，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鼻祖，他提出了“尽地力”的农业政策，容许农民“开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垦土地，提倡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要求农户在住宅周围栽树种桑，充分利用空闲地扩大农户农副业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事实上破坏了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www.daowen.com)

第四，实行“平籴法”，保障民生。在年成好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储备，使粮食价格不至于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应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粮食储备制度。

第五，任用吴起改革军制，采取精兵措施——“武卒”。武卒要求有高超的格斗技能，国家对入选者一律给予很好的物质待遇，包括免除全家赋税等。武卒的晋升完全凭借军功。魏军经过改革后战斗力大增，吴起利用这支军队，在西河战场上不断取得对秦军的胜利，秦国一度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李悝变法是商鞅变法的序幕，也是商鞅变法的蓝本，公孙鞅的治国方略不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作为卫国公子的公孙鞅最早是投奔魏国而来，他的才能很快就得到了当朝宰相公叔痤的赏识，于是公叔痤在临死前将他推荐给魏斯的孙子魏罂，并告诫魏罂要不然重用他，要不然杀了他，以防资助敌人。可惜后来魏罂以为公叔痤病重，说话语无伦次，没有用公孙鞅。

魏斯有改革魄力，虽然当了五十年国君，却仍然没有把该做的事做完。魏斯的儿子魏击不仅没能用好吴起，反而在一次宫廷阴谋中逼走了吴起。于是变法运动就像流星一样划过魏国的天空，没能改变魏国的国运，一度强盛的魏军，在庞涓两次被齐国的孙膑击败后一蹶不振，魏斯创办的家底很快被子孙挥霍一空了。

不仅仅是魏国，吴起在楚国的变法经历同样以失败告终。吴起学于儒家，做事像法家，成功之处却主要在兵家。因其成就更多在军事上，史书常把他与孙武并称。吴起既有与下属同甘共苦，为生疮士兵吸脓的感人经历，又有为了当上将军而杀妻的野蛮行径；既有贪慕荣华虚名、好色的毛病，也有廉洁奉公、才华横溢的优点。他一到楚国就被楚悼王芈疑任命为宰相。吴起像变魔术一样，只几年时间就使楚国迅速强盛起来。然而上天给他的时间太少了，芈疑一死，吴起就被乱箭射死，命运之尴尬同公孙鞅一样。在战国的改革家中，最有才华的莫过于吴起，然而，无论在魏国还是在楚国，吴起都没能创造奇迹，命运将中央集权奠基人的位置给了公孙鞅。

让我们做个假设：如果齐国和魏国改革成功，它们统一了中国，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结局？齐国应该说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从齐国拥有战国时代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就可以看出来。稷下是齐国都城临淄的一个城门，在城门附近的大学就叫稷下学宫。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所有学派，包括道、儒、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名、兵、农、杂等家，同时汇集了全国的主要学者多达上千人。

那个时代，全国人口也不过两千余万，交通又不发达，能聚集那么多的学者，说明这个全世界最早的学术中心可谓盛况空前。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舆、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驺奭、荀子等都在此讲学。经常跟随孟子的门徒有好几百人，淳于髡的弟子多达三千，荀子曾三次担任学宫的“祭酒”（学会首领）。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不管其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与派别如何，也不论国别、年龄、资历等出身，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自由的氛围使临淄成为当时各种思想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间既有争辩和诘难，也有相互的学习与吸收，齐国成为真正体现战国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典型。

从齐桓公开始，齐国历代君主对学者们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做“上大夫”，甚至“受上大夫之禄”。这在中国开创了以学者身份享受爵位和公务员待遇的先河，甚至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可以不在其位而随便发表各种见解。因此，稷下学宫具有最高学府和国家智库的双重性质，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为政府提供政治咨询服务。

在魏国，魏文侯师从子夏并一手推动西河学派的建立和发展，兼容并蓄地培植法、儒各家，文化一度也很繁荣。

齐、魏两国统一中国或许会在三方面与秦国有所不同。首先是文化的传承。学术思想习惯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就很难改变，而所有文化与社会的进步都来自自由的思想和对人性的尊重。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达到的学术水平成为中国文化的绝响，这与秦国消灭不同思想的愚民政策以及中央集权的体制密切相关。其次是民本思想的发展。中原是儒道墨等家的发祥地，无论民众还是君主都会或多或少受孔孟与老庄的影响。虽然齐宣王和梁惠王不爱听，但还能尊重孟子并耐下心来听他挖苦自己一番，这便是文明的标志，也是民主的萌芽，但这一进程被法家的帝王思想阻断了。最后，是因为齐国靠海，贸易非常发达，海洋文化的特点是开放与交流，与农业锁国形成鲜明的对比。魏国也是靠运城的盐业起家，地理位置属于中原，四通八达，贸易与它商业中心的地位很关键。开放的精神会促进文明的发展。中国科技水平的停滞是因为缺乏动力，商业和航海肯定会比小农经济更有利于科技的发明创造。

到了战国末年，齐国、魏国、楚国、赵国等，它们的城池都是直辖中央，由国君派官吏去管理，不再是贵族们的采邑了。“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秦国的中央集权是在上述诸国已经逐步集权的政治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是秦国改革得更彻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