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薄的商鞅

秦人起源于甘肃天水一带，最初是在“西犬丘”也就是现在的礼县附近。秦国国君的祖先因为牧马有功，被周天子封为诸侯，秦人是由西陲到雍城再到咸阳逐步发展起来的。秦人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西北汉子，粗犷而纯朴。当秦孝公（嬴渠梁）发出求贤令的时候，秦国仅仅是个边陲的二流国家，孝公也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纸命令引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

商鞅原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国君的后代，又称卫鞅，在秦国执政后因对秦国有功而封给他商於之地十五邑，故又称商君。公元前361年，公孙鞅出函谷关进入秦国，他面对的是个烂摊子，落后、穷困、腐败、一片混乱。这时的秦国还处于半野蛮状态，话说回来，日子过得好就没必要向国外招贤了。

公孙鞅通过秦王身边太监景监的推荐，屡次三番见到孝公。他们的会面也充满了戏剧性：首先公孙鞅跟嬴渠梁大谈三皇五帝等大道理，把嬴渠梁说得睡着了；第二次谈王道，嬴渠梁仍没有什么兴趣；第三次谈霸业，终于得到某种首肯；公孙鞅知道这位秦王想干什么了，第四次他把嬴渠梁说得几天不厌。在中国，帝王的事业可以有三种选择：要么做尧舜禹那样的仁义之君，这是帝业；要么像周天子统一寰宇、君临天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是王道；要么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用武力蚕食各国并强制别的国家服从自己的指挥，这就是所谓的霸业。显然嬴渠梁认为自己只能做霸王的事，王道太遥远，三皇五帝更不可企及。

经过一番与保守派甘龙和杜挚的论战，公孙鞅得到了秦王的支持，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他的改革内容如下（参照柏杨《中国人史纲》）：

一、强迫人民学习最低程度的礼仪。父母、兄弟、姐妹不准同睡一个炕上，必须分室而居。

二、统一度量衡制度。

三、建立地方政府系统。有了县、乡、村等机构和划分。

四、建立社会基层组织。十家编为一组，一家犯法，其他家若不检举，也按犯罪处理。这是“连坐”，鼓励告密。

五、每个国民必须有正当职业，否则送到边疆垦荒，不管你是世袭的贵族还是“富二代”。

六、用优厚的条件鼓励移民、增加人口。因为人口就是资源，也是兵源。

七、鼓励生产。生产多的人免除赋税和劳役。

八、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强迫分家。目的在于增加生产与人口。

九、人际间的争执必须诉诸法庭裁判，不许私人决斗。

十、对敌作战是第一等功勋，受赏最多。

十一、作战有功是升迁之本，贵族的身份和商人的财富都没用，只有拥有战功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

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他不仅使秦国迅速强大，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中国中央集权下郡县制的奠基人。他改革成功的秘诀在哪里？(www.daowen.com)

“变法的意义不仅是单纯地改变法令规章，不仅是单纯地改变上层建筑，而是彻底地改变，军事改变，政治改变，政治组织、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改变，甚至道德价值标准和人生观念都要改变。”（柏杨《中国人史纲》）

彻底是改革成功的秘诀。没有彻底的精神，不可能让一个落后的国家只用了十九年就勃然奋发，甚至在公孙鞅死去后也没有逆转。彻底改革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尤其在改革面对旧有利益时，任何一种对既得利益的伤害都会造成激烈的反抗。拥有既得利益的人不会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主动放弃利益，相反，即使明天国家就会灭亡，也绝无法阻止他们攫取今天的利益。自古如此。

赵良曾劝公孙鞅与旧贵族妥协，并以百里奚为效仿对象来谈，被公孙鞅拒绝。司马迁认为商鞅天资刻薄，为人少恩。这个评价是对的，但也恰恰是这样的人，才能把改革事业做到彻底。试想，若公孙鞅听了赵良的话有所松动，他的利益就会很快与旧贵族利益相融合，那么变法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对中国式中央集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三个人——公孙鞅、嬴政、李斯，史书在其为人的评价上都不高。历史的跨越性发展，有时候需要坚定的“破坏者”。

司马迁对嬴政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借尉缭之口骂了一通这位千古一帝：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大意是：嬴政的长相，驼峰似的高鼻，细长眼，鸡胸，声音沙哑得像豺狼一样（这是一副残疾人的相貌）。一看便知他是属于刻薄寡恩、虎狼心肠之人。当形势所迫，他能立刻屈身于人，得意时也会轻易把人干掉。尉缭作为一介平民，当嬴政需要时常常自降身份对他礼敬，但尉缭心里明白，假如秦王实现并吞天下的野心，他转过身就会把所有人都当成奴隶。野兽嘛，只有需要而没有感情。这样的人不能长期与之交往，所谓伴君如伴虎。由此看出，嬴政的内心也是不健康的。

司马迁对李斯也没什么好看法，关于他的介绍上来就讲了一个老鼠的故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大意是：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的时候，在地方做小公务员，上厕所看见老鼠吃着脏东西，一旦有人和狗走近就惊恐而跑。又一次李斯去粮仓，看见粮仓中的老鼠吃着粮食还大摇大摆，根本不怕人和狗。李斯不禁慨然而叹：“人的好与坏就像老鼠一样，在你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啊！”厕鼠有恐，仓鼠无忌。李斯的世界观是功利的，甚至可以说是势利的，所以司马迁言下之意是把李斯永远放在鼠辈的范畴里了。

回到过去。在尘土飞扬的关中平原上，公孙鞅逃跑着，他的保护伞嬴渠梁一命呜呼了，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终于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到函谷关前，他想住店，店家告诉他：“商君颁布的法律必须要身份证明，没有的话我也要受连带责任。”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下他懂了什么叫自作自受。他曾激烈地反对世袭的分封，如今他只能依赖自己的封地这点儿家底做最后的顽抗。但在他变法的刺激下，战斗力大增的秦兵毫不留情地杀了他并且车裂示众，他的整个家族也被消灭。公孙鞅以自己和家族的牺牲成就了秦国，他的下场经常恐吓着后来的改革者，使后来人宁可修修补补混日子，也不愿冒险得罪上层利益集团。

公孙鞅更多的是奠定了一个诸侯国的中央集权模式，而将这一模式不断推广，在统一后的大秦帝国重新设计，就是嬴政和李斯的功劳了。李斯晚年参与胡亥和宦官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的死秘不发丧，用假的诏书害死本该即位的大公子扶苏和戍边的大将蒙恬、蒙毅。他也同样自作自受，很快就遭到赵高的陷害，最后下场是被胡亥腰斩于咸阳。临死前，他对着儿子哀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别说打猎，如今连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不可能了。李斯父子抱头痛哭，家族全被杀光。

李斯说的话始终与一个大政治家的作为不配，嬴政虽是建立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决策者，但具体事务却都是李斯在进行，说李斯是中央集权制的总设计师并不过誉。嬴政自己虽然是病死的，但随着秦朝的迅速灭亡，他的子孙和家族也被彻底消灭。

曾经的“时势造英雄”论调在此被推翻。商鞅刻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制定的法律对待人民从一开始就用严刑峻法；李斯极端自私，只要对秦国国君和自己有利就好，没有丝毫的正义感，更不考虑民众的利益；嬴政好大喜功，他灭六国是满足自己的征服欲，他让全国人民修长城、建宫殿、造陵墓为他一人服务，以致民不聊生。我们会发现，某些影响历史的很重要的法令与决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竟然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并非远见卓识。

记载公孙鞅言行和文章的《商君书》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法家名著；李斯用隶书统一中国的文字，其《谏逐客书》也足以称得上千古名篇。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贡献非常大。评价政治家，要辩证地看，应该看他们所建立的功业，这是主要方面，不能囿于道德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