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什么导致了历史失真

中国人是文字产生很早的民族。夏商周的君主做事都要占卜，看天意如何，以取得鬼神的支持。卜筮需要卜官的记录和验证，因此，至少从商代开始，甲骨文就详细记载王室每次算命的活动，由此带来了史学的早熟和发达。纵观世界，只有中国才有各个朝代非常完整的历史记录，同时发展出了谱写真实历史的史学精神。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国人著史的精神：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庄公，旁边的史官记上“崔杼弑君”。崔杼很不高兴，这不等于说他违法不忠嘛，于是杀掉了这个史官。秦统一以前，中国的职业很多都是世袭。这个史官死了，他的二弟就来接任。出乎崔杼意料的是，他弟弟仍然写上“崔杼弑君”，崔杼发了狠，又下令把弟弟杀害。没想到这个家族的三弟还是不屈不挠地写上“崔杼弑君”四个大字，崔杼杀人杀厌倦了，长叹一声，随便史官怎么写了。好在这个家族兄弟众多，四弟预料哥哥还会被杀，于是前仆后继地跑来送死，路上得知他三哥保住了性命，这才回家。应该说，学者这种精神是传承历史真实性的保证，同时也说明了保持历史原貌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研究古史的困难，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如果学者们都像崔杼史官那样宁死不改一字，就很少会有历史之谜的存在，口口相传固然容易走样，但真正误人子弟的还是主观的曲笔。历史需要老老实实的记载，必要时还要能够献出生命去维护。导致历史失真的缘由有哪些呢？

将古史人化的史学观

我们看《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会产生一种印象，好像中国的远古史就是黄帝、颛顼等五个人的历史。所有朝代的帝王和联盟酋长都是黄帝一个人的后代，所有文明的成果也都是黄帝一家子和几个大臣共同创造的。这无疑是虚幻的。这种史学观是把国民的历史变成帝王的家谱，导致后世史学如跟屁虫似的只知道记录帝王将相们的一言一行。渐渐地，人民成了供统治阶级驱使的木偶，仁慈只是自上而下的施舍。这是中国史官作史最大的误区。

春秋笔法以讹传讹

孔子在删编完《春秋》后曾经说了一句话：(www.daowen.com)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意思是：明白我苦心的人是通过读懂《春秋》，而怪罪或批评我的人也是因为这本书。孔子的感叹是他为尊者讳的曲笔，隐恶扬善固然是好，但却不是历史学应该遵循的原则。然而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孔子没有想到从汉代起，他的理论就被改造成为统治意识。正统观一旦形成，一切思想和史学都必须为了统治阶级服务。从此孔子的书成了圣书，只准相信不准怀疑，错误也只能将错就错了。

由于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开创者，所以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诸子百家，于是他们多凭想象或根据学说的需要，想当然地杜撰、编排古人的行为。他们把古代描绘成黄金时代，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复古中解决。其实，诸子们并不是真的在写黄帝和尧舜禹，而是借用大家公认的一个古人之口，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就像《庄子》中写了一大堆孔子的行为和事迹，如果当真的话，那就搞不清孔子的真面目了。因为百家著作中所写人物的年代都很久远，时间一长，以讹传讹，渐渐真假难辨。

儒家自编古史系统有误区

现代学者顾颉刚编辑了七册《古史辩》，对传统史学观进行了整体的批判。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认为，时代越后则把古代史越向前提：周代时最早的古代帝王是禹，孔子时有了尧和舜，到了战国时期又冒出黄帝和炎帝、神农来，秦朝上溯到了泰皇等三皇，汉代更是要算到子虚乌有的盘古了。这个系统的形成大概在于从战国到汉代儒家学者们的集体编辑。他怀疑儒家六经并非孔子“托古”之作，作为信史的价值不大，而且明确提出中国的史学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大一统”的观念。

历代统治者大多与崔杼类似，虽然干着坏事却又怕受谴责，于是想办法篡改历史。偏偏有一些御用文人，在专制淫威下为当权者服务。所以，古代史书中颠倒黑白的记述很多，我们不可一味全信，只有坚持科学与独立的思考才能明白历史真相。比如明朝初年，宰相胡惟庸被杀就是很典型的冤案，但《明史》仍然把他放入《奸臣传》里，找各种理由为朱元璋滥杀无辜开脱。我不是说胡惟庸有多么好，只是认为历史应该客观记录，让我们知道更多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