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反刍历史，与灵魂相遇

一

我一直是个历史爱好者，青年时代也自认为很懂中国的传统，但随着各种档案和资料的解密以及新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我突然发觉自己以前几乎是处于对历史与文化的无知状态。这种无知并非由不读书造成，恰恰相反，是之前读得多了导致的。历史课本与评述全都囿于某种框架，有意无意间，我们被人带着，很多事件雾里看花越看越不清，自然而然就会走进误区。

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地受到清代考据派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强调史实本身的实证与其他多方材料的印证。在学习与思索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出当年陈寅恪提倡“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乃是学者的第一品德的缘由，若没有这个追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这牵连出对一个人学史和治史的内在要求：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

史书究竟应该为古人或死人而作，还是为生人和后人所写？这也是关系到史学根本出发点的问题。中国人虽然说盖棺论定，然而死后的任何评价也只对活着的人有参考和警示价值，斯人已去，你骂他浑蛋也好，说他是圣人也罢，对他本人均已毫无意义。人类记述自己的过去并不是为了办展览会，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以史为鉴，让现代人不再重复古人的错误，为后来人寻找到更加幸福和美满的生活方式。李世民曾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强调的也是后人根据历史经验判断出社会的发展脉络。

二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独特的文化之一，它像一座宝库，在经历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本民族毁灭性的怀疑后，仍能不断发出光芒。这与整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喜马拉雅山脉可以算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雄伟、最高大的山峰群了，它横亘在青藏高原的南端，位于中国西藏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之间。它是一条很年轻的山脉，三千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由于印度洋板块向北俯冲，撞击欧亚大陆板块，造成喜马拉雅一带地壳的隆起，逐渐形成高耸的山峰。青藏高原成为世界屋脊，大概是在三百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阻隔了印度洋暖流向北的移动，致使高原以北成为干旱少雨的地方。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以及中国西北部库姆塔格、古尔班通古特、巴丹吉林、腾格里等一系列沙漠形成的原因。强大的西北风把新疆、内蒙古西部与甘肃境内的沙尘不断向东、向南吹，逐渐堆积成黄土高原，成为肥沃的土壤来源。

黄河并不像谚语中说的那样是条多灾多难的河流，它更多地承担了华夏民族“母亲”和“摇篮”的角色。洪水泛滥解决了水利灌溉问题，淤泥则成为土壤中的肥料。华北平原是一个典型的冲积型平原，由泥沙沉积而成，黄河、淮河、海河、滦河等河流不断地把大量黄土冲到中下游，很多地方沉积厚度可达七八百米，沉积最厚的开封、商丘等地甚至超过了五公里。黄土与河流构成了农业文明产生的基本要素，就像尼罗河水一年一度淹没两岸地区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诞生。

与农业文明发生所需条件相一致，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即天文、地理与人类的共同作用创造了我们活动的轨迹。农业生产除了土地、河流等基本条件外，最重要的就是天时。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是与日月星辰的运行密切相关的，因此根据天文来安排人类的生产活动，直接关系到农业劳动的收成。运气好，风调雨顺，能有好的回报；碰上天灾、干旱或洪涝，就有可能饿殍遍野。这也是人们祭天的最早动机。处于靠天吃饭状态的人类很容易把天想象成跟人一样有感知，希望通过对天表达敬意来换取天对人的好感。所以古人认为，自然灾害是天对人的惩罚，而五谷丰登也是天对人类善行的赐予。

人类构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往往取决于自然条件与自己的生存状态，当黄河文明在孕育的时候，这种以农业为基本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文化已经定位。农民是分散的，他们的利益不在于通过参与而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更倾向于选择领袖统治制度。田园牧歌中，人们感觉不到政治追求的迫切性。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是粗放的，也只能粗放，因此人治下的法律虽弊端丛生且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但已足以应付普通情况，而法治管理所需成本则不是一个农业社会所能承担的。这种成本不光包括物质层面，与之配套的一系列精神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行为方式也同样需要花大力气来培养。(www.daowen.com)

三

在人类从血亲部落的原始社会向形成国家政权的转化过程中，宗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的宗教承担了解释世界、培养人们内在的道德、充当人的行为规范标准以及惩戒方式等功能，甚至给处于艰难渴望中的人们一种心理指导或安慰。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宗教便没有文明社会的诞生。广义的宗教是与建立道德体系紧密相关的一种文化现象，它除了在思想和感情上影响人类外，也发展出伦理标准和礼仪规范，进而构成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从一开始，政权结构就是建立在皇帝、国王、诸侯、将军这种专制的体系上。这不能说是人类缺乏想象力的结果，而是一种文明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以等级制来建立家族与社会关系并非人的创举，我们从对灵长类动物猩猩或狒狒的家庭组合模式的观察中，可以发现各种人类组织行为方式的原始雏形。将自己置身于一定的权威之下，用牺牲部分自由换取某种安全保护，成为组成社会的一种共识。法国思想家卢梭指出：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上帝指定的东西，而是建立在人的意志的基础上，一个社会唯一合法的东西就是它的成员同意某种契约，这种公约将依照大多数人的利益，把自由和正义的统治结合起来。

这本书主要是从大文明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以及附在其上的具体事件，并试图对其反映的文化现象加以归纳和说明，给读者以启示。

四

一个人写书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任何一本书，看上去是说古道今，好像都是别人做过的事情，似乎与作者无关，其实，书中体现的全是作者的人生境界。

所有人生的智慧其实是在痛苦中得到的。对我来讲，最早起心动念想写作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研究成果需要展示，而完全是自己在认清现实后，在认真的反省当中，对生命有了一些体悟，想把它表达出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挫折中失去的痛苦使我能够静下心来思考，并仔仔细细地总结生命里的得与失。在检讨人为犯错的过程中，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古书的智慧，先贤们早已把人生道理教给了我们，只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水平太差，才在一个地方反复跌倒。通过反省，我的生活开始改变，静坐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我不仅舒展开紧锁的眉头，一旦解脱了自我的焦虑，对待所有人和物也都宽容起来。我终于不愿四处奔波寻找所谓的“洪福”，而是躲在家中，享受清静带来的愉悦。虽然人最早的痛苦起源于平常生活中欲望的不满足，但是经过升华，将日常的内心苦闷转变成范仲淹所说的“天下之忧”时，智慧之光就会慢慢显现。

反思和自我批判使自己真正上了一个台阶，我仿佛将大学重读一次，又好像牛的反刍，把吃进去的东西再度咀嚼，系统地将旧书重读与静思。温故确实可以知新，读过的书籍再读一遍，体会和感悟不同以往。本书就是在这么一种状态下写成的，它是我对以前所学知识不断再认识的一种记录。这本书虽以历史命名，却并不是一本史书，更像是拾遗补阙的一些闲论。书中有不少我个人的见解，缺陷和错误一定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纠正。

夏凡

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