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进驻墨脱宗

噶厦将了中央政府一军

连有祥离开珞渝后，向珞渝工作组增设了边防站，工作重心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方向主要为金珠宗以南的墨脱宗，全面搜集珞渝地区的军事、地理和人文情报，给中央政府在中印边界谈判上提供第一手资料。

珞渝地区因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墨脱宗一分为二，情况显得异常复杂。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央根本就不知道“麦克马洪线”以南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但却没人见过。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条“麦克马洪线”一度被英国人保密，而新中国政府既没能继承原来中华民国的外交资源，自己培养积累的外交人才和资料也相当匮乏，更不能以英国人或印度人的资料作为谈判依据。

到了1953年，中国政府在西藏已经初步站稳了脚跟，朝鲜战争也签约停战了，中国开始能够腾出手来与印度谈判，解决关于西藏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过，中印谈判最初并不是主谈边界，而是印度在西藏的特权。

这一年，我军进驻与邻国接界的西藏各宗。从中国与不丹交界往东至与中国、缅甸、印度交界处的一段，即有争议的一段边界线，按照当时中国出版的地图，这一段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线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走向的一条传统习惯线，主要包括西藏的珞渝、门隅、察隅等地区。

1953年底，外交部要求西藏噶厦派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印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印度关系谈判。中央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等，同噶厦政府代表商量这次中印谈判有关西藏问题时，噶厦政府官员才拿出两份地图，一份就是在西姆拉私下签字的所谓“印藏边界图”，也就是“麦克马洪线”图。由此看出，中央直到这时都还不完全了解，当年在“英藏划界”上具体发生了什么。

外事帮办处处长杨公素（三排左六）同西藏工委部分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及帮办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合影

该图只有五十万分之一比例，没有等高线，没有经纬度，只有一条较粗的红线，标明是“印藏边界”。图右侧有英国代表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和西藏噶厦代表噶伦（官名，相当于部长级官员）夏扎的签字盖章和年月日的记载，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就是臭名昭著、世人久已知晓，但不明真相的“麦克马洪线”的原图。

我外事帮办人员当时就觉得，这不能成为划界的正式地图，它既没有文字说明，也没有边界走向的叙述，仅仅凭这样一张粗略的地图就划去了中国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完全不足为据的。噶厦政府官员们说，他们曾向印度交涉过，否认这条边界线，要求归还门达旺等地，但印度恃强不理，现在只有要求中央政府在这次谈判中解决。

另外一张地图，是在一张大白布上画的。这个图画的是被英国历年来侵占的西藏土地，可是它的画法同中国旧时各省地方志画的界线图一样，画有山水河流，既无经纬度，也无等高线，东西南北方向是用藏文写在图的边侧上。但不管怎样，这张中印边界地图就成为我国研究了解西藏与印度东部边界的依据。

噶厦政府代表指出，这是英国从西藏夺取的地方——从拉达克至阿萨姆，包括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大片土地的地图。印度独立时，他们曾向印度政府提出过，但遭到了拒绝，现在只好向中央政府提出来。

噶厦政府官员们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统一对外的政策，加强同印度政府的谈判，提出要中央政府在这次谈判中收复被英印方面占去的土地。即主要包括：一、被英印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土地；二、历来被英占去的自拉达克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噶伦们说得很明白，拥护中央统一对外，请中央在这次谈判中要把西藏的失地收复。当时张经武就说，这是噶厦向中央将了一军，既然要统一对外，就得把丢失的土地收回来，作为它拥护中央统一对外的条件。

杨公素时任中央驻西藏代表的外事帮办，主要搜集有关材料并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征求他们对中印边界的处理意见。他在回忆录《沧桑九十年——大使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我把此图带到北京，将噶厦的意见向（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和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等汇报后，他们认为此次谈判是否涉及边界问题，尚须请示周恩来总理。”

早在1951年，杨公素在整理原西藏外交局文件时，还找出了另外一些有关交涉的情况，说明西藏噶厦不承认“麦克马洪线”。1914年夏扎在西姆拉被逼，与英国商定印藏边界“麦克马洪线”地图上签字一事，除达赖与司伦（官名）雪康外，许多西藏官员包括一些噶伦在内都不知道，或者有耳闻也不知其内容实情。

英国人也压了很久，既未公开这个地图和换文，也没有在“麦克马洪线”内的地方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38年英印政府指示其驻亚东的商务委员洛布顿珠（奇怪的是，他不是藏族人，却用藏人名字）与噶厦商谈，他说奉英国政府与驻锡金专员的指示，与噶厦商谈关于达旺的事，那里应按照条约所载的地图那样，从速决断，就是要西藏政府交出达旺。这是一个通知性质的谈话，意思是说英国要占领达旺了。

他这里所指的条约附图，说的是西姆拉会议由英藏双方而中国未签字，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分内外藏的红蓝线附图。图上的红线是划分中国内地与西藏外藏的界线，英国人在这里做了一个手脚，这条划分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红线，其中从云南的尖高山以西，到不丹与西藏交界的一段，就是夏扎与麦克马洪私画的印藏边界的一段，即与“麦克马洪线”相合，是一条线。

1938年，英国商务委员提出的要占领达旺的要求不是根据“麦克马洪线”地图，而是根据《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众所周知，这个条约中国政府不但未签字而且不止一次地公开声明这个条约是无效的、非法的，中国政府不承认。英国人选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正全面抗战这个时机向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当时噶厦对之并未置理，仍然继续派官员去达旺一带进行管理和征收税款。到了1943年3月，英印政府给噶厦一个备忘录，反对噶厦官员去达旺征税。1944年4月，原西藏外交局与英印代表理查逊有过交涉，要求英印军队撤出达旺。

1945年3月，原西藏外交局给英国驻锡金专员代理巴布洛桑一封信，认为：“英国新派其官兵到了西藏土地上，作为西藏当做投靠对象的英国政府，竟制造了占领无可置疑的系西藏领土的新情况……查英国政府居中调解的汉藏和解问题，迄今尚未获得成效，且（1914年）条约也未载有将上述地方给予英国政府的明文。自木虎年（1914年）迄今三十年左右，一直无任何议论。此次却新生枝节，声称西藏领土属英国所有，对此种说法实难接受。若（英国）不立即撤走在噶拉塘、瓦弄的官兵，则有似大虫吃小虫的行径，势将构成使英政府立场、名声遍传于世之根源，亦必然构成使西藏僧俗人民深切痛心之因。”

这是噶厦正式表示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维护自己领土的严正立场。1946年1月，英国驻锡金专员霍更森给噶厦一备忘录，答复上述藏方的信函，主张1914年条文是事实，举出许多理由认为条约是有效的，英国需要“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他提出，最后解决此事将有助于防止未来争议，这样不能不是对双方政府都有很大的好处，并提出（边界）可以调整，以符合西藏人的愿望。以后，理查逊与大扎活佛勾结，反对热振摄政，反对中央政府，边界问题就搁置不谈了。1947年印度独立，噶厦曾与印度政府交涉要收回失地，被印度政府拒绝。

杨公素与柳霞（原西藏外交局官员）翻阅上面与英国交涉印藏边界材料时，柳霞说，这个边界问题（指“麦克马洪线”）是当时达赖十三世、雪康司伦及夏扎少数几个人搞的，其他官员甚至噶伦也不知道，自然也没有提交西藏民众大会（这是西藏僧俗官员包括三大寺堪布及一些宗本参加的大会）讨论，按西藏惯例是不合法的，外交局一直主张不承认。

特别是“麦克马洪线”牵涉到色拉寺（达旺寺归色拉寺管辖）和一些贵族的庄园、百姓和他们的收入问题。柳霞说，噶厦最关心的是门达旺地区，其他地方如珞渝、察隅就不大注意了。他说，印度自独立、尼赫鲁上台以后，比英国人野心更大，更不同西藏商量，问题就拖下来了。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接见了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中印谈判正式开始。会见开始时，周恩来说，中印两国人民历来是友好的，过去英印政府在西藏享有的特权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现在不适用了。现在两国独立了，应该在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原则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此次两国代表团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谋求解决那些业已成熟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按照这些原则进行。杨公素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同团长章汉夫、团员陈家康一同参加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团长是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副团长兼团员是印度外交部联合秘书高尔和顾问高帕拉查理，我方翻译是陈辉，对方翻译是白春晖。

印度代表团团长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著名两点，即五项原则和商谈业已成熟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后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恩来在这次接见中首次提出来的。在起草协定草稿时，我们没有写上这五项原则，当时考虑这些原则是我方提出的，不便写在协定上强加于人，反而印度方面提出要在协定序言中正式写上这五项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出现在国际条约上，成为中印两国遵守的有约束性的原则。

中印谈判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周恩来讲了话，他说新中国成立，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印度对中国的态度改为平等相待，但还要在西藏保留一些特权。中国愈强，各民族团结愈巩固，印度的态度就会改变。中国对印政策应该按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争取它反对美国侵略，反对战争。

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本身主要是规定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正常的交通通商来往办法，取消了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在照会中作为附件）。

这个协定签署后，中印关系的友好程度也一度达到了高峰。在此后不久举行的万隆会议前后，尼赫鲁为中国做了不少外交疏通工作。在对待中国西藏的问题上，印度完全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由于印度同西藏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联系，印度的承认使得西方一些国家一度企图制造的“西藏是个独立国家”的计划破产。

1954年后，中央驻藏军政人员的供给大半由印度进入，大大减轻了进藏运输的压力。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这个协定的8年有效时间也到期了，印度拒绝延长，此后“印藏”间的贸易和交通往来就长期中断。

这次谈判解决了业已成熟又悬而未决的通商等问题，不成熟的如中印边界问题，由于材料不充分，作为悬案待将来时机成熟解决。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虽然表示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但仍提出希望能解决噶厦提出的收复失地的问题。中印在为领土争议反目后，印度也有学者、政客对尼赫鲁批准这份协定大加抨击，认为印度当时让步太大，而没有把这些筹码与边界问题挂钩。

中印有关西藏问题谈判遇到的尴尬，西藏噶厦要求收复失地的要求，给中央政府上了一课。正是这次谈判，中央政府不再顾及中印边界地带的敏感，指示西藏军区尽早派部队进驻边境地区，以噶厦提供的边界地图，查明边界真相，搜集相关材料。

杨公素回到拉萨后，着手准备执行中印协定所规定的各项问题。中印协定的通商与交通有关问题规定，凡由西藏去印经商或朝圣的藏、汉人，都由外事帮办各分处发通行证。除执行中印协定外，他还着手进行中印边界的调查研究工作，会同西藏军区边防处拟订了一个调查计划。就在这时，西藏军区边防部队陆续进驻边境地区，了解中印、中尼、中不（丹）的边界情况。

藏族群众除了转山外，还有许多其他宗教活动（冀文正摄）

同墨脱宗本的较量

在中印边界东段，最令西藏噶厦无法忍受的是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占领了珞渝的马及墩（马其顿）。西藏噶厦很关心这块土地，中央政府也非常重视，设法通过外交途径尽快予以解决。

马及墩是藏族群众朝拜札日神山主持转山仪式的地方。马及墩原属于珞渝地区，印方称之为“塔玛顿”，在今米林县境内，一山之隔就是墨脱县，印度那时已派兵占领这块地方。也许是绘图人员的疏忽，中国地图出版社、成都地图出版社在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地图册》中，仍按印度称呼，标为“塔玛墩（顿）”。

札日神山地处珞渝的北缘，东起朗县的塔克新，西至隆子县的多玉乡，单程要走9～10日。传说山顶上有一个“西穹”神，还有一个叫“碓”的鬼。藏人说，倘若逢藏历猴年不去朝拜札日神山，“碓”就要把世界拉回到原始人的时代，足见猴年朝拜札日神山的重要性。

1954年夏，眼看着距新的藏历猴年（1956年）所剩时间不多。按照规定，在转札日神山的前一年，藏政府有关部门便要着手准备，下令工布等地的宗政府按照定制，征收各类物资，到时发放给前来转山的珞巴人。当西藏噶厦确定转山的日期之后，藏政府派出一僧一俗两名四品官员，前往马及墩主持转山仪式。可是，自从印度派兵占领西藏曾经管理过的马及墩后，就不再让藏人朝拜札日神山，这是让噶厦无法接受的。

杨公素通过多方面了解并且看出，印度正在全面地向中印边界进军，能占领的当即占领，一时不能占领的，就常常派巡逻队来视察。他与噶厦外交局官员柳霞商谈后，发现许多地方如巨哇、曲惹、桑、葱沙被英印军占领时，噶厦曾派人交涉过，但无结果。于是，他迅速将这些情况报告外交部，外交部随即发来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

1.中印边界全为未定界，历史上由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造成不少纠纷。西藏解放后，印度进一步侵占，又形成一些新的纠纷。近年来印度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加强活动，企图扩展印度的领土范围，中印边界问题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2.印度对中印边界的意图，是想通过使我承认英印历来侵占西藏领土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并利用边界尚未划定的情况，乘我军尚未控制的空隙，抢先进占一些地方。同时，由于中印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印方对我尚有疑惧。

3.我国对中印边界的基本方针是：既要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外交交涉中坚持立场和原则，在边防工作中，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印军侵入，又要从团结争取印度的目的出发，不使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目前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我内部加强各种准备工作，争取在将来的适当时机，同印方通过外交途径求得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

当年夏季，我边防部队陆续进驻我西藏各地与印度交界处，有的地方双方边防军对峙，有的地方印军在我无边防军时，向里进占或者“巡逻”，西藏靠近边地各宗本，不时送来报告，汇报印军进占及横暴地对待藏民的无理行为，要求制止。珞渝工作队将这些情况陆续汇报外交部。外交部又发来中央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那就是中印边界以稳定为主，确保我已控制线，避免武装冲突，印方过去占领的地方要搜集证据视情况适时提出交涉，新占领的通过交涉让其撤退。

当时，外事帮办认为，印度的企图是继续占据英国的侵占线，占着对它有利的控制线点，制造纠纷，迫使我方谈判承认它的边界主张。他们根据外交部及中央的指示，会同西藏军区、公安部门的有关单位，研究出具体的执行办法：

1.派边防部队进驻我应控制的重要据点，除马及墩、桑噶尔桑坡、勒、龙以及扎西岗、什普奇等暂时维持现状外，对楚鲁普、乌热等地派出巡逻队。

2.在印军占领的地方由地方宗本就地提出交涉，或由我边防军提出警告，或由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交涉。

3.规定重点工作地区为：①新（疆）藏（阿里）公路西侧靠拉达克接壤部分的班戈湖（斑戈湖跨越中印两地，边界线习惯以湖靠西边库尔克堡为界，但印军时常越过界线）。②马及墩及则拉宗一带（英国曾提出让步，划给西藏的圣山、札日山、圣湖等地）。

在暂时维持现状方面，我边防部队不前进，不发生武装冲突，也不让印军前来占领。他们将重点工作放在做好军事边防工作上，派人进驻把守，因为这些地方很明显是中国领土，先要派人巡逻到印军后方调查，其次要注意搜集资料、证据，准备外交交涉。

派往墨脱的工作组成员，靠乘坐独木船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米林县派村（冀文正摄）

珞渝的马及墩不属于维持现状的行列，这就意味着要求印度兵撤离。若印军一意孤行，就有可能引发边境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珞渝工作组的工作重心必须调整，以过去做群众工作，改由搜集整个珞渝地区的军事、地理、人文情报，为外交部在中印边界谈判时争取主动而创造条件。

1954年9月，举世瞩目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迅速向拉萨延伸，犹如两条巨型手臂从北京伸出，将西藏紧紧拥抱在祖国的怀抱。随着西藏交通条件的大力改变，为巩固祖国边防创造了更为有利条件。这时，西南军区情报部田景山中校带领四名军队工作组成员，从米林县派村出发，翻越多雄拉山进驻墨脱宗。

10月中旬，波密分工委书记、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二办事处主任苗丕一，参加完西藏工委会议返回波密，根据中央、军委及西藏工委、西藏军区“适应客观形式需要，扩大工作范围”的指示，结合珞渝地区的实际，经波密分工委研究后，向珞渝工作组发去了一份电报。

在电报中，波密分工委明确指示，将珞渝工作组改为白马岗工作队，任命田景山为工作队队长兼党组书记，廖忠义为副队长兼党组副书记，石良成为党组成员。波密分工委明确要求，军队和地方系统在来年初各司其职，军队系统主要由田景山领导，带电台和情报人员在“麦克马洪线”以北驻防，加强对墨脱宗的监视，深入调查敌情社情，做珞巴、门巴两族群众的启蒙工作，侧重于“面向外”；地方系统仍留在金珠宗布隆村，侧重于统战和群众工作。

墨脱宗在金珠宗的南边，距我后方虽远，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人口稠密，其南边紧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南侧就是被英印蚕食的我国数万平方公里土地。若能同时开展墨脱的启蒙工作，意义就更大。

11月7日，白马岗工作队副队长廖忠义带上卡布前哨站工作队成员丁培萱，同已在墨脱宗政府附近工作的田景山一行会合。根据波密分工委指示，加强同墨脱宗本阿旺群顿的协商，将白马岗工作队大本营设在墨脱宗政府。

翌日，田景山、廖忠义和翻译丁培萱等例行上门进行了拜访，向墨脱宗本阿旺群顿赠送了一匹绸缎、藏文《十七条协议》和多种藏文画报，宗本阿旺群顿设便宴招待大家。

席间，田景山讲了许多诸如大好形势以及达赖、班禅和解等情况。但每当谈话涉及我工作队人员进驻墨脱的话题时，阿旺群顿总是回避，岔开主题。若实在无法回避，他便叫起苦来：“你们想想，若解放军进驻墨脱宗，印度也到墨脱宗，你们相互打起来，我可不好办。”

一旁的廖忠义性急，便对他说：“这是我们的土地，他有什么理由来这里？毛主席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翻译丁培萱对“犯我”一词不好翻译，他灵机一动，干脆译为“你不打我，我不打人，你若打我，我必打人”。

阿旺群顿一听，心里不由一惊，可态度依旧非常强硬：“墨脱不来解放军，我们照样可以把墨脱治理好，我们的边防不是很巩固吗？”

在丁培萱的回忆里，阿旺群顿一时微笑，一时诉苦，一时强硬，显示出很强的谈判手腕。在历任宗本中，阿旺群顿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从他的身世就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人物。

阿旺群顿1901年生，日喀则南木林宗人，自幼出家色拉寺。矮个儿，满脸麻眼，群众私下称他为“巴扎”（麻子）。1927年随色拉寺堪布去内蒙古担任强佐一职，继而遍游香港、上海、北京、南京等地。1941年返回拉萨，在色拉寺担任强佐。1949年，49岁的阿旺群顿被委以重任，担任墨脱宗宗本。

阿旺群顿藏文程度高，社会经验丰富，处事老练。原本应在1952年期满回拉萨，可他却玩起了两面派手法，让墨脱宗老百姓上书挽留他，又继续担任下一届宗本。可是，当地头人和群众私下向工作队反映，阿旺群顿曾周游过印度、孟加拉等国，虽对人微笑，但心底狡猾，还相当残酷，他欺诈成性，视财如命，剥削有方，善于制造民事纠纷，从中渔利。

在他任职期间，曾打死过3人，没收过13户人的家产。事后统计，在他任职的5年间，珞巴和门巴人为色拉寺和他本人无偿背运物资，冻死在多雄拉山上的乌拉不下150人，都称他为“都布且拉”（毒蛇）。

解放军进入波密后，阿旺群顿曾于1952年7月来到波密分工委，拜访苗丕一书记和第二办事处江巴益西副主任，声称墨脱宗遭受特大地震灾害，希望能得到噶厦政府的支持，而拿到地震受灾后的免征免税批示。

1953年7月14日，德木（今林芝县）工作组组长田玉玺曾受上级委派，带着翻译袁子祯翻越多雄拉山口前往墨脱宗政府，希望阿旺群顿宗本能同意工作组成员进驻墨脱宗开展工作，可他异常冷淡，说：“我们管辖墨脱20多年，无军无兵，边境不是很安宁吗？人民的生活过得不是不错吗？”

一次，田玉玺在当地门巴族措本旺勤等人的陪同下按时赴会，出席会议的除了宗本、聂巴、秘书外，当地珞巴族、门巴族和藏族的代表12人都提前到达会场。会上，田玉玺反复强调我们派工作干部前来墨脱的意义，宣传和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平等的政策，落实《十七条协议》，团结各族代表人士和人民，共同保卫建设边疆，让各族人民过上吉祥、美满和幸福的生活。

阿旺群顿却说，在没有得到西藏政府和色拉寺的批准前，共产党的干部不得进驻墨脱宗。他还拿出一支英式步枪，在田玉玺面前夸耀说：“这是我在昌都时，花5个银圆从解放军手里买来的。”

阿旺群顿宗本不同意解放军进驻墨脱开展工作，这是田玉玺预料中的事。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以统战白马岗工作队部分成员在金珠宗合影，前排左一为廖忠义，第二排左二为丁培萱（冀文正提供）工作为主，许多事尽管是好事、大好事，但西藏上层人士不同意，我们也只有迁就或者缓办，并积极创造条件把它办好。

在墨脱的20多天里，田玉玺一行爬山越岭，过溜索，冒酷暑，战毒蛇，足迹遍布村村寨寨，广泛接触珞巴、门巴族的氏族首领和群众，大力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性质，宣讲伟大的祖国和《十七条协议》，以及开展启蒙工作的重大意义。他们和蔼可亲，态度中肯，深得部落酋长和群众的信任。

然而，阿旺群顿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担心解放军进驻墨脱宗，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同年9月，阿旺群顿再次来到波密分工委，表面上维持同第二办事处的联系，实则探查解放军实力，以劝其不要进入墨脱宗开展工作，不啻一次针锋相对谈判。

田景山、廖忠义面对这样一个对手，耐心说服，据理力争。在谈判中，白马岗工作队成员历数色拉寺统治墨脱宗期间丢失的领土，印军强行占领西藏管理的珞渝马及墩，藏族群众猴年朝拜札日神山受阻，以及我国外交部竭力争取收复马及墩的情况。

此前，阿旺群顿曾两次同印度兵谈判边界一事均失败，印度后来派兵强行占领色拉寺管辖的墨脱宗达岗措（第五措），不准他们下去收税；印度派兵强行占领马及墩，阻止他们猴年朝拜札日神山。阿旺群顿反复权衡，最后同意工作队军政人员进驻墨脱。

11月8日，田景山队长迅速将这一情况通过机要电报上报给波密分工委。西藏工委最后发来电报，同意军队系统人员早日进驻墨脱，地方系统要负责开辟帮辛地区的工作，战略要地卡布前哨站要继续派驻两人，搜集敌方情报，宣传过往群众，继续巩固后方。

白马岗工作队党组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田景山队长、廖忠义副队长均前往墨脱宗开展工作，金珠宗后方工作由工作队党组成员石良成负责，覃志远、王学良、郭少先、谢东河、孙德连、苏小三、王风楼、小焦、章本华和丁福才等，分别于11月10日、13日和17日启程，离开金珠宗向墨脱宗进发，墨脱宗工作队成员一下由原来的5人增加到现在的近20人。11月下旬，工作队军政人员进驻上珞渝的所有地方，全面开展珞渝两宗一措的工作。

11月26日，廖忠义副队长回到金珠宗。在谈起这次墨脱宗之行时说，宗本阿旺群顿对我方冷淡，态度相当强硬，而墨脱宗的3名门巴族措本却相反，相当热情，欢迎我们前去开展工作。珞巴和门巴族群众埋怨我们，为什么不早几年前来墨脱工作，只做卡布村以上的工作。当地群众背地里倾诉三大领主的罪行，多次要求毛主席派人早日前来解救他们。许多群众陪他到卡布村时，流下了不少泪水，恋恋不舍地话别，并再三嘱咐说：“早日来拯救我们！”

珞渝地区在吸血成性的三大领主压迫下，成为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乌拉差役多如牛毛，多数农奴债台高筑，爷债孙还者屡见不鲜，靠高利贷度日者不计其数。在西藏腹心地区，一般年景借债利息是借十还二，可在珞渝地区是借十还三，受灾严重减产的年份则是借十还五。金珠宗聂巴村24户中，家家户户均减收一半左右。富裕户仅2户，口粮基本自给7户，靠外出借贷搭配棕心树度日15户，布且娃借格当村格桑家140公斤玉米，来年连本带利得偿还210公斤。

本来庄稼长得就不好，而色拉寺派往墨脱宗的宗本阿旺群顿在雪开山不足4个月里，强迫群众将大量搜刮来的大米、茜草、竹藤工艺品等土特产，无偿运过大山至波密和工布，又将官员们的食盐、工业品等背过山来，每户得背负两趟（每趟近1个月时间）。短途的运输和乌拉差役更不计其数。盛夏雪开山，也正是庄稼的成熟季节，野猪、熊、猴害十分严重，一个晚上不去看守护卫，就会糟蹋殆尽。

此外，墨脱宗本还不管群众的死活，强迫群众在大雪封冻的寒冬背运大米过多雄拉大雪山，衣着单薄的乌拉19人被冻死。在三大领主的残酷压榨下，广大农奴没有一点生存权，85%以上的农户靠棕心树（又称“达血”，即将棕心树捣碎后磨成粉来食用）糊口，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出乞讨者络绎不绝。

经统计，金珠宗贫困户所收粮食除交地租和还借粮外，所剩无几。粮食减产，按照一日三餐半稀半稠糊口的户数达43%，完全靠贷粮和棕心树代食品度日的特困户占了14%。据粗略统计，仅金珠宗来年春播缺种高达4200公斤。

1953年，珞渝地区风调雨顺，农业获得了好收成。工作组经过同当地头人协商，用银圆采购粮食14000公斤，自己生产的粮食16000公斤。

1954年初，无息贷给缺粮的珞渝群众12000公斤。若扣除白马岗工作队的基本口粮，尚余粮5600公斤，这成为发放无息农贷粮的基础。

这一组组数字牵动着波密分工委领导的心，特向白马岗工作队发来一份份加急电报：“干部要节衣缩食，不足部分从大家口粮中解决。”金珠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再看看工作队一不用粮酿酒，二不用粗粮喂猪，每天由三顿干饭改为两顿干饭和一顿稀粥。工作队惜粮如命的举动，群众被感动了，他们通过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共产党是真心为我们办事的，跟着共产党走就有光明。”

工作队每到一处，他们便深入调查了解，确定困难群众，召开村民大会，发放救济款。每当灾民接过救济款时，不少人掉下了热泪。在一次发放救济款的村民大会上，村里所有的人都来了。工作队成员用珞巴话宣传了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和进驻珞渝的伟大意义，大家听得非常认真，不时提出许多问题，工作队成员都一一耐心回答。

在短短的20多天里，白马岗工作队员的足迹遍及墨脱的大部分村庄。让人头痛的是，当时政权掌握在西藏噶厦派往这里的地方头人手里，工作队发放的无息农贷款、救济粮，部分却被吸血成性的他们搜刮去了。群众欠地方头人的债务名目繁多，诸如祖辈债、免鞭债、人头债、猎场税、牛税等达30多种。

同时，一些当地头人也从中作梗，有的虚报、冒领农贷款和救济粮。为此，工作队成员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团结当地头人的基础上，冲破各种阻力，让农贷款和救济粮真正发放到贫困家庭手中。这样既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顽固派，壮大了爱国进步力量，也增强了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热爱祖国的信心。

卡布村的新汉人

卡布村位于珞渝地区上部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南面是墨脱宗，西北面是帮辛措，东北面是金珠宗，也是通往东西南北各地的唯一通道。多年来，这儿的珞巴人，一面安享着结绳记事、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一面小心捍卫着祖先留给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以致外界人很难进入这片秘境。

卡布村素有珞渝要塞之称，珞渝工作组成员吴义成最先被派驻这里，独自一人住在一户珞巴人家里，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赢得了“新汉人”的美誉。随后，珞渝工作组又先后派孔庆云、郑宝芝、丁培萱、徐正忠到卡布驻点，开荒种地，在这里同珞巴人建立了深厚情谊。

事隔43年后，曾到卡布驻点的丁培萱在给冀文正的回信中写道：“咱们在卡布村时，外出一次多么艰难和危险呀，萨玉大塌方差点把咱俩冲入江中，在珞巴朋友安布等人的帮助下才脱的险。外出一天至少被蚂蟥咬几十个伤口，耗血不下一茶杯，毒蚊咬得浑身都是疙瘩，草虱子、毒蛇遍地都是。饿肚子吃芭蕉根。回想起来真可怕呀，不过咱们都熬过来了。”

1955年8月，冀文正和李永华成为解放军进驻珞渝后派到卡布村的最后一批驻点成员。对于食不果腹的珞巴人来说，冀文正这名懂得农技知识成员的到来，带给卡布村人的变化是空前的。

冀文正进入卡布村后，面临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开荒种地，确保生产自给。他挨家挨户去借生产工具，可珞巴人农具的原始让他惊讶了。每家除斧头和砍刀外，其余均是木制的。木棒戳洞下种，木板夹穗，木臼舂米，脱粒用脚踩，运输靠人背。粗放的经营，退化的种子，不景气的生产，哪还会有什么高产可言！。

冀文正是个心细的人，他在日记《昔日萧条的西藏农业》中写道：“卡布村有12户珞巴村民，仅有51件铁制农具。村民安布全家7口人，1954年收获稻谷、鸡爪谷、玉米等1820公斤，扣除其他开支，人均口粮112公斤，一年中有四个月靠棕心树代食。这种食物淀粉含量较高，但吃起来有些味苦。安布属卡布村的上等人家，下等村民的生活就更加凄惨了。”

卡布村地处亚热带丛林，这里生长着坚硬的树木，有的硬度几乎同铁相当。冀文正出生在河南农村，他照着内地的办法制作了木锄、木犁，在珞巴人生畏的“鲁欣”地上开垦了0.8亩水田，及时插上了稻秧。

珞巴语的“鲁欣”意为“鬼地”，曾有人耕种后得了麻风病，当地人又称为“麻风地”。冀文正要在这块地上耕种，珞巴人表现出了一脸的惊异：“鲁欣！鲁欣！”并且站得远远的观看。可后来汉人却没有得病，这多少让珞巴人惊异他们的特异功能。这不免使人想到，刚迁入墨脱时的门巴人，用铁棍深深插入土中的情景。

冀文正进入西藏后，不仅学会能讲一些藏语，还能看懂藏文。珞巴族部落酋长安布经常到藏区交换物资，也能说一些简单的藏语，冀文正当时不会珞巴话，便用藏语同他交流，知道了“鲁欣”的来历。于是，细心的冀文正观察起这片地来，并找到了致病的根源。这块地原来背阴，杂草丛生，寄生了许多让人致病的蚊虫。在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卡布村，村民得了麻风这类“怪病”，那就是致命的，畏惧“鲁欣”的习俗由此而生。

冀文正想，若在珞巴族部落中推广农业技术，提高粮食单产，可以减少对后方粮食供应的依赖。但是对珞巴人来说，急于向他们宣传农技知识，推广农业技术，却很难接受。既然这样，那就自己先做出来。

对于现代农技，冀文正其实并不陌生，他是我国培养的西藏第一代农业技术人员。3年前，中国政务院文教委就派去一支由48名科学家组成的科学考察队，担负摸清西藏各类资源、培养西藏第一代科技人才的重任。翌年1月，科学考察队农业组在拉萨七一农场举办了首届农技训练班，63名学员来自拉萨、昌都、波密、江孜的部队，而且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生产经验。

粮食丰收后，金珠宗藏族群众归还头年从珞渝工作组借的粮食（连有祥摄）

冀文正虽然仅有初中文化，可在那样的年代，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连队还担任过文化教员。他至今仍记得给他们授课的13名专家中11人的名字：李连捷、庄巧生、张琨、钟辅求、张纪增、邱龙章、郑丕尧、肖前椿、夏荣基、吴耕荣、李志勤。这次培训为他日后在墨脱两个部落民族站稳脚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冀文正在自己开垦的玉米地里进行人工授粉，同时征得珞巴人的同意，让他们也种一块地的玉米做对比。为了让珞巴人领会并接受，他将学到的珞巴语“结婚”一词用来比做为玉米的人工授粉，在场的小伙子们笑弯了腰，姑娘们羞红了脸。

秋天到了，冀文正邀请珞巴族群众前来观看。珞巴人第一次发现，经过人工授粉的玉米棒子个大而且没有光头，子粒沉甸甸的，润泽光滑，当场脱粒后，一个棒子比没有授粉的重0.12千克，珞巴人大吃一惊，纷纷称道：“玉米‘结婚’可以高产！”

珞巴人非常务实，许多人前来向他索要种子。他和战友李永华当年收获了784千克人工授粉的玉米，干脆全部拿出来送给了村民。他借这个机会，向珞巴人反复阐述“母壮子肥”的道理，珞巴人第一次懂得了下种前必须精选玉米棒子的中间颗粒饱满的种子。

冀文正勤学苦研，很快掌握了水稻合理密植、玉米人工授粉、棉花打尖等技术。于是，他发动群众开垦水田，引来山泉，采用粳稻良种，合理密植。为此，珞巴人送给冀文正一个个新的头衔：玉米红娘、水稻老师、棉花顾问……

这时，雅西氏族首领安布带领村里人，给他们盖了一幢竹楼，地板、墙、柱子、门和屋顶全部是竹子，不用一根铁钉，不用一块木板，十分美观。他们从江边捡来石子，在庭院里镶嵌了一个两米见方的“家”字，周围再种上珍稀的老虎须和虎头兰花。新房落成的那一天，珞巴人在房前点起一堆篝火，通宵欢庆。

雅西氏族首领喝了很多米酒，话多了起来。他告诉冀文正，大约在43年（1911）前，清军带着一批藏兵，同波密王军队在这里进行了10余天的激战，双方都有伤亡。波密王军队终因敌众我寡、武器太差逃往下珞渝。翻越遂拉抵达珠村和翻越金珠拉抵达卡布的两股藏军，一路作恶多端，奸淫妇女，掠夺民财，骂我们是野人，不准我们搞祭祀活动，还砍神树，砸神石。

冀文正从安布介绍中得知，他家仅有的一头耕牛和一头奶牛也被抢去。父亲亚堆上前拉住缰绳不放，被藏军用枪托打倒，还用树条抽打，满身血迹，不省人事，年仅5岁的安布吓得直哭。

安布点燃一锅旱烟，接着说：“我们组织起来，连夜砍断了两股藏军会师的金珠藏布江上的藤索桥。珠村那股藏军顺原路返回距离太远，道路险恶，又怕我们在沿途埋设暗箭，他们找不到一个珞巴人，只好自己砍削藤条架桥。当他们洋洋得意从藤索桥上滑向对岸时，突然从两岸的林中射来无数复仇的毒箭，很短时间就击中了数人，瞬间落入了30多米的大江，当即被激流吞没。藏军用枪向林中乱射。强渡两天，藏军宣告失败，不知丢下多少尸骨，顺原路返回金珠。”

安布呷口酒，说：“可事隔18年后，藏军再次打败了波密王军队，重新统治了珞渝。卡布是三岔路口，也是一处短途物资转运站，藏族官员们将搜刮来的珞渝大量土特产，强迫我们无偿背运到帮辛、金珠，每户每年平均得运送近百趟，每趟来回得4天。一年四季无休止地背运物资，哪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呀！我们最恨的是藏族官员来往频繁，不仅酒肉招待，每晚还要派年轻貌美姑娘‘陪睡’。我们敢怒不敢言，稍有违抗，就要吃皮肉之苦。”

谈起十八军官兵进驻卡布村，安布告诉冀文正：“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唯一的出路就是背井离乡。这里过去是个有50多户的大村落，后来逐年减少，最后仅剩下9户。3年前，珞渝工作组来到这里，有的重新返回卡布村，卡布村由原来的9户发展到现在的12户。我们比较了3年，是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上等地，让我们过上了好的生活，我们感到有了盼头。”

秋后，卡布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农业丰收。冀文正和李永华人均产粮437千克，大大超过了西藏工委规定的人均产粮80千克的指标，蔬菜也自给有余。他俩把人工授粉的玉米优良品种赠送给每户7千克，还传授简单易行的生产技术。

冀文正在《南方的丰收》中写道：“1955年，珞渝的各种农作物都比往年好。一串稻穗发7个杈，结350粒子；一个玉米棒有30多厘米长，两个棒子可打一升（相当于0.7千克）；还有虎蹄形蔓加，狼尾巴似的小米等，都长得特别结实粗大……”冀文正没有想到，这篇文章被1957年10月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先后发表。

冀文正白天种地、看书、写日记，向珞巴人学珞巴话，晚上同珞巴青年一起跳舞、唱歌和讲故事，慢慢地走出了没有语言的“哑巴”世界，和珞巴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珞巴人按照猎获的兽肉平均分配习俗，也给他们分一份，他们成了卡布村的第13户村民。

9月28日是珞巴人每月一次的休息日，牛布特地把冀文正和李永华请到家中做客。这家主妇筛酒，亚姆姑娘斟酒，男主人陪客。喝酒时一人一瓢，几瓢米酒下肚，话便多了起来。牛布小心地问：“你们是真的汉人吗？”

冀文正听到这里，心里不由一怔。到金珠后不久，上级交给他一项调查珞渝地区情况的任务，即了解赵尔丰、张荫棠派兵珞渝追剿波密土王。当时两路汉军各带一营藏兵助剿，可藏兵从骨子里瞧不起珞巴人，干了许多坏事，但珞巴人将这笔账记在了汉人身上。冀文正毫不回避，说：“我家在内地河南，是地道的汉人。”

墨脱宗白马岗工作队种植的莲花白，最大一棵达14.4千克（冀文正提供）

牛布望着眼前这名处处帮助他们的好汉人，心里十分诧异，依旧小心地问：“你们跟43年（1911）和27年（1928）前那两批汉兵是什么关系？”

冀文正听后心里不免再次一怔。1928年发生的藏波战争，没有一名汉人参与。珞巴人为什么认为是汉兵所为？这完全是受西藏地方政府蛊惑人心的宣传所致。他不便作过多解释，只是对牛布说：“那两批士兵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队，是镇压人民的。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那两批汉兵骂我们是野人，烧掉我们占卜的用具，抢我们的猪和牛，还侮辱妇女……我们忍无可忍，才用弓箭还击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来替那些汉人报仇的……”说到这里，牛布绷着脸突然问：“你们家有老人小孩吗？”

冀文正听到这里，深知汉、珞巴两族间的矛盾是牛布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便如实回答说：“我的爷爷奶奶早已去世，现家中有爸爸、妈妈，还有叔叔、伯伯、哥哥，侄儿、侄女都在上学。”

冀文正没有想到，牛布绷着的脸突然舒展开来，端起一碗酒敬他们，不胜酒力的冀文正接过酒碗一饮而尽。牛布一看这情景，高兴得像个孩子，对他们说：“墨脱宗政府的官员说，这次来的汉人不仅抢东西，还要烧死老人，吃掉小孩……可你们在这里都3年了，没有一个抢东西，还给我们办了不少事，他们说的这些都是假的！”

心里特别高兴的牛布，让妻子盛饭，用米酒、鼠肉款待这两位贵客。酒兴正浓时，牛布向他俩讲起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汉、藏、珞巴、门巴、僜人 是五兄弟”的故事。

很早以前，传说世上到处是水，浩瀚的海洋中有一个孤岛，叫白马岗。那时天上有几个太阳，热得地上冒火，水在减少，慢慢地露出了平原和丘陵。一个暴雨天，太阳的儿子达西和月亮的女儿饶姆降落下来，结成地上的第一对夫妻。5年后，他们有了5个儿子，长大后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有一天大哥（汉人）见大家一起逮不着野兽，要求分家，老二（藏人）附和长兄的意见，三个弟弟再三劝说也没有用。老大老二朝北方走，老二走到波密一带因生病而留下了，老大走了很远的地方，在内地安了家。老四往西迁到朱隅和门隅，老五到了察隅。唯独老三不愿离开家，继续住在山洞里，他发明了弓箭，可以狩猎，在这里繁衍生息，成为珞巴人的祖先。

牛布讲完，笑着说：“我们的祖先原是一条根呀！”大家都笑了。这时，牛布的女儿亚姆百灵般的歌声响起了：“不熟悉的成了异乡/熟悉了变成家乡/不认识分成珞人和汉人/认识了成为一家人。”从此，“新汉人”的佳话传遍了珞巴人的村村寨寨。

换大米惊动两位将军

1955年2月25日，西藏工委正式决定合并波密东三区的倾多、曲宗、易贡，成立扎木中心县委，赵云堂任县委书记，董玉珍任副书记，归昌都分工委领导。

这样，波密分工委自动撤销，新设塔（布）工（布）分工委，加强对则拉宗、觉木宗、加查宗、雪喀宗、太昭等的管理，分属于林芝、山南地区，任命何祖荫担任第一副书记。

从这一天起，白马岗工作队成员隶属于塔工分工委、塔工边防团领导。队长田景山、副队长廖忠义虽然负责全面工作，但田景山侧重于军队人员的领导，加强边境一带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上报工作，而廖忠义则侧重于地方工作人员的管理，做好地方的统战和群众工作。

白马岗工作队移驻墨脱宗后，所辖的3个门巴族措本旺勤、罗布旺秋、索朗多吉都先后找到副队长廖忠义，历数墨脱宗本阿旺群顿统治墨脱后犯下的一个个罪行，诸如借口给部队修建房屋大量派差，其实是修建宗政府。如有不满和抗拒他的旨意者，轻则逮捕鞭打，重则致残致死，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农业生产。

罗布旺秋时年39岁，墨脱宗第三措措本，曾去过拉萨、工布、阿萨姆经商。他所在的措靠宗政府最近，背运物资的任务非常繁重，群众对宗本阿旺群顿畏之如虎，恨之入骨。他甚至对廖忠义说：“去年，我们这里严重减产，可巴扎（阿旺群顿）照样收大米，让群众背运过山，翻多雄拉时死了不少人。有的群众对我说，他们想刺杀巴扎。”

廖忠义思忖，若刺杀墨脱宗本阿旺群顿成功，有人会借此造谣，称解放军进驻墨脱宗后，派人暗杀了宗本，这不正给西藏噶厦找到了一个攻击中央政府的理由？廖忠义越听越觉得不对，连忙派出工作队员了解情况，墨脱宗政府每年支派乌拉背运大米过山，年年都有数十人死于多雄拉雪山的情况属实，令人触目惊心。

西藏腹地不产大米，位于亚热带珞渝的墨脱宗出产大米，于是成了色拉寺特殊的税收对象，供色拉寺和西藏三大领主享用，而当地群却很难吃上一顿米饭。墨脱宗本阿旺群顿则以上交农业税为名，每年从墨脱宗搜刮大米7300余公斤，再加上农奴为其耕种所收获的大米，以及宗本到印占区下珞渝经商换取的大米，总计近14000公斤。若每包按42公斤计算，约合339包，均由差户翻越多雄拉雪山，无代价地背运到山脚的米林县派村，墨脱宗的每个差户几乎都得运送一包。派村头人收取后，再派乌拉一站站地送往拉萨色拉寺，三大领主却不支付一分一厘的费用。

白马岗工作队员冀文正同珞巴、门巴猎人在一起（冀文正提供）

收取大米时，按规矩交粮人要盛一碗送到宗本的面前查验，意为“献新鲜”。（在新鲜饮食未用之初，先取一份如鲜茶、鲜酒、鲜水等供在神或主人面前）宗本查验合格后，差官开始用斗来量。他们故意将米撒在斗外，量斗棍一平又撒一些，村民为此要多交一二成，年年如此，敢怒不敢言。量斗的人和贮藏粮食的仓库，均由派巴布提供，撒到斗外的大米，也由派布巴清扫，这又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藏历十一月上旬是稻谷的收获季节，待差粮收齐后已进入十二月，而大批乌拉启程则又拖到了十二月下旬。寒冬腊月，喜马拉雅山上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达到-30℃。衣着单薄、短裤赤脚的差夫，怎能抵御多雄拉雪山肆虐的暴风雪？不仅冻伤致残者不计其数，而且年年冻死的也不少：1937年冻死39人，1943年冻死32人，1948年冻死28人，1950年冻死23人，1951年冻死19人……

为此，民众称墨脱宗本为毒蛇、多雄拉为死山。1954年墨脱宗遭涝灾后，印度积极加强对我方的政治攻势，诸如给逃往印占区的民众免费医疗、提供生产工具和生活物资等。有的为了逃出墨脱宗本的魔掌，趁去工布支差的机会逃往印占区，这一年竟达90多人。据粗略统计，墨脱宗民众因不堪忍受宗本的残酷压榨，有的饿死，有的病死，有的逃跑。在不到半个世纪里，人口减少达28%。

早在1953年，墨脱宗的许多头人和民众不顾路途遥远，步行多日来到金珠宗的珞渝工作组，要求豁免墨脱宗本支派的大米差，希望将大米交给工作组。然而，墨脱宗的政权掌握在西藏三大寺庙之一色拉寺派来的阿旺群顿宗本手里，经工作组多次交涉，反复向他说明群众的迫切要求，以及大米差造成的惨景，但吸血成性的阿旺群顿宗本哪里考虑民众的死活，硬是逼着群众背运大米过山。(www.daowen.com)

白马岗工作队进驻墨脱宗后，西藏的交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所吃大米通过汽车运输进藏。他们从林芝领取大米后，派民众用牲口驮到派村，再由墨脱宗的门巴族民众背运到墨脱去。同是大米，在林芝和墨脱的小道上背来背去，真是劳民伤财。民众看到这样的情况，换大米的呼声更高，要求更迫切了。

带着这样的问题，廖忠义与翻译李朝群前往墨脱宗本阿旺群顿那里协商，建议墨脱宗将收来的大米交给白马岗工作队，西藏工委将大米如数交给色拉寺。这样一件有利于三方的好事，阿旺群顿却是百般阻挠。

阿旺群顿一会说：“过去没有做过，没有先例，肯定做不好。这样做太麻烦，上边（色拉寺）不会同意。”一会又借故：“你们的大米有汽油味，不好吃。”

廖忠义只好拿出内地产的大米，问道：“你闻闻，有汽油味吗？”阿旺群顿闻了闻，没有闻出汽油味，他又借故说：“这怎么成呢？大家都不支乌拉了，以后……”

廖忠义想到我党的统战政策，只能苦苦相劝。毛主席在解放军进藏前后都明确提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二野政委邓小平也多次指示：“到西藏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要用正确的政策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白马岗工作队进驻墨脱前，原波密分工委书记苗丕一也再三嘱咐大家，团结上层，减少工作中的阻力，推动西藏革命的进程。

廖忠义无论怎么做工作，阿旺群顿就是不同意换大米。他看这样下去不行，只好将情况上报塔工分工委，然后逐级上报到西藏工委。

尽管这样，墨脱宗一些官员还在群众中造谣说：“共产党派来的是汉人，是为赵尔丰部队复仇的，他们专杀老人和吃小孩。不要看他们现在好，因为他们现在人少，把我们没办法。他们迟早是湿牛皮做帽子，先好后坏。”

原来，20世纪初的赵尔丰这支汉人部队，其身后跟着一营藏兵，虽然赵尔丰治军甚严，可藏兵却干尽了坏事。他们称珞巴人为“野人”，杀耕牛，抢粮食，奸淫妇女。这个账自然也算到了汉兵头上。忍无可忍的珞巴人用毒箭射死不少汉、藏士兵。珞巴族民众对共产党派去的工作队员疑虑甚多，不敢讲真心话，处处回避他们，始终保持一种戒备心理。

不过，西藏和平解放都5年多了，墨脱群众听到的、看到的、学到的东西也不少。昌都属于武装解放地区，免除了一切差役和税收，而他们依然遭受着残酷的剥削，有些胆大的便来到工作队诉苦。

廖忠义视其情况，派李朝群同当地头人协商，在交大米差上，采取软磨硬抗的办法，4个措本也给予积极配合。理由是今年雨水多，稻谷成熟晚，收获后晒不干，无法舂成大米。眼看着多雄拉大雪要封山了，没有一个前来墨脱宗交纳大米，宗本阿旺群顿心里非常着急，可急也没有办法。

荷扎措（第三措）措本益西旺秋（冀文正摄）

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看到这份电报后，多次与旧西藏噶厦官员交涉，色拉寺终于同意了换粮协议。1955年底，西藏工委来电指示：“我们充分理解珞巴和门巴人民的心情，同情他们的处境，他们换粮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们一直是支持的。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不在于我方的意愿，而对方一直阻挠。经过张代表和张司令员多次做工作，对方才同意了换粮的协议。你们收粮后，将总数电告财委，以便及时将大米如数付给对方，取信于人。”

冀文正在回忆录《换粮协议》中写道：“试想想，换粮并非复杂的大事，而是一件大好事，但农奴主阶级百般阻挠，迟迟得不到解决。在西藏民主改革前，我们每前进一步，每个成果的取得，领导和工作干部都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艰辛。成果是争取来的，是用汗水浇灌来的。”

墨脱宗所辖的措本和学本得知后，一个个喜出望外，民众闻之，则更是喜笑颜开。大家将筛得干干净净的大米交给墨脱宗本，然后再交给白马工作队。阿旺群顿望着廖忠义，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一件好事，色拉寺已经同意了，我早就想同你们商量这事了。”

廖忠义到墨脱宗后，同宗本阿旺群顿的协调，遇到的何止是换大米这样的阻力。1954年，墨脱宗雨水失调，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缺粮断炊的户数高达80%以上，他曾多次向宗本阿旺群顿提出，白马岗工作队派人开展无息农贷发放和救济工作，没想遭到对方极力阻挠。1955年，各种农作物收成虽然较去年好些，但因群众欠宗本的债多如牛毛，播种面积严重不足，缺粮户数十分庞大。阿旺群顿看到这样的情况，依旧不让工作队开展农贷发放和救济工作，各种差加在一起不下30种，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

然而，地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占区，印方却对我珞渝民众施起了小恩小惠，在更邦拉山口建立了一个哨所，在更仁建立了一处军营，在巴昔卡建立了一所野战医院，对过往民众实施免费医疗，拿出部分粮食救济贫困民众，还免除了民众的差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我方民众得知后，寻找各种机会逃往印占区。

直到1955年底，墨脱宗本阿旺群顿才同意工作队向困难民众发放农贷和救济，且仅限于墨脱宗政府附近的民众。

1956年3月15日，白马岗工作队征得宗本阿旺群顿的同意，再次派出两个工作组下到墨脱宗所管辖的4个措开展无息农贷、救济款的发放工作，第一组由李朝群和边防站的由骅组成，主要负责墨脱宗政府以北地区第一措民众的农贷和救济发放；第二组由石良成、冀文正和陶荣华组成，主要负责墨脱宗政府以南地区第二、第三、第四3个措民众的农贷和救济发放。

39天里，白马岗工作队共发放农贷款大洋3108块、农贷粮5012公斤，发放救济款大洋142块和救济粮4000余公斤，农贷和救济面达总户数的64%，大大超过了上级下达的不少于50%的指标。这次农贷和救济的发放，对边境和偏远村庄进行了重点照顾，农贷户占40%，救济户占30%。紧靠“麦克马洪线”的希让村37户，更是给予重点照顾，农贷13户，救济17户。

地处偏远的西宫村次仁老大爷接到救济款后，拉着队员的手说：“早先那场地震死了不少人，不少家庭的人都死光了。那样的日子，噶厦不但没人来安慰我们，他们的乌拉差役还得如数缴纳。我们世世代代弯着腰过日子，苦吃够了，罪也受尽了，现在好了，太阳出来了，解放军大哥不怕辛苦，来看望我们，把救命钱送到手上，毛主席比亲生父母还亲呀！”

从印占区来的珞胞

1956年，川藏、青藏和新藏公路陆续通车，紧接着拉萨的当雄机场建成，由此打开了西藏高原空中禁区，西藏和内地的交通联系日臻便利。这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派出以副总理陈毅为首的代表团来藏祝贺。

尼赫鲁着慌了，眼看西藏的形势朝着和平解放的步伐迈进，他于是策划了1956年邀请达赖访印的事件。

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印度方面在迎接礼仪上只挂印度国旗与西藏雪山狮子旗，不挂中国国旗，给人一种西藏是独立国的印象。后来经过外交交涉，印度才纠正过来，挂上了中国国旗。尼赫鲁还利用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人和西藏少数分裂分子，企图把达赖留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

尼赫鲁抛弃了两面手法，露骨地诱惑达赖倾向印度，搞独立阴谋。周恩来总理亲自去印度，同尼赫鲁直接交涉，劝说达赖及其随行人员，并与一些闹独立活动的分裂分子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及斗争，宣布了西藏6年不改，6年以后改不改由西藏决定的重要的政策。同时又说，达赖若留在印度，只能是一个流亡者，西藏的工作仍然要进行，并指责尼赫鲁允许在印度境内收容、支持搞西藏独立的阴谋分子及其他国、台湾特务的活动。

这位20世纪50年代辉煌一时的印度领袖和亚洲伟人尼赫鲁，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争取印度独立进程中创下业绩。但在印度独立后，却继承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南亚包括喜马拉雅山地区掠得的特权，甚至在中国西藏也要保持英印政府侵略所得的特权，连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所划的中国领土，他也要继承下来。

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尼赫鲁就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周恩来当时答称，这个线是不合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自然也不能承认。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印两国人民不负这个责任。

尼赫鲁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很快在中印边境上表现出来。1956年，印度突然派边防军及警察占据乌热。乌热在阿里与印度北方邦交界处，原是一个藏民牧场，后在这里开辟有一个小市场，印藏边民开山后来此贸易，大半是以物易物。藏方宗本派人前来收税，印度警官及税收人员赶走了藏方人员，声称乌热是印度的。此事报告外交部，属于印度新侵占领土，于是我方提出了交涉。经中印外交部商定，在新德里举行了关于乌热问题的会谈。

在中印边境东段珞渝，同样面临着不同形式的挑战威胁。1956年2月25日，从印占区来了4名珞巴人，他们本是我国56个民族中的珞巴族同胞，因受印度的欺骗性宣传，来时态度相当傲慢，说此次上来要把珞巴人带到下面去，并说：“珞巴人是印度人，我们要住在一起。在墨脱宗住的珞巴人都要搬下去，让领也得领，不让领也得领。”

在靠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我方一侧希让村，生活着4户珞巴族人家，学本不让他们搬迁下去，只得来到墨脱宗找新上任的宗本扎巴顿珠“评理”。墨脱宗政府官员听后非常反感，对他们说：“你们想带人可以，但必须有印度政府的证明信，我们才予以放人。”

可是，他们态度依然蛮横，扎巴顿珠宗本更为生气，想鞭打他们一顿再关起来，双方的敌对情绪逐渐升级。白马岗工作队副队长廖忠义得知后，立即制止，说：“你们若这样做，不仅会加深珞巴、藏两族之间的矛盾，还会激化珞巴、门巴两族的仇恨，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廖忠义通过机要员电告塔工边防团，西藏外事处很快来电指示：下珞渝是被英国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蚕食的中国领土，珞巴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四名珞巴族同胞来到墨脱，是会朋友走亲戚，不能理解为是“印度政府”派来的，更不能要什么证明信。要和气对待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欢迎他们常来常往，来去自由……

廖忠义看完电报指示后，立即派工作队成员冀文正和陶荣华负责处理，态度也更为谨慎。他们一方面从生活上给予关心照顾，宣传我党民族政策和讲清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另一方面向墨脱宗政府官员揭露外国反动派制造民族不和的阴谋。

对于当时的珞渝形势，冀文正在1956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珞渝是祖国的大门，敌人已经侵占了大部分地方，如果我们晚来珞渝两年，敌人会占领卡布或金珠，他们是不会放弃侵略政策的。”

冀文正在同4名珞巴族同胞交谈中，有一名珞巴人大胆地问：“珞渝是印度的领土，你们为什么来珞渝？印度取消了珞渝的差税，你们为什么还让墨脱宗本收这么重的差税？”

冀文正告诉他们说：“珞渝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本世纪初逐渐被帝国主义蚕食，强加给中国的，中国人民不会答应，将来要以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珞巴人会成立自己的自治政府，自己管理自己。”

陶荣华接着说：“我们来珞渝的目的，就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是各民族的大救星，是非常关心珞巴同胞的。希望你们和门巴族兄弟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繁荣昌盛的新珞渝。”

冀文正、陶荣华代表白马岗工作队，向每名珞巴族同胞赠送了4件铁质农具、10升食盐和1本藏文画报。工作队的行动感动了珞巴族同胞，来时那种蛮横不讲理的态度不见了，还多次来到他们家里深谈。有名珞巴人说：“门巴欺负我们珞巴，我们不能住在一块。”

冀文正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后，从我党的民族政策给予解释：“我们都是中国人，珞巴、汉是一家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家务事，可以坐下来像兄弟一样协商解决，不要叫人家左右我们的行动。毛主席对珞巴族同胞是非常关心的，希望你们同门巴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好珞渝。”

这时，有名珞巴人说：“墨脱的差比竹多，税比雪山还重，他们不管珞巴人的死活。我们那里已取消了各种乌拉差役，而你们这里差税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珞巴人承受不了，我们才来领他们搬往下珞渝的。”

墨脱宗政府官员只顾压榨珞巴、门巴人的血汗，从来不管他们的死活。白马岗工作队成员打心眼里痛恨封建农奴制度，但政权掌握在派往这里的墨脱宗政府官员手里。冀文正和陶荣华一道，经过同宗本扎巴顿珠反复协商，才宣布减免希让村4户珞巴族同胞3年的各种差役，4名珞巴同胞高兴地返回下珞渝。临离开时，冀文正对他们说：“珞巴族是祖国大家庭光荣的一员，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拍摄于1953年7月的金珠河上的藤网桥（连有祥摄）

冀文正送走了4名珞巴族同胞，心里一点也轻松不起来。他在3月10日的日记《敌人的阴谋》中写道：“从前听报告或看书时说，敌人是专门制造各民族间不团结的，现在真正领会到了。从这次事情的经过来看，敌人是有意的，布置他们上来领人，如果把人领走了，既会影响民族的团结，又会削弱我们的政治威信。这次虽然争取了主动，但今后对边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这条生命线我们要紧紧抓住。”

印军侦察机飞临我空

3月的墨脱宗，雅鲁藏布江两岸梯田、坡地里，玉米苗已长了一尺多高，青稞已经抽穗，荞麦花、油菜花遍野，一派欣欣向荣。白马岗工作队送走印占区4名珞巴族同胞后，又派出两个小组深入墨脱宗我方控制的4个措，发放无息农贷和小型农具。

李朝群、由骅在背崩村发放农贷时看到，当地铁匠正在打造铝质用具。他们惊奇地问：“这些报废铝片从哪里弄来的？”铁匠回答：“从希让村的山沟里捡来的。”他们经多方了解核实，这些铝片来自希让河山谷，拣到铝片的门巴人有很多，临近的五六个村子的老百姓都捡到过。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工作队边防站参谋由骅从成都军区情报部调往珞渝，从事部队情报工作多年，他当即认为，这么多的碎铝片，除了飞机失事撞上山体掉下来之外，很难有其他可能。它是谁家的飞机呢？

他们从老百姓的回忆中得知，大概在1952年夏季的一天，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听到一声巨响，人们以为是天空打雷。后来有人上山打猎，在山沟里看到了这些破碎铝片，把它捡回来，找铁匠打制各种用具。

李朝群、由骅回到了白马岗工作队驻地墨脱宗政府，汇报了工作以及所看到的破碎铝片，队长田景山、副队长廖忠义深感事情重大，立即上报塔工边防团，决定派边防站参谋由骅、康同玉和白马岗工作队员李朝群前去查个究竟。最后西藏军区批准了这一行动方案，但考虑到飞机失事地带处于高度敏感的“麦克马洪线”上，特别强调了许多注意事项。

经过几天的准备，李朝群、由骅和康同玉带着4个门巴背夫、两个门巴猎人当向导，沿雅鲁藏布江东岸，走了两天来到了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希让村。第三天，他们从希让村出发，沿雅鲁藏布江支流希让河而上，河谷两岸杂草丛生，林木参天，没有人居住，没有农田。没走多远，一条飞瀑出现在面前，那瀑布从河北岸百米多高的山上，飞泻到河的南岸。

他们一行从飞瀑下穿过时，一看，前面哪里还有什么路？在向导的带领下，他们拨开阻挡前进的齐腰深杂草、灌木丛，在阴森森的原始森林里行走，林中草木潮湿，旱蚂蟥在草叶上伺机着，随时都会掉下来。当地门巴族群众早有准备，人人都携带有一个小小的竹筒，里面装着柴灰，将它涂抹在裸露的皮肤上，蚂蟥便不敢靠近了。

他们当晚住在南坡的一个山洞里，一名门巴猎人拿出带来的一只公鸡，杀死以祭祀山神，大家一起念经祈祷，保护一路平安。李朝群将带来的罐头等分给门巴族群众，门巴族群众也把鸡、辣椒等分给他们，大家吃过晚饭后，议论着明天上山要绕道南边，非我方管辖的印占区时，李朝群趁机了解民风民俗，并向他们宣传《十七条协议》，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不准放枪，不得单独行动。

第四天早饭后，他们开始爬山，没走多远，便来到一个名叫“枭朗”的险道。“枭”是“脚”的敬语，“朗”是“道路”，“枭朗”便是“尊贵的脚踩出的道路”。相传很早以前，英雄琼衮带领大家寻找太阳来到这里，踩出了这条枭朗险道。

李朝群虽然到过墨脱宗许多地方，但从来没有听说有这个枭朗险道。他仔细一看，路的右边有一条铁链，从百多米高的悬崖陡壁上吊下来，旁边有一串脚印。上去下来的人，必须左脚踩左脚印，右脚踩右脚印，有的地方只有半截脚印，或者三五个趾印，一点也不能踩错。如果踩错了，很难调换过来。当地老百姓祖祖辈辈都是没有鞋穿的，他们脚短而且宽，五趾分开，大拇指短而粗壮，特别有力。可三名汉族军地干部要从这里上去，同样得脱鞋，手拉铁链，按着左右脚印踩着爬上去。

白马岗工作队队员李朝群（右）1955年在墨脱（冀文正提供）

过了枭朗，他们沿着山脊绕了一个大弯，山顶上长满了杂草，空气潮湿，片片白云在脚下飘动，好像进入了一处人间仙境，在天空行走。棕熊、黑熊、野牛、盘羊等野兽一般在天亮和太阳落山后出没、寻觅食物。如果白天同它们相遇了，那真是非常危险的“游戏”。不过，此时他们只看见几个獐子，在很远的地方低头吃草，不时抬头小觑大家一眼。它们的嗅觉很灵敏，稍微有一点动静，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里距“麦克马洪线”很近，南面是更邦拉山，山下有印军军营，他们经常派人到我方控制地区活动。1951年夏，来了几个印度兵，在希让村的一块大石上，刻了几个英文字母及“1951”等字样，并用小铁锹凿了几下，还吩咐老百姓把刻的这些字再凿得深一些，可是没有人理睬。

门巴族向导领着大家来到一个山洞里，然后说：“若再往前面走一段距离，便是捡碎铝片的地方，我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吧！”接着便开始烧茶做饭。这时李朝群发现洞口有一堆獐子粪，有些粪蛋晶莹发亮，看样子是新鲜的。两个门巴族猎手巡视了一番，没有发现野兽的踪迹，便告诉大家：“野兽都怕光，在洞口点上一堆火，有了烟熏味，你们就可以安然睡上一觉。”

第五天，大家天一亮就起来了。由于高山反应睡不安稳，再加上目的地就在眼前，大家都很兴奋，缺氧也算不了什么。在北面我方控制区的一处山崖上，抬头望去，发现有一块很大的碰撞痕迹，土黄色的岩石裸露了出来，下面不远处便是飞机残骸。

他们来到飞机失事处，发现机型很小，可能是侦察机，机翼、尾部、座舱等摔成几大块，大家找到一些有代表性的碎片，收集在一起准备带走。康同玉拿出相机拍照，可面前的白云左遮右挡，视线不清，一直拍不成。在飞机尾翼上，他们看到了一行数目字，那是飞机的编号。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扩大搜索面，找到一个很大的眼镜框，说明驾驶员应是个大个子，还找到一张丝织地图，上面标有阿萨姆、昌都、昆明等一带的地形图，说明是二战时期使用的地图。可是，没有找到武器、衣物，连衣物碎片、工具、骨骼、毛发等也没有找到，无法辨别其国籍。

李朝群一行忙活了一天，拍了照片，搜集到了不少物品回到山洞住地。由骅、康同玉这些有经验的情报参谋推测：这是一架小型侦察机，只能乘坐1个人，机舱很小，没有副手位置。

3个月后的一个夏天，大家打完篮球，休息的时候，工作队成员高龙从瓜地里摘来一个大西瓜，大家一下子都围了过去。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飞机！”大家一望，果然，一架银白色的飞机贴着雅鲁藏布江江面由南向北飞了过来。

这架飞机越飞越近，需要从高处往下俯视才能看得清楚。突然有人高喊：“打！”就像战场上发出的命令一样，大家一个个扔下西瓜，到屋里将白马岗工作队仅有的一挺机枪，几支步枪、手枪甚至手榴弹都拿了出来， 严阵以待，等待它再靠近一些。两千米、一千米、九百米……

“狡猾的贼东西越飞越近，也不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突然间掉头鼠窜了。”大家都很扫兴。

“后悔有什么用，等它下次再来。”

到了开饭的时候，大家还在七嘴八舌地议论。长时间萦绕在李朝群心中的答案终于找到了：那架失事的飞机，极有可能是印军派出的侦察机，当地村民听到的一声巨响，极有可能就是这架侦察机撞崖发出的爆炸声。

那是4年前的一个夏天，正值我军首次派出工作组进驻珞渝的帮辛、金珠，离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还有一定的距离。印度得知后，派出侦察机侦察我军行动，不想飞机在途中撞上山崖爆炸失事。

珞渝青山祭英魂

1956年9月，墨脱宗基巧办事处成立，宗本扎巴顿珠任主任，白马岗工作队党委书记王殿香、萨嘎措门巴族措本旺勤和当布措藏族措本阿旺次臣任副主任，下设司法科、财政科、文教科、民政科、商贸科和办公室。

最初，所有科（室）主管，均由当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人担任。可后来考虑到司法科、财政科工作性质特殊，主管改由工作队成员担任，李朝群回忆说：“12月，接上级电报指示，我由最初的司法科副科长改任该科科长，墨脱宗宗本阿珠（保镖）扎西由科长改为副科长。”

珞渝被大山阻隔，对外交通十分不便，运输相当困难，群众所需要的盐、茶叶、农具、布匹等日用品，要从上百公里外的工布、波密等地以物易物换回。墨脱宗有“盐比金缺”的俗语，亚让村的蒙西用100升大米，从墨脱宗政府官员那里仅换得5升食盐。食盐成了馈赠亲友的珍品，成了提亲说媒不可缺少的一种彩礼。

工作队进驻墨脱宗之前，这里的生意由色拉寺派来的宗本包办。往来货物全由乌拉（差夫）无偿运送，将货物一个村一个村地传递，如有丢失损坏，不但要赔，还要遭受毒打。宗本从拉萨带一些小商品换取当地的麝香、土布等，墨脱宗宗本有权定价，说多少是多少。他每年派乌拉从工布背进来数百包食盐，高价换取群众的大米，然后再派乌拉无偿背出珞渝。广大群众对此恨之入骨，有的称他们是最狠的毒蛇、吸血的蚂蟥。

工作队进驻珞渝后，每年都得花数千银圆，雇请民工将食盐、茶叶等物资背进墨脱宗。李朝群作为当年的见证人，算了一笔账：“我们先不说这些商品的出厂价是多少，从内地到西藏的运费是多少。单从林芝商贸公司提货后，得用马驮到派村，每包光运费就是4块银圆。再由墨脱宗的民众从派村背运到墨脱，每包运费是18块银圆。拿盐来说，每包30公斤，到墨脱后的售价是16块银圆，每包赔6块银圆，而卖给困难户才收11块银圆。别说赚钱啦，连成本都收不够。”

李朝群说：“老百姓帮我们背一包盐到墨脱，将盐交给我们，我们付给他18块银圆，然后将这包盐再卖给他，他只给我们16块银圆。他将盐背回家，还赚了两块银圆。其他商品，诸如砖茶、布匹、衣物等，都要比林芝便宜，我们不光成本收不回来，而且运费全赔。可这事深得民众的赞扬，墨脱民众称毛主席的兵待百姓真好。”

墨脱宗基巧办事处商贸科副科长高龙（后排右一）与战友一起合影（冀文正摄）

墨脱宗基巧办事处成立后，组织上任命高龙为商贸科副科长，这件事自然由高龙分管。高龙家乡在湖南，年龄和李朝群差不多，比他早到墨脱工作。高龙待人诚实，说话和气，工作勤恳，同墨脱宗的民众相处融洽，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他为“葱本拉”（商官）。

新中国成立后，高龙参军到部队。刚结婚不久，便辞别新婚妻子到了西藏。这一别就是五六年，直到1955年冬，经组织上批准，他的妻子独自一人来到林芝。不巧的是，高龙当时在墨脱宗，距离林芝尚有七八天路程，还要翻越海拔4221米的多雄拉山口。

眼看夫妻俩就要见面了，可惜来迟了一步，多雄拉山口已经被大雪封住了，高龙妻子被无情的雪山阻隔在了林芝。在这200多个日日夜夜里，望眼欲穿，同牛郎织女隔河相望又有什么两样呢？

待到来年6月初，多雄拉雪尚未开山时，高龙妻子就跟随公路测量队进墨脱。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对一个湘女来说，那将是多大的考验。10多天后，这对分别了六七年的夫妇终于团圆了。

聚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太短了。高龙作为商贸科副科长，主动担负起了组织群众背运食盐、茶叶等物资的重任，一次次地组织民工背运物资进山，每次同妻子短聚后，又踏上了运送物资之路。

9月中旬，高龙从林芝贸易公司采购了185包盐，因到派村的路塌方中断，直到10月下旬才将物资运到派村。

高龙带领民工翻越多雄拉山，几次冲刺未能成功，只得在西坡一处山洞里等待好天气。11月19日拂晓，天空放晴，高龙带着大家天不亮就出发了。高龙在背盐队伍的最前头探路，其余的踩着他的足迹，艰难地爬向多雄拉山口。高龙走得很快，到了半山腰时，突然天气骤变，下起了大雪。大家看不到他的身影，有人向山上大喊：“葱本拉——快回来——”

大家拼命地喊，可他听不见，仍继续向山上爬去。向导和民工看翻山非常危险，返回到山脚的岩洞里，决定今天不再走了。突然有人问：“葱本拉怎么还没有回来？他快到山顶了吧？今天会不会有事？”一旁的民工安慰说：“这山他走过多次了，对这条道路很熟，会走过去的，不会有事的。”

高龙走着走着，回头往山下一看，竟看不到运输队伍。他惦记着民工和货物，又沿原路返回。这时，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眼前白茫茫一片。

高龙跌倒了又爬起来，再往前走，跌跌撞撞，快到多雄拉山脚下的森林时，掉进了一处河沟，河水里结有薄冰，冰冷刺骨。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可手脚已不听使唤。

高龙掏出手枪，对天鸣枪求救。森林茂密，狂风呼啸，在这无人居住的地方，连一只老鹰也没有，谁能听得到他的枪声呢！10多天后，民众将货物送到墨脱宗政府，并向办事处副主任王殿香汇报了高龙失踪的情况，可大雪已封住了山道。王殿香预感高龙出事了，立即将有关情况上报，上级党委也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前去寻找，在多雄拉山脚的一处河沟里，见到了他的遗体。

高龙蜷曲的身体抱成一团，怀里抱着一杆秤和一只公鸡。秤是他的武器，不能松手，鸡大概是为妻子怀孕后提供的营养品。他们将高龙的遗体运回林芝，埋葬在达孜村的公墓里。他的妻子因悲伤过度，怀上不久的胎儿流产了。

这件事轰动了墨脱宗，在林芝、墨脱两地，人们都为高龙举行了追悼会。在墨脱宗召开的追悼会上，珞巴人卓嘎哭着说：“高龙为了我们的幸福，献出了年仅24岁的生命。我们要让子孙后代牢记，珞渝能有今天，是和汉族兄弟的帮助分不开的。”

撤出墨脱宗

墨脱宗基巧办事处将山外大量物资运送到墨脱宗时，另一条战线的斗争也在紧张进行，那就是选拔和培养墨脱宗民族干部。根据中央和西藏工委精神，塔工分工委多次发来电报指示：“我党能否在墨脱宗站住脚和扎下根，彻底解决好民族问题，眼下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注意培养本民族出身的优秀干部。”

4年前，珞渝工作组进驻帮辛措、金珠宗后，就注重当地民族干部的培养，可当时侧重于金珠宗、帮辛措藏族干部的选拔培养，先后送10多名干部到内地培养。而珞渝工作组培养的第一个门巴族干部叫根登，家住帮辛措，一家3口人，靠租人家的8亩地过日子，家境十分贫寒。

1953年7月，15岁的根登年纪虽小，可他脑子特灵，办事又利索，每次工作组成员给他讲革命道理都接受得快，时间一长，他成了工作队的一名义务宣传员。

1954年8月，珞渝工作组对根登进行严格审查。9月，工作组将这位门巴族青年送到北京中央团校学习。毕业后，根登回到了西藏，曾在那曲地区任过团委书记。

1954年11月，白马岗工作队进驻墨脱宗后，培养和选送珞巴族、门巴族干部，远没有帮辛措、金珠宗那么容易。墨脱宗政权掌握在色拉寺派来的宗本手里，白马岗工作队每培养一名当地少数民族干部，都会遭到他的极力反对和阻挠。

首批培养的珞巴族、门巴族学员，成为我国第一代墨脱干部（冀文正摄）

面对遇到的困难，副队长廖忠义决定：“在培养珞巴、门巴民族干部上，我们要主动同宗本斗争，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陆陆续续将优秀青年送往中央民族学院、陕西咸阳西藏公学等内地院校去。再过四五年，他们回到墨脱宗后，将成为建设墨脱的主力军。”

可是，直到1956年6月，白马岗工作队才从墨脱宗选出5名门巴族、珞巴族青年，就这样墨脱宗本扎巴顿珠还寻找借口，将一人留下。这4名首批去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门巴族、珞巴族青年是：曾任林芝地区政协副主席的刀布、林芝地区民宗局局长的罗布次仁、嘉黎县副县长的阿蒙和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的桑吉拉姆。

桑吉拉姆家在旁固村，她是新中国第一位门巴族女干部。桑吉拉姆一家3口人，父母就她这个女儿，当时，桑吉拉姆父母执意不让女儿去内地学习，工作队成员冀文正多次来到她家，做父母的工作。母亲说：“我的女儿去北京，沿途得走一个多月，内地是个啥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怎么不担心女儿沿途的安危？”冀文正对两位老人说：“我15岁参军，跟随毛主席的部队到了大半个中国，可我来到墨脱工作，还是走路进来的。今天川藏公路通了车，他们去北京更近了。你们的女儿学习完后，还得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你们那时就能天天见面了。”经过冀文正多次耐心地做工作，最后，桑吉拉姆的父母终于同意了。

这4人当中，还有一个叫阿蒙的珞巴族青年，家住墨脱宗达帕村，走时年仅14岁，他是我党在墨脱宗培养的第一位珞巴族干部。

1956年9月，新成立的墨脱宗基巧办事处加大了珞巴族、门巴族干部培养的力度。由于在墨脱宗开展工作的时间不长，尚处于启蒙阶段，墨脱宗本扎巴顿珠威胁说：“谁去内地，就加重谁家的差役。”

墨脱宗末代宗本扎巴顿珠（冀文正摄）

面对扎巴顿珠的威胁，现实的群众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墨脱宗基巧办事处副主任王殿香，便对他们大讲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好形势，阐述培养民族干部对建设西藏的重要性。表面上墨脱宗宗本不敢违背民心，同意了他们的这项培训工作。10月初，办事处赶在雪封山之前，一次性选送36名门巴族、珞巴族青年到内地学习。

李朝群在墨脱宗开展学员选拔和培养工作时，地东措措本旺勤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他多次到下珞渝收取差税，差税名单就保存在墨脱宗政府里。他将情况报告给白马岗工作队副队长廖忠义，并接受了借阅差税名单的任务。李朝群多次同墨脱宗本协商，对方总是千方百计找借口，借阅名单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956年9月，宗本扎巴顿珠被上级正式任命为墨脱宗基巧办事处主任，李朝群被任命为司法科科长，宗本管家被任命为财务科副科长。王殿香将借阅下珞渝差户账簿的任务仍然交给了他。李朝群于是通过正常渠道找到宗本、管家，不行，请客送礼，也不干！

有一天，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一位学员的女友来到办事处告状，说宗本的管家调戏她，请求工作队主持公道。李朝鲜立即来到宗政府，找到了这位管家。

见到李朝群，管家就知道他的来意。李朝群说：“宗本已到拉萨去了，墨脱离拉萨遥远，又有大雪封山阻隔，你不必害怕。这个事即便是宗本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你已经犯了戒，只是没人揭发你而已。但是，这事如果传到拉萨色拉寺，后果会怎么样呢？你当然很清楚，少不了被寺庙当众责打之后赶出庙门。”

墨脱宗宗本扎巴顿珠的管家（冀文正摄）

李朝群将利害关系讲清楚后，宗本管家非常恐慌，再三要求替他遮掩，千万不能将此事传出墨脱，更不能传到拉萨去。李朝群答应替他保密，并对学员女友说：“管家已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他以后不会再干了，希望你也替他保密，将此事不再讲出去。”

宗本管家见李朝群替他解了围，心里非常感激，表示今后不再做坏事，并再三解释说：“过去工作上配合得不够好，责任不在他，全是宗本指示的，今后一定配合你们，叫干啥一定会做好的。”

李朝群见时机成熟，提出了借阅下珞渝收差账簿的要求，这也在宗本管家的意料之中，便满口答应，抱出了文件箱。

李朝群抱着账簿回到家里，向领导做了汇报，花两天时间，逐页逐户、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翻译成汉文，上报到塔工分工委，去掉了积压在心里的一个疙瘩。事后，他给宗本管家送了礼品，表示对工作队配合的感谢，管家也非常高兴。

正是这个收差账簿，在后来的中央边界谈判时，我方多次出示这份差户名单，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管理下珞渝的有力证据，说明下珞渝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956年9月4日，中央向西藏工委发来电报指出：“……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的事，也不可能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白马岗工作队党委书记王殿香分析认为，西藏将撤回大批人员，返回内地。正当他担心墨脱宗基巧办事处能否保留时，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上，把西藏6年内不实行改革的精神公之于世，要求对西藏机关单位进行撤销和合并，作为边境小县的墨脱宗，属于撤销之列。

西藏上层集团把中央政府作出的让步，误解为“软弱无能”。1957年4月，达赖一行从印度返回西藏以后，西藏的形势愈来愈紧张。一些阴谋搞独立的叛乱分子在印度噶伦堡办起各种所谓的西藏协会，并印刷报纸、刊物，鼓吹西藏独立。甚至从印度噶伦堡等基地，向西藏派遣特务，运输军火，袭击部队官兵。

此刻，印度总理尼赫鲁煽动达赖，邀请自己访问西藏。杨公素在《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中写道：“达赖的邀请信竟要我执行，送交印度总领事。我坚持要请示中央政府，中央考虑因西藏形势不稳，拒绝发出邀请。尼赫鲁要访问西藏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他又策划了一次借道西藏去不丹之行。”

白马岗工作队没有消极等待上级的撤销，而是加大墨脱宗门巴族、珞巴族干部的选拔培养力度。1957年5月，工作队与派往墨脱宗政府官员多次交涉，最后同意从选拔培养的86名青年中选送82人，到中央民族学院和陕西咸阳西藏公学学习。

6月下旬，门巴族干部曲尼和德金夫妇带着最后一批墨脱宗学员到内地，当他们走到米林县派村时，正被准备进墨脱宗的宗本扎巴顿珠看到，当即厉声训斥：“你们把年轻人带到汉地，我这里支乌拉就没人了。你们若到汉地后，将来就别想回来了！”

出乎扎巴顿珠意料，这些昔日温顺的农奴们却对他说：“我们就是为了不支乌拉，才去汉地学习的。”看到这些不听话的农奴，他牙齿咬得痒痒的，说：“你们谁敢去汉地，我就加重谁家的差役。”

门巴族背夫背着墨脱宗本爬山，一人在前面拉背夫才能前进（冀文正摄）

在派村，扎巴顿珠大发淫威，硬是让12名青年返回了墨脱。冀文正回忆说：“1957年，我们选送到西藏公学培养的青年只有57名。我印象最深的是墨脱村16岁的白拉，她的父母面对宗本扎巴顿珠的威胁，坚决阻止她成行。白拉心里很是着急，与父母闹了起来。工作队便登门做父母的工作，最后同意了。毕业后，白拉分回西藏工作，曾担任拉萨市城关区税务局局长。”

7月13日，冀文正从塔工分工委返回墨脱宗，在翻越汗密后山易贡白时，正遇上返回墨脱宗的宗本扎巴顿珠。他们一行8人，持枪保镖3人，珞巴、门巴背夫各2人，背着大胖子宗本吃力地行走在山间小道上。

300年前的欧洲，还有奴隶角斗场，达官贵族坐腻了马车，别出心裁地用“人背人”来借以娱乐。这种奴役人的方式，却没有想到在中国的墨脱宗保留了下来。冀文正多次目睹背人的情景，并想要把它拍摄下来，但被背的墨脱宗官员往往不乐意，毕竟那个时候统战压倒一切，不能勉强人家，最终没能拍摄下来。

但冀文正详细观看了背人的过程。一块约1米长的藤篾编织带拴于木板两头，被背者坐在木板上，双脚向后弯曲，胳膊放在背夫肩上，藤带置于背夫额头上，背夫手持一根拐杖；每当爬坡时，前面的人拉，后面的人推，吃力地往前挪步；每移动200米左右，就得换人背负；若爬山，一前一后有人拉推，不足100米再换一人。俗话说“背活人，累死人”。背夫汗流浃背，面色紫黑色，一天背下来，疲惫不堪。

1953年7月，珞渝工作组将一批藏族青年送到内地深造（连有祥摄）

有一天，冀文正终于有机会抓拍到这难得的镜头。可是画面上的宗本，不是低头遮脸，就是仰面看天；不是张牙舞爪，便是龇牙咧嘴；不是双手捂脸，就是双手遮挡镜头。谈起拍摄这些照片的感受，冀文正说：“我当时每月的工资仅够买5个胶卷（120胶卷，每卷只能拍12张），每按一下相机，就得想好半天。可为了揭露这人背人的制度，我什么也不顾了。”

7月15日，当背夫们翻越陡峭的易贡白山时，冀文正隐藏在路边的大石旁，悄悄地拍下了一张满意的背人照片。1958年，“人背人”照片由新华社发表后，冀文正的心里才平静下来。如今这张照片不仅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还多次在国外展出，成为揭露西藏人吃人制度的最好见证。

7月17日，对于墨脱人来说是一个永生纪念的日子。这一天，白马岗工作队为了执行党的“六年不改”的方针，忙着收拾行装和办理移交手续。一大早，热情淳朴的珞巴族、门巴族群众挤满了屋子，不少人因屋小，就干脆站在雨地里。54岁的门巴族老人勒格江措及老伴低着头哭个不停，许多人都跟着掉眼泪。

晚上，每个工作队成员的屋子都挤满了人，他们一天也顾不上吃口东西。60多岁的老大爷措久美对工作队成员说：“我们真舍不得你们离开。不留多了，留两个工作人员也好呀。大米我们供给，住在我家里，我们负责每月向塔工分工委送一次信，啥问题我们都保证解决。”

这时，一位叫白玛旺扎的年轻人给每人倒上满满一碗酒后，用近乎乞求的目光对工作队成员说：“只留一个汉族工作人员也行，我们管他的吃和穿。”说着，豆大的泪水滚了下来。

这些善良的珞巴族、门巴族群众哪里知道，当时西藏正在酝酿一场武装叛乱。大量叛匪正集中在珞渝、察隅、门隅等边境一线，对白马岗工作队成员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

就在我工作队撤离墨脱后，墨脱宗本扎巴顿珠凶相毕露，对工作队派往内地学习的百余名青年家庭残酷迫害，每户罚20个银圆和差役，强迫绝大多数家庭迁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占区，仅1961年就达3000多人。在不到5年里，墨脱宗因迁移、病死、饿死，使得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令人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