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藏传佛教的传播

“莲花圣地”的由来

藏族、珞巴族之间的交往始于何年，即使世界上最有名的史学家，恐怕也很难回答得上来。但从西藏著名史学典籍《贤者喜宴》中得知，藏、珞巴两族的先民共同生活在西藏高原上，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一定的交往。《贤者喜宴》在讲述藏族从猴子变成人，吃稻谷、穿树叶的远古历史时，就提到了大量珞巴族（边地人）出现在西藏地区（吐蕃卫地）……

墨脱县真正归属西藏的统治，到吐蕃王朝时期便有了确切的记载。藏文典籍《红史》在记述藏族松赞干布时代的疆域时讲道，“吐蕃分为四如、东岱。南自珞（指珞渝）与门（指门隅），西至香雄，北至霍尔，东至咱米兴米等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 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载：“如是……南方之珞与门……均被收为属民。”

200多年的人员流动，到了吐蕃政权崩溃前夕，珞巴族与藏族之间的民间交往已相当频繁，在“珞域”和“门域”边地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吐蕃王朝对珞渝地区的管理，已不再是昙花一现的军事征伐，实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占领。

谈到藏族、珞巴族之间的往来，人们自然不能忘记藏传佛教和一些僧人所作的贡献。8世纪时，莲花生大师曾受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邀请，到珞渝地区弘法加持，使这里成了许多藏民的朝佛圣地。在藏文资料《金刚座授记经》中，有记载：阿难问佛陀：“世尊涅槃后，犹如黑暗，大悲如何生？”佛陀授记：“时至八百年，邬仗那西北部，达那俱咤湖，莲花花心中，出生圣童子。”

8世纪，西印度邬仗那国的自在慧王无子嗣，整日礼供佛像，念诵经文，希望能有一个孩子。一天，有大臣来报，说是在西北部的达那俱咤湖里长出一朵美丽的莲花，花心里坐着一个长相奇特的男孩。自在慧王感到很惊奇，便与众臣来到湖边，所报果然不假。自在慧王大声问那男孩：“你有多大啦？父亲母亲是谁？是什么地方的人？”男孩一点也不胆怯，回答说：“我8岁了，父亲名叫自证智，母亲是明贤普贤佛母，家住在法界。”自在慧王非常高兴，当即把这讨人喜欢的男孩作为王子带回宫里抚养，并取了个美丽的名字——莲花生（意为“莲花中出生”）。据专家考证，莲花生作为藏传佛教的始祖，确实为邬仗那国自在慧王的养子。

莲花生自幼聪慧好学，少年时便有很高的佛学造诣。有一次争强好胜、性格刚毅的莲花生与大臣发生争执，一气之下舍弃王位离宫出走，从此隐居深山寒林专心修法。正是这样偶然的举动，成就了莲花生。后来，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专心弘法，成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红教）始祖。

8世纪时，莲花生大师来到珞渝地区白马岗寻找名山圣地。经过千难万险莲花生大师来到墨脱弘法月余，称这里为“白隅钦波白马岗”，说这里是传说中仰卧着的金刚亥母女神的躯干，是“圣地之中最殊胜”的地方。

在藏传佛教信徒眼里，珞渝地区很像仰卧着的多吉帕姆（金刚亥母）女神的化身。她的头部是南迦巴瓦峰，脖子在墨脱县至林芝县排龙乡之间的多吉央宗山，心脏在墨脱县的肯肯寺，左奶是珞渝有名的转经神山贡堆颇章，右奶是地处墨脱县东南方的白马希仁河……

大藏经《甘珠尔》也写道：“佛之净土白马岗，圣地之中最殊胜。”传说世上有16个隐藏着的莲花圣地，以神山南迦巴瓦峰为中心的白马岗（今墨脱县）最为诱人。信徒们还传说在白马岗转经的神山四周，围绕着串珠般的108个小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这片莲花圣地里还包含着数不清的小圣地。这里有糌粑山、牛奶湖，还有不种庄稼有吃不完的粮食，不养奶牛有喝不完的牛奶之说，山上布满了千年古树，人可以睡在莲花心里。

墨脱云雾笼罩，构成一幅烟雨水墨画，犹如“隐藏的莲花蕊”（冯治平摄）

仰桑河位于墨脱南部，从东流向西，再注入雅鲁藏布江。波密土王时期嘎朗央宗（即下洛渝）宗治曾设在这一流域，专门管理珞巴族的行政事务。据墨脱的传说，那里是多吉帕姆女神的下身，其传说吸引着广大的藏区信徒。虔诚的朝圣者认为，人若在有生之年到此地朝圣一次，可保生前幸福平安，死后灵魂升入天堂。可惜，此地被印军占领，禁止西藏信徒前往朝拜。

1913年6月，英国人F.M.贝利也来到墨脱县，他在事后写的《无护照西藏之行》一书中，也对莲花圣地的传说进行了描述。《西藏暴乱》是一本由法国旅行家M.巴告写的老预言天书，他在书中预言：

当西藏的宗教信仰遭到破坏时，民众就会到白马岗国土上去，那里是“希望之乡”，在这里可以找到生活的理想之地，宗教信仰得以复活，并最终传遍全世界。……人们都说在德亨河（指雅鲁藏布江下游）至洛希特河（指察隅河）分水岭一带，有一座玻璃圣山（被今印度非法侵占的札日山），圣山周围是肥沃的谷地。

每年远至四川、青海、甘肃及西藏昌都，近至林芝、工布、波密的宗教信徒，被珞渝地区的神山圣水所吸引，他们不辞辛劳，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来此朝圣。有的朝圣者甚至终身不返，认为在莲花圣地“归天”，是人生的一大幸事。1957年，仅从四川省甘孜来此转山朝圣的藏族群众就达500余人，海拔5700米的贡堆颇章圣山，被朝圣者踩出的路可通小汽车，转山朝圣者放的五谷杂粮一堆一堆的，在进山道路两旁随处可见。

朗达玛灭佛，使西藏长期处于内乱分裂状态。978年以后，西藏进入封建经济发展时期，新兴的封建主再度兴佛。这个时期的兴佛活动比较分散，因而形成许多教派：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以及格鲁派。1270年，萨迦法王八思巴·罗卓坚赞被元朝忽必烈尊之为“帝师”，统辖西藏政教，开始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八思巴在元朝的支持下，统一全藏，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这时佛教东山再起，蓬勃发展，寺庙恢复，僧人猛增，香火兴旺。藏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佛教的“后弘期”。

15世纪中叶，香巴噶举著名喇嘛汤东杰布到马尼岗一带传教。据《汤东杰布传》记载，珞巴族首领仰慕他的盛名，有心皈依佛教，“为了打开地方之门和调伏荒凉之地”，请他“无论如何到我珞渝之地”，随后汤东杰布应邀在珞渝生活了两年，弘扬佛法，“遂使此地安乐”。

连接天界的珞渝金刚神山（陈立明提供）

汤东杰布回到藏区后，每年定期派弟子同珞巴人保持联系。在米林县的纳玉山沟，有一座叫扎公乃的小庙，除一些佛像外，还有珞巴族祖先阿巴达尼的塑像，据说就是他从珞渝传教回来后修建的。在汤东杰布到马尼岗传教以后，西藏著名喇嘛罗珠加措也到上珞渝的梅楚卡一带传教，并在那里建立了4个林，即拉龙、德庆塘、辛巴尔和梅楚卡，设立了5个传经中心，即白马西布、白马吉岭、谢嘎尔崩曲、普尔布嘎那和德庆塘。

转“神山”的来历

11～12世纪，靠近珞渝的塔布也是教派活跃的地区之一。噶举派的著名僧人藏巴嘉热·益西多吉，就把珞渝境内的札日金刚开创为“札日戎哥”的朝拜圣地。噶举派后来又派有名的人物，如耶歇多吉、乳必多吉、滚巴多吉等到这里朝拜和修持。

随着佛教的发展，朝拜札日演变成一项全藏性的宗教活动。到了17世纪，格鲁派掌管西藏地方的政教权力后，每隔12年（猴年）举行一次转札日神山活动，由政府统一组织，使这种转山活动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五世达赖给梅惹喇嘛的封文里就讲道，自火猴年（1656）以来：“所有僧俗不顾自身任何安危，于约25年间，一心积极维护宗教事业，珞、门区属部中未归我治下者及珞渝人等亦入我治下。”

在墨脱县境内，曾有一条通往札日神山的通道。札日神山位于珞渝地区北缘，东起朗县偏南的塔克新，西至隆子县的加玉区，光转这段山就需8～10天，时间约在藏历年的四五月。传说札日山顶有位菩萨叫西穹，山里有个鬼叫“碓”。藏人说如果12年不转山朝拜它，“碓”就要出来吃人，还要把世界拉回到原始人的时代。所以噶厦政府每到猴年就组织一次转山，朝拜“碓”。人们说转一次神山就会有第二次生命，来世就会有幸福生活，还能免除轮回之苦。

转札日神山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届时拉萨、那曲、门隅、后藏、山南、昌都等地的藏族、门巴族都有许多人参加，人多的时候，每次达两万左右。所转路线和时间也相当长，从三安曲林、札日、朗久、马加至塔克新地区，前后达20天。届时藏政府都需在一年前派出有关官员，同负责带路的巴依、玛雅和纳等珞巴族部落的首领联系，会商以至盟誓，然后通过这些部落首领再与德根部落的相关首领协商，以保证转神山顺利进行，使得人身安全有保障。

每逢猴年，西藏地方政府按惯例派一僧一俗两位四品官押送大批物资到转山地。珞渝地区包括墨脱县的珞巴族也来这里，但他们不是转山，是来领礼物的，来者有份，不能来的就派家族代表领回去。珞巴老人达伐就代表西巴霞曲流域米里根家族11户近60人前来领取物资，共得到1头牛、两袋盐、3袋糌粑、20个铜镲、1个铜铃、5把刀子、两把斧头和做两套藏装的氆氇。若不如数交付，珞巴族各部落便不予放行。

前来领取物资的珞巴族多是干练、有经验、上年岁的人，他们非常注意物资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并把这些和12年前——与从老人们口传下来的历次物资数量相比较。一般来说，他们的数字概念薄弱，只用摆小木棍、系草结等方法计算，反复比较回忆、商量研究，如果与上一次差不多或更好些，就举行仪式接受礼物，并让藏民转山。

发放的物资有牛、羊、猪等牲畜，有青稞、糌粑、玉米等粮食，有酥油、奶渣，有氆氇、布匹、羊毛和什色线，还有最为珞巴人喜爱的铜镲、铜铃、白珠子、首饰等，数量相当可观。据估计，仅牛只一项每次就数以百计。当转到塔克新后，参加转神山的藏族、门巴族与云集而来的珞巴族群众就进行自由的物资交换。

噶厦官员发放完物资后，用三根较大的木料在塔克新立一道大门，门的立柱两边架两把梯子。杀一头牛，牛血盛在锅里，把一堆染着牛血的羊毛放在架子上。两个藏兵站在架子上，珞巴群众则从门下依次穿过，人人都拣些染血的羊毛粘在额头上，再割块牛肉带走，即表示满意，发誓不生事端、不杀人，让藏民平安地转山。同时，在场的藏族官员高喊山神的名字——札日吉甲玛杂。人们认为，山神正在梯子上面看着呢，他能保佑转山顺利，赐人幸福平安。

如果珞巴人不走过门、不粘贴染血的羊毛、不割牛肉，即表示他们对所赠物资不满，便会有强烈的反抗行为。1944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噶厦备好大量物资，派两名四品官僧官孜仲名窝角、俗官仲科名贡能，率30多名藏兵、一群喇嘛前去发放物资。由于俩官员从中贪污不少，珞巴人察觉后，被当场杀死，还打死打伤藏兵、香客几百人。后来经过谈判，补齐了数量才得以继续转山。

藏政府为什么要送礼物给他们呢？札日神山在珞巴人居住的境内，山高路险，坎坷难行，人烟稀少，再说12年后山里已满是荆蓁草莽，转山者没有路。而此时的珞巴人则会前来相助，披荆斩棘砍伐出一条能够行走的小路。藏政府送给珞巴人的物资，实际上是给他们修路的报酬，也为避免转神山期间发生拦劫、械斗等事端。

其实，这一惯例的更深层原因，还在于因珞渝地区与英印接壤，边界线长所致。为了保卫边疆，安定珞巴人民，藏政府借猴年转山之机给他们发放物资，同时也明确西藏地方政府与珞巴人的领属关系。所以藏政府一定要筹备充裕的物资，派出官员责成山南18个宗，由藏兵护送前去。事实上，西藏地方政府对整个察隅、珞渝、门隅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带都采取了类似的办法。门隅由错那宗负责，梅楚卡一带的珞巴族由大贵族拉鲁、夏扎所属卧龙和呷甲两大谿卡负责，墨脱宗则由色拉寺派出的宗本发放，察隅由前桑昂宗负责发放。这种做法是对边境地区的约束控制而不是宗教活动，因为珞巴族、僜 人都信仰原始宗教而非喇嘛教。(www.daowen.com)

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转札日神山是在1956年，那曲、工布、波密等地的藏族群众也来了，加起来共1万多人。按惯例，设站点发放物资的同时，也是珞巴、藏两族人民进行物资交换之时。塔克新是转山期间最大的一个交换地，所交换物资为日用品、土特产品。在这次转神山中，西藏地方政府两个四品官前来主持，维持秩序的大都是进驻西藏的解放军官兵。给珞巴人不仅发放传统的物资，还有银圆和球鞋等内地的东西，同时还派来医生给群众治病。

珞巴人运来西藏腹心地区不产的辣椒、大米，染氆氇用的茜草以及兽皮、药材、藤条等；藏人向珞巴人供应生活必需的食盐、羊毛、氆氇、铜制器物与装饰品，以及与发展生产紧密相关的铁刀、铁斧。珞巴族到藏区来交换的大都是一些邻近部落，他们把所得的物资又转卖到珞渝其他地区，到了19世纪，藏区的产品几乎遍布整个珞渝。

由于珞巴、藏两族之间长期的交往，180多年前的珞渝北部和藏区交界的地方，就形成了几个较大的交换点，如许木、派、纳玉、嘎加、三安曲林、塔克新等，每年都是定期交换。早在1845年，E.T.达尔顿到珞巴族生活的西巴霞曲流域探险时，也讲到那里的珞巴族米里部落和阿波尔人同藏区有贸易关系。指出：“米里人占有大铜锅，他们只有在宴会时才使用，刀也是经过优质加工的，我相信那是藏区铁匠打制的，阿波尔人也从北方（指藏区）输入食盐。”

珞巴族群众收割藏族人染布的茜草，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冀文正提供）

英国统治阿萨姆的下级官员J.巴特勒，曾到珞渝地区探险。他在1847年出版的《阿萨姆概述》一书中讲道，米什米人出卖他们的“比赫”（一种毒药）、有气味的树根、茜草、黄连，换取藏族人的牲畜、铜烟斗、法铃和铜锅等。

1879年，一个英国殖民当局的官员R.B.麦克卡比，随同英国侵略军入西巴霞曲流域。他在一份向上级的报告中讲道，阿帕塔尼人同藏区有贸易关系。作为一个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对这种贸易甚为不安，他向印英政府提出，“当前的倾向是寻找与阿萨姆平原的商业来往，以代替藏人同他们的食盐和刀剑的交换”。

藏、珞巴两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尤其是藏区大量的铜器、铁器的输入，促进了珞巴族社会生产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的改革，食盐的输入又直接影响到珞巴人千家万户的生活。这种经济上长期的相互依存，反过来又强化了业已存在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到18世纪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对珞渝地区的统治，在以往比较松弛的基础上，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那里增设了行政建制，任免官吏，推行税收制度，施以有效的管理。

“黑骨头”的形成

人类本无“黑骨头”、“白骨头”之分。骨头变黑，无非是身体出现了病变。可对于珞巴族的许多部落来说，确有另外一番含意。

17世纪以来，随着政治关系的发展，珞巴、藏两族之间的传统贸易也进一步加强。早在清雍正、乾隆年间的有关文献中，就有珞巴族“性喜盐，其地产茜草”的记载，间接地说到了珞巴人出售染料及其对藏区食盐的需求。当然，珞巴、藏两族之间的传统贸易远较这一记载为早。如在康熙年间来到西藏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德斯得利就讲道，珞巴人与藏人有较多的联系，他们用蜂蜜、蜂蜡、小豆蔻和染料等同藏人交换。

珞渝地区崇山峻岭，交通阻塞，同外界交往比较困难，但珞巴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高了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技能，推动了他们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工具的逐步使用，更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大约不晚于10代人以前，珞巴族社会已出现了原始社会后期的蓄奴制。

经过不断从藏区输入铁器，珞巴族的各生产部门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业方面，尽管他们仍用木锹翻土、木锄松土、木耙平整土地，以及使用木尖棒点种、骨铲子除草等，但他们用铁刀、铁斧，砍伐了大片的原始森林。在狩猎时，铁箭头已普遍代替原有的石箭头和竹箭头。有了铁制的凿子和斧子后，便开始出现了制作石磨的石匠，珞巴族加工粮食时不再用两块石板相互碾压来粉碎玉米粒。

铁器的传入和推广，加速了珞巴族生产向深度发展，使社会产品迅速增加。在17世纪的有关藏珞贸易的文献中讲道，当时从珞渝地区输出的物品只有蜂蜜、蜂蜡、茜草、小豆 、水竹、紫草等，这些产品都是采集来的。但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他们运到藏区交换的产品已出现很大的变化，除上述传统产品外，数量最多的是农业和狩猎的产品，如大米、辣椒、黄姜、螃蟹、黄连、麝香、熊胆等。

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珞巴族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发展进程。铁刀、铁斧的普遍使用，使砍伐原始森林、烧荒等繁重劳动无需依靠集体来完成，生产的经营和管理逐渐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以博嘎尔部落为例，这种家庭的家长及其儿子往往有两个以上的妻子，整个家庭少则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所有人共同住在一幢长屋里。房子中间纵向排列若干火塘，中有隔墙，每个火塘为一个小家庭的起居地盘。在住房之外，建有贮存粮食的仓库。

大家庭是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在氏族范围内占有相当数量的常耕地和刀耕火种地，养有较多的牛、猪、鸡。家长是生产经营的规划者和主持者，并参加一些劳动。在开山季节里，他带领男女劳动力背运产品到藏区交换。全部财产的处置权掌握在他手中。开饭时，由主妇分食，从家长到奴隶每人各分一份主食。成家的儿子、奴隶领到份饭后，回到自己的火塘进餐，并自备野菜、辣椒等佐食。

在家长制家庭中，儿子较多的，一般成婚后便另立家庭，因而长期保持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为数不多。儿子分立后，在原住家旁边另盖新房，保持血缘聚居的传统。一些住长屋的部落，分出的小家庭，要在家庭的长屋上接建新屋。无论哪种聚居方式，新分立的小家庭都能得到扶持。

舂米小孩（埃尔温摄）

在珞巴族的家长制家庭里，父权的特点十分突出。家长掌握了整个家庭经济的支配权，珞巴族妇女无论在家庭中或在社会上，都处在无权的地位。她们是从属于丈夫的，即使是富户的主妇也是如此。珞巴族各部落不论等级高低或贫富，妇女都要被买卖，且以牛计价。在婚姻方面，丈夫要求妻子严守贞操，丈夫若发现妻子另有所欢，则要私通者给予经济赔偿，而男子则不仅不受这方面的限制，妻子多还被看成是能干和富有的表现。妻子是丈夫的财产，丈夫可以把不守贞操的或不满意的妻子卖掉或用来抵债，配给奴隶为妻。

珞巴族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剩余产品的增加，蓄养奴隶于18世纪就已开始。珞巴族的奴隶，有少数是从战争中掠夺而来，和平时期则用物品交换购买。这些奴隶多是在幼年时因债务及其他纠纷被人强占后辗转倒卖。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奴隶变成了有习惯价格的商品，一般10岁左右的奴隶价格是两头大额牛或母犏牛。

在珞巴族各部落中，蓄奴制普遍存在，只是因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发展上的差别，在规模和形式上有所不同。例如，珞渝腹心地区一些部落蓄奴较少，靠近藏区的博嘎尔部落，生产发展较快，贫富分化显著，不仅整个社会蓄奴多，而且产生了蓄奴的大户。如在萨及氏族的近百户中，就有19%的家庭蓄奴，奴隶人数占了总人口的14%。

奴隶是没有亲权的，他们生育的子女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主人。由主人出卖或婚配他人，并收取身价。但主人在把奴隶的女儿配婚他人时，也要送一定数量的装饰品，并在送往夫家前，常以父辈的身份，嘱咐“你是我的女儿，到了丈夫家，要好好劳动，同家里人搞好团结”等语，使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披上了一层亲属的外衣。

奴隶享有同主人家庭成员基本相同的待遇。在饮食方面，奴隶同主人的妻儿子女等均吃同一锅饭，由主妇分给同等数量的一份。在博嘎尔部落，除少数有较多奴隶的家庭，家长有些特殊外，一般奴隶不多的人家，家长也同奴隶一样，吃同样的饭菜。奴隶同其他家庭成员的差别，仅衣服的质量和数量稍差。虐待奴隶或处死奴隶的现象虽也存在，但不普遍，且往往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认为是“心地不好”的行为。

在博嘎尔部落内，奴隶与没有出嫁的姑娘一样，可以搞些私房生产。奴隶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种植，收入归己，并可在为主人背东西到藏区交换时带一些辣椒，换取羊毛之类。一些擅长狩猎的奴隶，在猎到麝香、熊胆等名贵药材时，可以带到藏区交换，换回小牛、铜铃等，这些收入除自用外，还可积蓄起来。如果积够了赎身费，在取得主人同意后，可以自赎而分立出来，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

在某些公共活动中，奴隶享有同等的待遇，参加本村、本氏族组织的械斗行动，如立有战功，也能享受自由人所能得到的荣誉。在喜庆的日子里，还可同其他氏族成员一起，参与饮酒的行列，用同一个碗彼此轮流畅饮。一些有办事能力、处事公正与会筹划应酬的奴隶，还常被富有的蓄奴主在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或结婚宴请时，聘请充当“香玛”，接待各方来客，并总揽酒肉的计划和使用，受到人们的敬重。

在奴隶制社会出现后，珞巴族社会也随之出现了等级。在各个部落里，社会的所有成员均隶属于一定的等级。虽然在各部落里，等级的划分不尽一致，但“主人”属于高等级，被奴役者属于低等级，这种划分是明确的。

珞巴族最早使用的奴隶是战俘，这些来自敌对部落的人，与氏族固有成员的血统不同。他们地位低下，在部落间械斗频繁的情况下，出于安全的考虑，必然要把这些人区别开来。按照习惯规范，珞巴族各部落的固有氏族成员，自视为血统高贵，称为“白骨头”；认为来自外部落的被奴役者血统低贱，称为“黑骨头”。

等级的出现，打破了氏族制度固有的血统一致和成员平等的原则。博嘎尔部落称高贵的等级为“麦德”，他们是氏族固有成员的后裔，自认为血统纯洁，是白骨头。这一等级的人占氏族人口的大多数。这个等级有完全的自由，自视为氏族的主人。不论他们本人是否占有奴隶，均被认为是氏族内所有奴隶的主人。与麦德对立的等级是“涅巴”，他们是来自外部落的被奴役者，其中包括买来的奴隶及其后裔，被认为血统不纯，称为黑骨头，他们的人身被人占有、没有自由、地位低贱。

珞巴族猎手（冀文正摄）

高等级的麦德为了维持等级的尊严，严格等级的界限，不与低等级的涅巴通婚。如果麦德与涅巴通婚，等级就要下降，所生子女将变成另一个等级“麦让”。麦让虽然仍算自由人，但永远不能恢复原来的麦德地位，不能与麦德等级通婚，从而形成一个中间的等级。

珞巴族在父系氏族社会的后期，出现了家长奴隶制，由于奴隶制和其他剥削形式等新经济因素的影响，贫富分化逐步加剧，在已经形成的等级内继续分化出贫富不同的阶层。其首先表现在对奴隶的占有，麦德实际占有奴隶的富户，不超过总户数的五分之一，有的占有1～3个奴隶，多者占有十几个奴隶，而其余五分之四的麦德没有奴隶。占有奴隶的富户有的占地数百亩，拥有数万斤粮食和许多牛、猪、鸡，生产规模很大。另外一半以上的麦德则属于贫苦户，既无奴隶，又无牲畜或只有很少的猪、鸡，每年只能种二十来亩地，收获不足以维持生活，甚至还要靠为富户做帮工度日，在经济上形成对富户的依赖。

奴隶制出现后，在奴役外族人的基础上，进而发展成对同族人的剥削，使得一些麦德等级的人下降到被剥削的地位，有些甚至变为奴隶。与此同时，涅巴和“伍布”等也不停地发生分化，少数涅巴积攒起一定的财产，并从麦德中赎身出来，就成为有自主经济的人，变成伍布。其中也有个别户在某种条件下，积累起较多的财富，买了奴隶，成为富户。尽管他们不能改变低贱的血统，但经济地位提高后，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的还当了家族的头人。总之，珞巴族的各等级正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