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用贤能　施行仁政

李世民即位之时，中央政权的基础还不十分稳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后来有名的谏臣魏征就是原来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李世民曾当众责备魏征离间其兄弟之情，但魏征坚持不屈，还为李建成没有听从他的忠告，最终败给了李世民而遗憾。对此唐太宗十分赏识。钦佩魏征忠心耿耿，有胆有识，不仅没有为难他，而且还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在自己身边参予决策。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时的宰相班子，以知人善任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随后。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太宗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精简后的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通过对领导班子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从秦王到皇帝，伴随着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个过程，波澜壮阔。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容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李世民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清醒。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能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的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系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的两条主要措施。贞观初年的官吏，大多是跟随李渊父子攻伐四方，统一天下的功臣，他们虽能为李氏王朝骑马打天下，但却不能下马治国家。对于行军打仗，他们无所不能，但面对烦琐的政务，却只能束手无策。因此，唐太宗李世民要想大治天下，就必须任用一批能治理国家的人才，因而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有隋朝旧臣李纲、封伦;来自农民起义军瓦岗军的徐世?(jì)、秦叔宝、程咬金等;而魏征就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唐太宗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为更大程度地甄选人才，为自己所用，他设立了“弘文馆”，以管理学校，著书立说，培养选拔人才。太宗还亲自视察国子监和太学，增筑学舍，增加学员。此外，唐太宗还沿用了隋炀帝所制订的科举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设立许多考试科目，进士科是其中最重要的科目。这些措施的施行，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使贞观时期成为唐代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李世民采取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得在他统治时期，整个朝廷人才济济，群贤荟萃。公元643年，李世民曾将其中的佼佼者画在凌烟阁内，这24位功臣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萧禹、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理、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绩、秦叔宝等。除了精通政务的人才，李世民还重用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著名的文学家;欧阳询、褚(chǔ)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阿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为唐太宗大治天下的政策出谋划策，为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贡献了自己的才干和智勇。

在大力选拔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了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创造了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

李世民将赏功罚过作为法制改革的标准，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在参考《武德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在李世民的支持下，组织了19名法学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了《唐律疏议》。五代以后的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作为蓝本相应增删。(www.daowen.com)

此外，《贞观律》还是唐朝的宪法，它包括“律、令、格、式”，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贞观律》规定了1546条国家的制度和政令，称之为“令”;又将武德九年的制律从3000条精减为700条，规定了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称之为“格”;还规定了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之为“式”。

同时，李世民又亲自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断狱公平的人担任法官，并亲自检查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以保证律、令、格、式的贯彻执行，并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案。同时，唐太宗还规定对死刑要三次上报中央，被批准后才可执行。

制订法律以后，李世民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对自己的亲属和部属要求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徇私枉法。这就使得法律得以顺利地贯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谨，令行天下的好风气。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即位的第二年，关内发生了严重干旱，百姓无以为生，只得卖儿卖女。唐太宗知道后，立即下令用自己专用财物赎回被卖出的孩子，归还其父母。唐太宗即位后，居住的还是隋朝建造的宫殿，这些宫殿大都破旧不堪。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君主，李世民本来可以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加上他自己患有“气疾”，住房地势偏低，夏季暑热，常常犯病。大臣们劝他重建高楼深苑，他嫌劳民伤财，没有同意。

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和奢侈行为，因而逐渐形成祟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这就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休养生息、社会安定创造了条件。李世民还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祟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摇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全面推行、推广均田制，招抚失去逃亡的农民，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为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他一再缩减苑囿(yòu)占地面积，以增加农民耕地。由于均田制得到贯彻、推行，贞观年间的农民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碰到自然灾害，李世民还下令减免租赋，同时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以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经历了隋末农民起义，地主军阀混战和唐朝统一天下的战争后，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令将男女结婚的年龄提前，规定男20岁、女15岁就可以结婚，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这就迅速增加了全国户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贞观初年，中原一带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到贞观中期，中原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太平盛世。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