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干出众　首任宰相

垂拱元年（685），姚崇被调任郑州（今河南郑州），担任司仓参军。天授元年（690），被朝廷召回，在神都洛阳担任司刑寺的司刑丞之职。司刑寺，本称大理寺，主持刑狱，是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是中央一级司法活动的重要枢纽，也是朝廷对重大案犯作出正式审判的机构，其责任之重、权力之威自然是不言而喻。司刑丞，官品为从六品上阶，其职责是裁决狱讼，判定量刑之轻重，其身份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小觑。

天授之际，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招来了一批酷吏，对杀人整人以及找杀人整人的借口极有研究。这些酷吏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残酷地镇压了有反抗言行的李唐宗室及元老大臣，其中也不乏滥杀无辜的情况，尤其是平日与这些酷吏有点矛盾的，更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无数人被扣上“造反”的帽子，朝臣人人自危，心中纵有百般不满，也没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当然，再想整人，也得遵照司法程序，凡是被发现有点造反苗头的嫌疑人，都要被押至司刑寺进行审判。作为司刑丞，姚崇接受最多的案件就是所谓的“谋反案”。但姚崇没有头脑发热，也没有轻率断案，他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公正执法。那些有“谋反”言行的人按“谋反罪”惩办，没有“谋反”言行的则另当看待。经过姚崇审理，关押的所谓“谋反案”中许多官员，都被无罪释放而保全了性命。三十多年后，姚崇去世，张说在《姚崇神道碑》中赞扬道：“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执法无颇，全活者众。”

天授年之后，姚崇又被调任到兵部担任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上阶）。万岁通天元年（696），升至兵部郎中（正五品上阶）。这年五月，东北的契丹族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造反，不断骚扰中原，攻破了营州（今辽宁朝阳），杀了节制契丹人的营州都督赵文翔，纵兵南下，进逼檀州（今北京密云一带），又连连击败了武则天派来的围剿大军。十月，攻入幽州（今北京西南部）。各地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向神都洛阳。对付契丹进犯成为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兵部衙门成了战事的参谋中心，事务特别繁忙。兵部郎中姚崇有了施展才能的更大的舞台。不管多繁杂的事务，到了姚崇手中，都变成小菜一碟，并以很快的速度被处理得干净利落，井井有条。史称：“剖析如流，皆有条贯。”兵部是中央机关，姚崇有才华的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里。武则天既惊讶又高兴，她很欣赏姚崇的才干，破格提拔他为兵部侍郎（兵部侍郎，正四品下，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www.daowen.com)

姚崇得到重用，更加勤勉用事。他参谋中枢，运筹帷幄，于神功元年（697）七月，协助武则天调兵遣将，彻底平息了契丹叛乱。

成为兵部侍郎后，姚崇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大事而改革弊政。神功元年九月二十日，武则天在神都通天宫里召见群臣。武则天对朝臣们说：“前些时候，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牵连到不少朝廷大臣，说是他们反叛；国家法律摆在这，我也都是按章办事。不过其中有一些我也怀疑有冤枉，是滥用刑罚造成的，就派近臣到监狱中去审问，但看到他们手写的状纸，都是自己承认有罪，我也就不怀疑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就听不到谋反的事了，只是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被冤枉的呢？”对于这一敏感话题，群臣皆以自保，不敢多言。姚崇当初曾在刑部任职，办案公道，也保过不少人。因此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另外，他对武则天也比较了解，他知道她也重用过一些坏人，滥杀无辜，不过还没有完全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控制，也任用一些正派人主管刑法，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姚崇针对武则天提出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自从垂拱（公元685年～公元688年）以来，很多无辜之人都被整得家破人亡，告密的人因此而立功，人人自危，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您派人到监狱中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尚且难于保全，还怎么敢去翻案？被问的人因为怕遭到那些人的毒手因此谁都不敢翻案。老天保佑，皇上你终于醒悟过来，诛杀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朝廷才算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绝对再也没有想谋反的人。所以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得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情不报之罪。”慷慨陈词之后，在场的众大臣都为姚崇捏一把汗，他们只等着武后大发雷霆，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直率诚恳的态度，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听了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并赐给他银千两，以表奖姚崇的忠贞。按姚崇的建议，武则天下令废除了酷吏政治。一年后，在内史狄仁杰的举荐下，姚崇又被任命为夏官侍郎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从此步入宰相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