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超多强”博弈的必然性

“一超多强”相争局面的出现与形成，与两极格局局面的出现与形成一样，有其历史必然性。究其原因，在当代国际竞争仍然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及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必然性在冷战结束之初从一个竞争周期向另一个竞争周期转换的关键时刻，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在两极并存时期，随着中国、欧洲、日本的崛起，为两极后“一超多强”之争奠定了多种力量并存的基础。这就是：在东方阵营，中苏分裂和中国崛起。而中苏决裂，其原因固然很多，难以用一句或数句话说个明白，但从国家关系讲，其实质仍然是国家利益之争。换言之，从当时的苏联讲，为了其强化对中国的“领导”而控制之，苏联甚至不惜以核打击进行威胁。而为国家在政治上独立自主与安全计划，中国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斗争。很清楚，正是新中国与苏联在控制与反控制方面的国与国之争导致中苏分裂，导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中国从此崛起。与此同时，在西方阵营，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前后欧洲、日本就已在经济上崛起，从而形成了美国、欧洲、日本三个实力中心，只是欧洲、日本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军事压力而仍然有求于美国罢了。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中国、欧洲、日本崛起，谈何“一超多强”？！

第二个方面，欧洲、日本均有在战略上摆脱美国企图对它们进行政治控制的意愿，但它们等待的只是战略时机的到来。这里强调的是意愿与时机的高度一致性，两者缺一不可。看到机会并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从而做到两者的高度统一，尤其需要相关国家的权威的政治家的机敏、智慧和抓住稍纵即逝机会的多谋善断的决策能力。历史表明，中国、欧洲、日本的政治家们在这方面堪可比肩。对于这一点，在两极格局一经终结，他们前脚跟后脚相继作出相应的判断，即为例证。这一点笔者在前面的相关章节中已经讲到了。

第三个方面，两极格局的终结以及苏联的解体，为“一超多强”展开竞争提供了机会，它们均相继抓住了这一机会。

由此可知，两极格局终结后，历史地形成“一超多强”这样一种竞争局面，上述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那么，在所谓的第四周期中，在美国、欧洲、俄国、中国、日本等构成的“一超多强”中，彼此抓住冷战结束的时机而随之展开连横合纵、纵横捭阖的竞争，其实质是什么呢？

应当说，两极格局的终结和第四周期的随之而来，给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等提供的发展机会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前提下，彼此选择和确立的战略目标有所差异而已。比较而言，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其战略目标用老布什的话说，即美国不仅要“领导”西方，而且还要将这一“领导”拓展到东方。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单极世界。相反，其他四大力量，它们的战略目标则主要是构筑多极世界。具体来讲，美国与欧洲、日本的矛盾为美国仍然企图继续其在冷战时期形成的那种“领导”；而欧洲、日本则将其目标定为摆脱美国的“领导”，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以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并显示自己的存在。至于中国、俄罗斯，其战略目标则是积极防范美国将其“领导”强加于它们头上，以确保它们各自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于世界政治中，并借此发挥联合国安理会赋予它们常任理事国应尽的国际责任，而不是掉入美国的陷阱，成为其政治附庸，受其摆布。由此可知，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与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等的战略目标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相反，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彼此的战略目标则并非如此。一言以蔽之，在第四周期常态情况下，这就是美国与其他四强构成的“一超多强”竞争的实质。

进而，我们认为，导致“一超多强”竞争的这种必然性，更为本质的是，各个大国为维护和赢得更大的国家利益使然。如果在这里把“一超多强”作为当今国际政治的各个要素来看待，那么，正是这诸多因素的存在，以及彼此之间利益相左及相互作用，尤其可以反映出今世“一超多强”之争的这种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

（一）第一大因素是美国因素

这一因素主要表现为，当今美国对外战略的扩张性及其政策的侵略性，以及支撑这种战略的力量及其文化意识。

首先，从战略上讲，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奉行的战略具有赤裸裸的扩张性及相应的政策上的侵略性，从这一特殊性入手，正是人们解析和认识今日美国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依据。因为对外战略是关系美国以及任何一个国家的行动方向和行为准则的。美国人常常问：中国对外战略究竟是什么？从一个侧面讲，这一问题的用意显然正是为了抓住当今中国对外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掌握中国的对外发展方向，以便防止出现对华政策上的盲目性和不着边际。

具体来讲，冷战结束后，至少在美国人眼中，美国就已经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即使手下败将苏联依然存在而未瓦解。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出发并立足于此，美国确立了其构筑单极世界，甚至构筑“新罗马帝国”的战略构想这一更高层次的目标。研究今日美国对外战略及其政策，显然不可离开对这条主线的认识与把握。笔者以为，离开这条战略主线而被美国的具体政策牵着走，就难免在行动上陷入被动。

其次，美国有着雄厚的综合硬实力，这种实力便构成了美国推行其对外战略的物质基础，而至少在美国的一些决策人看来，这种实力足以供美国用来支撑其大战略的实施而有余。

对于美国综合实力的硬实力空前增强，与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兴盛于80年代新兴科技革命及其产业革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认为，正是这场革命及其最新成果，进一步确立了美国在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执牛耳的地位。正是这种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构成了华盛顿对外政策的支柱；同时也为美国人提供了可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傲视世界且不把他国放在眼里的物质基础。

所谓新兴科技革命是指那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和以航天技术为“龙头”的科技革命。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在这场革命中，由于其通过综合发展，并在技术及其产业方面率先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从而当其对手苏联消亡之时，它的军事、经济实力及国际竞争力却均从内涵上取得了新的空前发展，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其在社会及文化的信息化方面亦取得了空前进步。所谓信息社会，就是在信息网络大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信息沟通手段远较传统工业社会发达与方便的社会。在美国，相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一个以伴随着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出现，以信息网络为依托的新的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主导美国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在美国，今日的社会已超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跨入了新兴资本主义社会。而冷战后的美国，其对外政策越来越代表和体现着这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同样由于这一力量不期然地产生并形成于传统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就连美国知识界一旦感知到这一现实，即美国橄榄球状的社会正在为金字塔形所取代时，亦如大梦初醒一样。但这种变化对华盛顿而言，带给它的正是它对外扩张所需要的美元。

最后，从文化意识上看，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以欧洲人后裔为主体构成的美国民族，承继了欧洲文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一面，又具有老移民遗留下来的西渡新大陆闯天下的开拓和冒险精神及其与生俱来的冒险性和扩张性。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在“一超多强”竞争中，当美国与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站在一起而彼此间的力量对比其如鹤立鸡群时，美国怎能会去管他国、他人作何感想，而不对外扩张呢！因为有力量就应当做霸主，早已成了美国当权者的信条和天经地义的行事方式了！由此可知，“一超多强”中的“一超”，其所代表的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对外扩张，正是影响第四周期世界政治发展变化的总根源。笔者认为，人们当作如是观。

（二）欧洲即欧洲联盟因素

欧盟的前身，前面已经讲到，即在1957年通过的《罗马条约》基础上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其内涵虽有从经济组织向政治联盟过渡的考虑，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该组织仍未能跳出其经济范畴。欧洲联盟则为一个具有国家性质的政治联盟，它的组建与存在代表与体现的是该组织各成员国的总体利益，其中首先是政治利益。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实现向欧洲联盟的跨越其标志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12个成员国共同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该条约的实现。我们把欧盟与美、俄、中、日等并列，其依据就在于此。而后，随着《尼斯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的签署，欧洲联盟便进一步走向完善和成熟。

欧洲人将欧洲经济共同体迅速地推向欧洲联盟，正是为了适应冷战后国际战略形势演变及国际竞争这一天下大势剧变的客观的需要的。欧洲人这样做，其目的有二：一是出于世界政治全局考虑；二是为了主导欧洲地区政治，并借此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两者互为条件。欧洲政治家都清楚，在今日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均无法与其他大国相抗衡、相竞争，因而，他们选择了走联合图强的道路。这样一种战略，在指导思想上是与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相对立的。

但是他们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文化是竞争图存，竞争图发展，竞争图强大。其手段往往是通过冲冲杀杀的战争，以首先达到拓展“生存空间”的战略目的。

当然，即使手握热兵器也不能胡砍乱杀。欧洲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杀出了两次世界大战；杀丢了装入囊中的遍布亚非拉的广大的殖民地；最后杀的结果是把欧洲移民和由前殖民地的美国人组成的大兵请进来保护自己。尽管这样，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祥地，由于固有的文化基因使然，一旦时机到来，今日的欧洲人仍然会接过其先辈手中的剑，会继续去冲冲杀杀。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今日的冲杀不是在其内部，而是在改变分散状况以积聚力量并形成拳头的前提下试图一致对外。事物就怕比较。当苏联人把东方阵营毁掉，并把自己一度辉煌的国家在数典忘祖的诅咒中送进历史的博物馆时，西欧人却在一体化中把27个国家融为一体，以壮大自己的竞争实力。何为智者，何为强者，岂不一目了然！当然，苏联人如何做，是他们的事情。同理，欧洲人如何做，是欧洲人的事情。但是，如何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如何从其成功中汲取经验，则成了我们的事情了。

有鉴于此，当下，欧洲人为实现其既定的战略目标的做法，即可为我借鉴。我以为，为达到其战略目标，欧洲人的做法有二：一是通过东扩以把东欧以及把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和巴尔干地区圈入自己的地理政治版图，并将这一步的成功与否看做其能否成功走向世界的前提。事实上，这是一种美国人领兵打到哪里，欧洲人凭借地缘上的优势便把政权地图拓展到那里的做法。冷战后的东欧由谁主导，由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可以说，尽在欧盟东扩与北约东扩相争的不言中。二是对于美国，欧洲人利用其文化上的强势地位，采取分合有度的做法，以确保自己在政治与经济上不被忽悠。也正因为如此，欧洲人，尤其是以密特朗、科尔和希拉克、施罗德等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在反对美国企图搞单极世界中心以推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以及形成“一超多强”格局的斗争中，无疑曾经发挥了先声夺人的特殊作用。随着欧盟《里斯本条约》于2009年的进一步落实，欧盟“总统”入驻布鲁塞尔，随着欧洲政治家们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些言论，人们自然会更加理解从远自丘吉尔倡导欧洲联合的主张，更加理解欧洲人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而构建欧共体的意愿与壮志，也更加明白了发端于密特朗与科尔在两极崩溃后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加快欧共体向欧盟跨越步伐的深意与雄心。今天，应当说欧盟的综合硬实力仍无法与美国比肩。但在软实力方面，欧洲政治家们至少不在美国之下，或至少他们在心理上不会惧怕美国，且更胜于导致苏联瓦解的那些政客一筹了。不惧怕美国这一政治文化资源正是欧洲政治家自立于世界政治而非仰仗美国的根本精神财富之所在。

本来，一个曾经充满着仇恨的地区，反而能够让他们即欧洲政治家们为了一个理想整合于一体。而原本是一个完整统一体的超级大国苏联，却在自虐自残中走向分裂，并制造了诸多国家间、民族间的恩怨，甚至仇恨。但尽管这样，当欧盟日益成为“多强”中的“一强”以抗衡美国构筑单极世界的企图与行径时，一个新生的俄罗斯开始走出幻觉，开始重建莫斯科的世界地位，且仍在坚持奋斗。

（三）俄罗斯因素

苏联曾经是可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上另一个超级大国。取代其而起的俄罗斯虽失去了其前身昔日的辉煌，但毕竟曾有过战胜拿破仑、希特勒的历史记录，且骨子里的胆气尚存，尽管它已变成了今日世界上的一个二流国家！可想而知，这样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是不甘寂寞，更不可能背着装有核武器的麻袋去拜倒在他国旗下而俯首称臣的。

众所周知，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重新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继苏联解体之后的事儿。而苏联的解体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当时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们，这山看见那山高，给他们管理的国家做“变性”手术的结果。这里，所谓“变性”，即改变苏联立国时期的领导者们给这个国家所选择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固有的属性。列宁和斯大林等鉴于当时世界政治现实和出于他们的政治信仰，为赢得天下，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目标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有如“男孩”和“女孩”，各自拥有各自固有的不同性别，各有各的特性。从一般意义上讲，不管如何改，如何革，其前提是，“男”不可以改为“女”或“女”不可以化作“男”。但苏联人做的“变性”手术则不是这样。结果，一刀下来，便使这个超级大国死于非命。换言之，当时的苏联之亡，并不像后来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自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笔者以为，其之所以出现后来的结局，至少是“蒙古大夫”胡乱操刀造成的。（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那是铁扇公主钻进了牛魔王肚子里所致。从现有史料看，这完全是可能的。不过，这并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畴。）但是，人们为此也许会说，没有苏联的崩溃，没有俄罗斯的再起，普京或许仍然会待在得累斯顿，继续干他的老本行，哪来的什么俄罗斯普京总统。话又说回来了，俄罗斯几经秋风萧瑟后，最终选择了普京。这位柔道高手入主克里姆林宫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成败的舵手之后，为了自己的国家，他并未因苏联解体给他提供走进莫斯科皇宫而感激上苍，也并未对其前任表现出多少感恩戴德、唯马首是瞻、亦步亦趋的行事方式，反而对他的国家的消亡充满失落而耿耿于怀。例如，在2005年4月，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活动前夕，普京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和“俄罗斯人民的真正悲剧”。相对于他的前任们，普京在言论与行动上的别样花开，不能不说是俄罗斯走向复兴的先兆。知耻而后可有智、勇。怎么能相信俄罗斯人会让自己的国家继续低三下四地为了生存而丧失国格！

当然，在苏联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热衷于以苏联的“变性”来换取“天下太平”。其逻辑推导出来的依据是，“民主国家”间彼此不会发生战争。因此，苏联变了“性”，何乐而不为呢？但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们那个值得骄傲的大国苏联已不复存在了，而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在莫斯科与第比利斯打了一场闪电战后，尤其显得渺茫而又渺茫。但正是这些人煽动起来的思潮首先葬送了他们的祖国！

记得还在2009年春，莫斯科的一位学者撰文所阐述的正好反映了俄罗斯一些文人的心路历程。他写道：“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前景闪现出了一丝曙光。毕竟大国间的导弹与核武器、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抗停止了……但很快人们便发觉，冷战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从此进入黄金时代。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宗教、种族、社会经济及领土纷争愈演愈烈。尤其可悲的是，大国竞争仍在继续。”他还写道：“随着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并表现出恢复在苏联地区乃至全球势力范围的诉求……俄罗斯的一些邻国及西方国家想方设法想出了阻止莫斯科的各种计划。”⁽¹⁾而其阻力正是来自西方国家，其中主要是来自美国。由此告诉人们，美国等国家当然不可能去喜欢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样也不愿看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崛起。但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更应关注的尤其是在大国竞争中的俄罗斯因素。

俄罗斯取代苏联而重新出现在冷战后的国际舞台上，其重要性在于：

第一，在硬实力方面，俄罗斯虽难以与苏联时代相比，但在综合方面它仍拥有雄厚而巨大的力量。

俄罗斯的硬实力主要有：一方面，俄罗斯地域辽阔，横跨欧亚两洲。其领土面积虽不及苏联时代，但仍有1700万平方公里（其中，乌拉尔以西400万平方公里，乌拉尔以东1300万平方公里），即几乎等于中国加美国面积的总和。这样一种地理优势和这样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便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纵深和他国无法企及的广阔的战略回旋余地。欧洲人把自己融为一体，一项理由正是为了形成具有极大回旋的战略空间，就像今天俄国人所拥有的那样。(www.daowen.com)

第二，俄罗斯民族拥有同西方国家进行长期竞争的经历和由此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加之，俄罗斯民族又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这应当是这个国家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新生代领导层已经成长了起来，且在竞争中形成了一套对外进行竞争战略与策略。

现今人们已经可以看到，曾被美欧政治家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俄罗斯，自普京执政之后，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已经在美国的打压之下开始挺起了腰板，从而越来越在国际舞台上显示着自己的存在。资料显示，普京自1999年12月底接任俄罗斯总统以来，采取种种政治家应当采取的治国策略、谋略和相应的有力举措，从而大大扭转了一些年来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进一步全面下滑的颓势，并由此使俄罗斯人从中看到，他们的国家虽从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了下来，但仍有望在短期内重新得到复兴，这便重新唤起和激发了俄罗斯国民振兴国家的信心。于是，这便成了普京在任期间积累起来的最大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国家得以进一步大发展的软实力。

在外交方面，普京政府在战略上为维护其国家利益及其民族尊严，一改其前任把国家的发展寄希望于美欧，因而屈从于他国、受制于他人，以到克劳福德农场做客为快的做法，从而又展现出已成为俄罗斯人那种坚忍不拔的自强精神风貌和民族文化传统。对此，2008年3月4日，《日本经济新闻》在一篇评论中说：“克里姆林宫官方的方针是，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无情地利用了俄罗斯的弱点，如今，俄罗斯决定予以还击。”可以认为，正是普京政权为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被迫对美国的政策作出的回应，方才赢得民心的。比较言之，梅德维杰夫总统在对外政策上，与其前任则大同小异。这就保持了这个国家政策上的一贯性、连续性。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个俄罗斯，人们应当如实地看到，它不可能甘当美国的附庸，相反它仍不失为“一超多强”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和遏制“一超”构筑单极世界野心不死，而当之无愧的主要力量！

（四）日本因素

应当说，在冷战结束后的特殊历史时代，日本因素仍然有其特殊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当时国际大环境使然，日本成为美军刺刀下的华盛顿的盟友。其结果是，美国在地缘上借助日本这艘巨大而“不沉的航空母舰”，以对抗社会主义。日本则不仅躲过了作为战败国的一劫，反而在经济上获益多多。另一方面，在冷战结束后，日本欲乘势而起，成为世界的大国之一，“以便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发挥与其国内和权益相应的作用”。

今天看来，日本欲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在其国内政党间走的是这样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亲美而反华。人们知道，在日本历史上曾经有过所谓“脱亚入欧”的经历。而在冷战结束后，日本选择的实际上就是这条道路。于是，在这个国度里便一时出现了所谓“脱亚入欧”的翻版即“脱欧入美”的现象。这就是，尤其自小泉右翼政府上台后，为迎合美国亚太战略的需要，以对付中国为借口，日本进一步加固与华盛顿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这一联盟。这也正中美国当权者的下怀。《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8月30日发表的题为《以日美同盟为轴心应对中国的崛起》的署名文章，正反映了当时小泉与小布什合谋的这种心态。该文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里德伯格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给日本出谋划策，说：“日本应从长远角度出发，与美国以及亚洲的各民主国家携起手来。用布什政权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保卫自由而维护势力均衡’。建立由区域大国组成的多国安全框架组织，也许有助于推动安保对话，但这种组织无法承担维护势力均衡的使命，而要构筑北约的亚洲版，目前的条件又不成熟。因此，目前需要做，而且能够做到的是，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之间建立多重的、旨在维护势力均衡的、松散的合作网络体制。以日美两国坚固的同盟关系为基础，建立一个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合作网络体制并非不可能。”⁽²⁾日本“入美”而在战略上对付中国，即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说的“把中国看做假想敌”⁽³⁾。小泉这样做，明眼人一看便知，虽其对华的一些所作所为及其声音发自东京，而其指令却来自大洋彼岸的华盛顿；或者至少给人以狐假虎威的印象。很显然，一个在政治上听命于他人的国家，不管其多么富有，却怎能有资格成为世界政治的一极！想必日本政治家们是心中有数的。这也正是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愿看到且欲避免的。所谓“脱美入亚”，其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条道路是走独立自主之路，首先与其所在地区国家修好。这正是日本民主党现政权起初的选择。本来，这条路并不是一条平坦之路。加之，自民党小泉政权又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自立机会。他不是如欧洲政治家寻求并抓住机会走向自立；相反却借助华盛顿狐假虎威，常拿中国说事，以打压中国为能事。

今天看来，作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和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如何才有可能在政治上享有真正的独立，其拥有的经济优势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并借此成为世界政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绝非易事。今年9月，日本有意挑起钓鱼岛事件就进一步反映了这一点。这一事件表明，一方面，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仍然为华盛顿所主宰；另一方面，日本则欲借美国之力，有意制造事端，企图吞掉我钓鱼岛。笔者认为，美国移师东亚，借岛造势，正是看穿了日本一些人的民族利己野心而将计就计，以把日本进一步牢牢绑在其战车上，挑起日中领海争端，以坐收渔利。旁观者清，在美日之间，起主导作用的是美方，钓鱼岛事件进一步表明，一方面，日本今日还何谈“脱美入亚”！另一方面，美国则已经把中国从潜在对手升格为公开的敌手了。当然，日本陷入今日这一被动局面，显然与它对美国关系欲罢不能有关。

一言以蔽之，日本今后将如何走，虽是东京自己的事儿，但其作为世界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日本在走什么道路问题上的动向，直接关系到中日关系，关系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不可能不引人关注。

（五）中国因素

至于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我们中的一些人往往把自己的国家看做一个地区大国。这一看法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客观地讲，我国之所以为当今世界大国之一，其依据有三：一是在政治上，我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席位，因此对其世界重大政治事件拥有自己的发言权。二是在军事上，我国为世界较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为当今世界公认的国际核俱乐部的五大成员之一。在当今世界有无核武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及其军事政治地位无疑是大不一样的。三是在经济上，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之后至今我国的经济规模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又有了较大提升。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这一切确立了我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地位。

除此而外，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应当看到，我们作为当今的世界大国，与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相比，有自己明显的不足。其一，在地理上，我国远离近代文明的发祥地，所以我们在文化上缺乏欧美时常把眼光放在境外而以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理念和相应的防范意识。其二，由于在文化上深受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与俄、日比较，我们这个民族还缺乏与近现代欧、美国家进行竞争的相应意识和谋略。其三，由于我自鸦片战争以来，一度受世界列强的侵略，且迄今仍远未能树立起真正的自立意识。从长远看，这是影响我国应当发挥大国应有的国际作用的一种必须认真对待的消极因素。

笔者认为，谈到百年国耻，自然会涉及以爱新觉罗家族为代表的满洲贵族。不管人们如何对康乾统治下的天下赞许有加，但正是在清代初始西洋开始崛起并东来打败这个家族后人治理的中国的。想当初，入关后，一度威风不已，但被汉化而不知进取后，亦让东来的欧洲强者用洋枪洋炮，打得落花流水。人们不禁要问：统治者究竟败在何方？今天的回答应是，国家落到这步田地，其败即败在统治当局，在国家发展上，未能有意识地从根本上打造与对手同一个档次的战争手段和竞争手段，所以，在彼此进行的武器辩论中只能落得个失败的下场！须知，即使在腐败的清代后期，在抗击西洋侵略者的战争中，中国从来都不乏英雄好汉，只是他们手中握的仍是作为冷兵器代表的长矛和大刀！武装落后，这正是清廷不思进取、盲目自傲的反映。一个无所作为的政府，面对强敌，在战争中焉能不败！

但今天的中国，已今非昔比。今日的中国人也已不再是如西洋人仍然以为拖着长辫的那种中国人。今日的中国已是当今世界的“多强”之一。中国人又不乏为国家生存与发展智谋俱佳、慷慨舍生取义之士。而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是无往不胜的！

（六）世界其他国家及各国人民的因素

这第六大国素，是笔者所认为的只有在第四周期才有可能出现的新的战略因素。这一因素是在上一周期中，全世界范围内民族和民主解放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第二周期中，这里所指的第六大因素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这种因素的客观存在并重视它的存在是一回事，而无视它的存在则是另一回事。对此，笔者持前一种立场。

通过对上述诸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若干结论：

第一点，在第四周期“一超多强”的竞争中，由于彼此力量对比和战略意图，其中，尤其是战略意图的不同，即美国图谋构筑单极世界与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力主构建多极世界，这种战略意图与动机的差别，便构成了第四周期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基本矛盾。美国为达成其战略目标而导致的这种矛盾，其表现在美欧之间以及美日之间为加强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而在美俄之间以及美中之间，则为企图控制与反对这种企图之间的矛盾。笔者以为，导致美国无缘“一超”独霸天下现象的出现，并不是今日的美国缺乏硬实力，而是以“多强”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为了政治上自立于世界政治舞台上，而不甘仰他人鼻息而生存。

第二点，就矛盾的性质而言，美国一方企图构筑单极世界与欧、俄、中、日力主构建多极中心，彼此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这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便站到了与其他大国利益相左的对立面。因此，美国与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等之间的利益之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矛盾将贯穿于第四周期之始终。

第三点，从国家安全考察，鉴于彼此战略意图及力量对比，在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四方之间，彼此虽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纷争，但相互均不构成你死我活的战略性威胁。因此，无论对俄中，还是欧日，其中主要是俄罗斯、中国，它们遇到的首先是来自美国以军事诡诈为主要特征的威胁。

第四点，在“一超多强”的连横合纵之争中，美国往往借助欧盟、日本以将矛头指向俄中。鉴于各个击破对其日后有害，欧盟、日本，主要是欧盟，有时也可以起到牵制美国的作用。当然，今日日本为美方连横绑在美国战车上而与中国作对，则为另一码事儿。

第五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新崛起的新兴力量。这支力量在当今世界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以往历史从未有过的。它们中的若干个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将很有可能加入“一超多强”中来而成为这一格局的新成员。这其中，印度为我国的近邻，显然国人自当透过现象，更加关注它、认识它。

笔者以为，我们关注印度、认识印度，主要应着眼于如下几点：

第一点，印度有一个走向大国而思路清晰的国家综合发展战略构想，且这些年来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落实这一战略。它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均在为这一总战略服务。而在军事方面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扩张性。

第二点，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尤其注重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其中，在软件业领域又独领风骚且造就了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队伍。正是这支队伍的努力改变了印度落后的面目，并抓住机会进一步将之推向新的高度。印度学者阿兹姆·普雷吉姆曾说：“资讯科技已经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形象，从一个只有大象和弄蛇的国度变成了一个生产能干工程师的国度。”由此激发了印度人谋求大国强国的勃勃雄心。这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可贵的东西。

第三点，在外交方面，一方面，注重发展与美国等国的关系，但慎防被忽悠而丧失国家的独立与自主性质；另一方面，强化与中国实质性对抗，但又将这种对抗限于可控的范围。

西班牙《起义报》2009年5月5日文章发表了题为《印度与西方》一文，该文称：

“冷战结束后，迫于需要，印度重新制定了对外政策并实现了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印度与美国的接近在布什执政时期发展迅速，但这种接近并不等同于结盟。”“新德里得到美国的战略支持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尽管与中国之间存在冲突，但印度在竭力接近华盛顿的同时，也推行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但同时应当看到，从第二届小布什政府起，美印针对俄中，尤其是中国，彼此互有所求，而进行的合作面不断拓展，将会走到何种地步，值得关注，值得重视。笔者不是小看印度，试想，作为第三世界，难道印度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足以抵挡来自华盛顿那些老谋深算的食客和华尔街金融寡头们的算计吗？不妨拭目以待。

笔者以为，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在对美国这样的大国，有的对之抱有过多的幻想，而往往被忽悠；相反，有的则搞无端对抗。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这两种倾向都是有害的。反观印度，它在外交意识上却显得老道而成熟。

总之，第四周期的“一超多强”之间的历史性角逐，自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对于美国，其硬实力在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中短时期内尚难出现可与其比肩者，即其“一超”地位短期内难以动摇；而对于“多强”，尽管其中有的可能被淘汰出局，其中，出局者首先是被美国在外交上左右，从而丧失国家意志而成为附庸者；与此同时，即使有新秀加入，多强局面短期内同样不会改变。这就决定了“一超多强”竞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且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当然，“一超多强”之争的现实要比笔者上述线条化的勾勒要复杂得多。这样一种现实，便给美国智库的食客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白宫当局进行连横提供了机会与余地；同时也给“多强”中的每一强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纵横捭阖空间。但现实就是这样，“一超多强”竞争中，“多强”彼此合纵不易；“一超”与“多强”中的任何“一强”的连横更难，除了日本之外。可以认为，这也进一步告诉人们，在“一超多强”的竞争中，美国的政治霸权由盛而衰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