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超多强”格局终成正果

这一阶段为，继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主要国家和地区争相提出构筑新格局的主张与构想，以抢占争夺构筑战略新格局主导权先机为特征而展开相互竞争阶段，并由此催生了“一超多强”的新格局。

回首往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超多强”这一新格局的出现，是在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迁，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的第二个层级的国家不愿接受并设法摆脱第一个层级国家继续主宰它们的结果。其标志就是当美国向欧洲提出构建“新大西洋主义”时，欧洲主要国家法国、德国对华盛顿的这一主张带头说“不”！

多极化新进程，相对于冷战时期的多极化，其起始点的标记应是美国提出“新大西洋主义”构想，正是美国提出这一创建“一个新的欧洲”的对欧战略，正是随后欧洲针对美国提出了其针锋相对的战略，从而公开向华盛顿霸权地位发出明白无误的挑战，吹响了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进程的新号角。这一天应是布什到欧洲访问的1989年12月4日。

紧接着，针对美国新的对欧战略及其提出的挑战，在两极格局终结的背景下，欧共体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确立其新的战略目标。其标志是1990年1月4日科尔与密特朗提出了建立“大欧洲邦联”的设想，正是这一设想后来促成了欧洲联盟建设。

例一，在1989年12月4日布什访欧向盟国通报美苏马耳他峰会情况期间表示，欧共体12国也许要进一步加强一体化的努力。数天后，时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的法国人雅克·德洛尔从布什总统说的这句话中悟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他说：“由于欧洲事态的迅速发展，我们必须加速实现欧洲一体化进程。”

例二，时任欧共体外长理事会主席的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后来也说：“欧洲正面临着实现一体化的一系列重要挑战：一方面是西方主权国家的一体化，另一方面是东西方的一体化。如果我们在今年内没有将我们的主观意愿变为现实，失败的代价将是一个新的充满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欧洲的中世纪的来临。”

正是在此基础上，作为战后欧共体政治与外交上的代言人，法国进一步把建立与恢复欧洲昔日“世界的中心”定为该国家群体的战略目标。

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讲，美国方面要构筑单极世界，欧共体方面则要恢复欧洲昔日“世界的中心”地位，双方明显对立。在两极格局刚刚终结的时候，欧共体国家的主流派政治家们对欧洲的前景与日后的世界地位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相反，他们对东亚、对美苏则不屑一顾。雅克·阿塔利时为密特朗总统的战略顾问。在他看来，不仅当时的苏联，即使是美国，均处衰落中，而衰落中的国家，是没有前途可言的。他当时预言：世界将出现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统一的欧洲，苏联在经济上将依附于它；另一个是统一的亚洲，美国将依附于它。而在1990年春，德国总理科尔则说：“目前的欧共体加上东欧，将会繁荣发展，变成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经济区，比美国和日本都要有力。”“未来的年代不会是日本人的年代。”同期，英国前首相希思也说：“一个统一的欧洲……可能比任何‘民族国家’所想象的更有助于塑造21世纪的世界。”针对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欧洲也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1991年春，密特朗宣称：不能把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强加于人。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赫德则进一步说：谁也不能宣称，一个国家可以决定一切。无论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还是大西洋统治下的和平，统统都是不现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欧美的政治家们站在他们各自国家和所代表的阶级的立场上，为塑造战后的世界出谋划策，并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对策，以共同对抗东方。而在两极格局终结之初，尽管星已移，斗已转，欧洲新一代政治家们也及时把握世界时局的变化，纵论天下，进行筹谋，乘机推动欧洲摆脱美国并走向世界。回顾这一过程，正是欧洲政治家与美国围绕“新大西洋主义”构想展开斗争而赢得的。有关美欧“新大西洋主义”之争，将在第三章中进一步讲到。

相比之下，日本是第三个提出应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的国家。其当时的外交战略构想是，一面利用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左右逢源于中美间；一面借机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今天，回过头来看，日本提出自己的战略构想并使之系统化是在1990年年初。依据之一，是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于1990年1月9日致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件。在这一信件中，海部称：“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其成败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把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变成更加和平而又繁荣的社会。”该信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日本要成为世界的一极，以与美欧分享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领导权，而不再依附于美国。依据之二，是海部于1990年3月2日赴美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他指出，“为了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日本新的对外政策方针则为：第一，保障和平与安全；第二，尊重自由与民主；第三，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确保世界的繁荣；第四，确保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第五，确立以对话和协调为基调的稳定的国际关系。而其基轴是日美合作及继续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上述观点成了当时海部飞赴美国与布什会晤的主要议题。(www.daowen.com)

对于中国，针对两极格局的骤变，是第四个提出相应对策的国家。时间是在1989年春。

众所周知，就是在1989年春夏，由于国际大气候的骤变，中国在外交上曾经经历了一个困难而曲折的时期。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清醒地估计到，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导致的严重后果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冲击，并在事关构筑世界政治新格局和与此有关的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上，迅速明确了自己建立多极世界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要为建立多极格局及与此相关的世界新秩序而努力。早在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中国要成为世界新格局中的一极。他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极，不管它怎么削弱……所谓多极，中国算一级，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也算一级。”中国在明确构筑新格局问题这一战略方针之日，正是日本首相海部赴美同美国总统布什密商这一问题之时。

对于苏联的应对之策，其确立当在戈尔巴乔夫政权存在的后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设法加强与改善其与美国的关系，而在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上情况更是如此。所谓建立世界新秩序概念，其发明权就属于戈尔巴乔夫。自两极格局终结之后，尤其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在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上，苏联积极追随美国，甘当配角。关于为建立中东新秩序而召开的马德里会议，美苏的这种主从关系表现得一清二楚。而在俄罗斯取代苏联之后，莫斯科更是变本加厉，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直到叶利钦下台。

事实告诉人们，在从1989年12月初至1993年11月1日，除美国之外，欧、日、中等基本上按照各自的既定战略行事。其中，正是在此期间，人们看到：一是欧共体加快了其经济、货币与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并于1993年11月1日完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确立的各项目标，从而实现其向欧盟的跨越。这重要一步的跨出，对于欧洲本身及其从事国际竞争均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日本的外交正是按照海部时期定下的这一基调行事的。1993年8月上旬，日本多党政府上台，自民党一党执政局面结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自民党执政中所制定的外交战略方针造成了一定冲击。三是俄罗斯取代苏联而登上国际舞台。相对于苏联，俄罗斯在硬实力方面难以与之比肩。但这个古老而年轻的新国家，其时，所欠缺的不是其与西方竞争的传统与经验，而是精神和相应的战略。即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它缺少的主要不是硬实力，而是软实力。

在这一时期，在战略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即美国。其变化表现为，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提出构筑单极世界的主张。由此看来，如果说当初美国推出“新大西洋主义”，其目的仅仅是为了重建两极后美国对欧洲的“领导”结构的话，而新的战略目标则以实现它对全世界的“领导”为目标。当时，美国在战略上作了如此重大的调整，即构筑由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其灵感源于打赢了1990年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该战略为：立足美洲大陆，从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伸展，以达到在政治上建立由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的目的。其途径是，在军事上借助联合国之名，“领导”世界主要国家等对“热点”地区进行干预，以建立所谓的世界政治新秩序；在经济上，通过美洲，首先是北美经济一体化，以确立它对欧、日的优势地位；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对东方国家即苏联和中国等，用我们时下的政治术语讲，即进行“西化”。在上述重要举措中，布什政府一直把建立世界新秩序和“西化”东方国家，置于优先地位。顺便说一句，在当时的背景下，“颜色革命”一词还未出现。这里提及后者，这两个词，其相同点均是对着苏联东欧国家的领导；不同之处是，西化的对象是共产党的干部及其接班人，以通过对干部的西化，达到西化相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目的。“颜色革命”则是以“革命”的名义，发动亲西方，主要是亲美人士，通过街头行动，将仍在当权的前共产党人轰下台。

我们看到，恰恰在1989—1993年，正是上述五大力量建立了世界政治新格局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确立和完善了各自的战略构想，并先后付诸实施。我们看到，由于它们的构想、方针与主张各不相同，且利益相左，尤其是欧洲的目标与美国严重对立，因此，一俟各自的构想、方针、主张付诸实施，确实给两极格局终结后的世界政治多极化以强有力的推动和促进。在1989—1993年，世界政治新格局基本框架结构的形成，与这段时间内的多极化进程是分不开的。

正由于此，在两极格局终结之后，美国、苏联、欧共体、中国、日本五大力量随即投入一个以争夺构筑世界新格局主导权为特征的多国竞争与角逐中。大国之间构筑新格局的竞争，正是在美苏马耳他峰会后，随着“新大西洋主义”的出笼而开始起航的。

可以认为，也正是在此之后，一个由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等组成的“一超多强”格局随之形成，从而取代了冷战时期的两极结构。这样一个结构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而成为新时代主导大国关系的新的框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