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柏林墙的倒塌

在戈尔巴乔夫主义的驱使下，针对“星球大战”计划，当时的苏联曾相继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向美国抛出了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倡议。另一项是提出并落实“全欧大厦”。但比较而言，建构全欧大厦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苏联方面采取的主动行动有三项。

第一项重大举措是苏联领导人以法国为战略突破口，一相情愿地对西欧发动外交攻势，积极奔走于巴黎、罗马、伦敦和波恩各地，向各国示好，竭力宣传“新思维”与“全欧大厦”的基本主张，期望西欧各国领导人能够理解并接受莫斯科的主张，并期望西欧与美拉开距离。

苏联领导人出访西欧挑选的第一站是巴黎。显然，选中巴黎是苏联领导人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戴高乐思想影响下的法兰西常与美国分庭抗礼，而这一点几乎成了战后法国各届政府的传统。也许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当上苏联领袖后便看准了巴黎，并于1985年10月初抵达那里进行他当上总书记之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以借此向西欧亮相和阐述苏联对西欧政策的新主张。

戈尔巴乔夫1985年10月2日抵达巴黎，开始了他访问西欧的进程。在出访前的9月30日，他在对法国电视观众讲话和回答法国电视公司记者的问话中，透露了他走访法国和欧洲的意图。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确信，发展苏、法两国的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历史经验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当俄国和法国、苏联和法国合作时，总是对它们有利，对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也是如此。反之，隔阂和仇视则有害于我们两国的利益，对国际气候产生不良影响。”由此表明了戈尔巴乔夫访问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心路历程：寻找朋友。

而在1989年夏天访欧时，戈尔巴乔夫为表明与欧洲人做朋友的诚意，则向他们表示莫斯科将放弃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年7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接待他的主人首次阐明了苏联当局这一新的原则立场。可以被看做是在这方面迈出的重要的一大步。他说：“过去某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今后可能还会发生变化。但这纯系各民族自己的事情，要由他们自己作出选择。任何干涉内部事务的行径，任何限制别国主权的企图——无论对朋友和盟国，还是对任何人或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

1956年和1968年苏联两次出兵东欧，令东欧一些国家的政治派别谈虎色变，也令西方一些国家在东欧搞和平演变深感无能为力。因此，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尤其令东欧一些国家的政治派别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感到鼓舞。这可谓是戈尔巴乔夫送给欧洲人的一份厚礼，但并未见到他们还给戈尔巴乔夫什么礼物。真可谓有来无回啊！

第二项重大举措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通过说服或施压的方式，以胁迫东欧各国领导人与苏联人一起共建“全欧大厦”；与此同时，在军事上则单方面宣布苏联将裁减驻东欧地区的常规兵力，以减轻西欧人的心理压力。其结果，既葬送了华约，也葬送了社会主义大家庭。

在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推动下，为构筑“全欧大厦”，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政策可谓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说服与胁迫并用。换言之，这是苏联为联欧而一相情愿地采取的单方措施。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一些国家顺从苏联比如波兰，该国统一工人党便于1989年6月丢了权，且为团结工会占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如民主德国的昂纳克，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持有异见则被赶下台，后由克伦茨取而代之。在政治情势极度混乱的条件下，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共产党政权，继波兰之后，纷纷倒台而换旗易帜。

在军事方面，本来苏联单方面宣布裁军，是做给欧洲人看的，其目的是告诉他们，苏共为与勃列日涅夫主义划清界限，而采取了相应的具体行动。但在当时东欧混乱的政治状态下，苏方提出的裁军主张，遂成为相关国家进而要求苏联撤军的良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89年9月9日提出撤军要求，要求在1990年年底以前，苏方应撤走两个坦克营。捷克则是第一个与苏联签订撤军协议的国家。按照捷苏两国1990年2月22日的协议，苏军分三批撤出捷克。继匈捷之后，东欧有关国家也采取了相应行动。

东欧一些国家政权在1989的更迭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蜕变，以及华约在内部政治军事关系引发的这一系列变化，均是戈尔巴乔夫对欧对美政策产生的必然结果。正是这样一种结果表明，华约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至此实质上不复存在。至此，阻隔东西欧成为一体的，也就只剩下柏林墙了。

第三项重大举措，是戈尔巴乔夫多次策动民主德国领导人拆除柏林墙，而且拆墙之日亲自赴东柏林督战。

所谓柏林墙，其建于1961年6月13日，全长106公里，平均高度3.6米，横卧于东西柏林间，是东西德的分界，是东西欧的分界，也是东西方的分界。戈尔巴乔夫挖空心思地要推倒的，恰恰就是这座象征着“铁幕”的高墙。

最初，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是试图借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之手推倒柏林墙，打开东西柏林的通道，使东西欧连为一体，以实现他构建“全欧大厦”的梦想。

为此，戈尔巴乔夫特于1989年10月初，利用民主德国庆祝建国40周年的庆典活动的机会前往柏林，并在10月6日的纪念大会上，有的放矢地发表了长篇的具有暗示性质的重要讲话。在向联邦德国听众示好之后，他便直奔主题，明确表示希望不信任的所有墙壁“倒塌”。他说：“在上个世纪，著名诗人费奥多尔·丘特切夫在俄国驻巴伐利亚外交使团中工作了许多年。在对俾斯麦纲领作出反应时，他写道：

‘统一，——我们今天的神谕曾宣告——

能够用铁和血来连接……

但我们要尝试用爱来实现，——

我们会看到，爱的力量更牢固。’(www.daowen.com)

丘特切夫的抒情诗用一个词‘爱’表达了我们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正注入针对欧洲的和睦、合作、相互促进、人员交往这些概念中的全部内容。

正是现实主义的路线有助于把我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提高到互利和双方满意的地步，有助于签订一系列双方互利的协议。我非常希望这种态度将继续占上风。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关注这一点。在这条道路上，也只有在这条道路上，能够产生东西方接近的有益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欧洲各国人民之间的敌视、疏远和不信任的所有墙壁都会倒塌。”

只可惜，因昂纳克“太僵化”而跟不上戈尔巴乔夫的鼓点，结果在其建立起的大墙倒塌之先，这位领导人便被轰下了台，含恨而去。

戈尔巴乔夫的第二个招数，是把昂纳克未能办成之事，交给了昂纳克的接班人克伦茨来办。

为此，正是克伦茨上台后不久，于1989年11月1日，戈尔巴乔夫特意同克伦茨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就亲手推倒柏林墙取得了共识。会晤后，克伦茨说，他们两人在会谈中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民主德国从莫斯科的‘新思维’中得到了启发”。克伦茨说：“柏林墙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界，实际上它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和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边界。”“我们应该持现实的看法，我们不应生活在幻想世界里。”于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克伦茨11月9日离开“幻想世界”，打开柏林墙这一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的边界”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和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边界”。柏林墙的开放，便水到渠成。就是在戈尔巴乔夫与克伦茨达成这种共识的情况下，民主德国高官就柏林墙的打开举行记者会，于是这座高墙随之坍塌。

值得一提的是，为打开柏林墙，以完成打通东西欧以及东西方的通道这最后一道工序，而以防不测，戈尔巴乔夫与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亲赴柏林督战。

这堵由苏联人下令建起的高墙，在其存在了28年后还是由他们自己去拆除。就在1989年11月初，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传来消息，苏联驻民主德国部队出现了骚动情绪。得知此消息后，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探讨了形势，并商定“不让苏联军队介入”。要知道，因为“这可能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在柏林墙倒塌6天前，即1989年11月3日，克里姆林宫在一次政治局讨论会上，就讨论过这一问题。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说：我们最好自己把柏林墙拆了。谢瓦尔德纳泽还说，为此，我和他很快就到了柏林，戈尔巴乔夫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下令不许干涉。如果我们没有去，苏联军队就有可能介入此事。为此，德国人赠给他刻有“谢谢，爱德华”的柏林墙残片。

柏林墙的打开，是在民主德国执政的共产党官员沙博夫斯基以举行的记者会的形式宣布的。现年80岁的沙博夫斯基这样说：柏林墙是我打开的！

有记者讲，那天晚上7点的时候，他宣读了这样一条法令：愿意到国外旅行或离开这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得到签证。

一位意大利记者问：“从什么时候开始？”

沙博夫斯基答道：“就我所知……就从现在开始吧！”就这样，柏林墙倒了！

由此可知，当时苏联的每一个外交行动都是经过精心设计而安排的。只不过它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一相情愿，因此，都走向失败，并最终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就这样，随着柏林墙神话般地永远成为过去，美苏马耳他峰会那一幕便随之拉开，且以此为标志，画上了两极格局终结的句号！

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两极之争，本质上，是在国家和集团的名义下，进行着无情的制度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因为，只有有效地维护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价值，便自然而有效地维护了各自国家和集团的利益。比较之下，在这场自始至终由双方统治集团主导的斗争中，孰优孰劣，已不言自明。另外，大国之争中的分与合，是分为不同的阶段的，彼此的连横也罢，合纵也好，均由各自在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所决定。曾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说过，北约的建立，是为了生存，而不是爱情。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第四周期中，“一超多强”竞争局面的出现及不断臻于完美，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是欧洲人为了欧洲自身的利益而与美国逐渐拉开距离所使然。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

(2)[美]柯林斯：《大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6页。

(3)[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4)[俄罗斯]格·佐托夫：《差20分钟同美国开战》，《据与事实》周报200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