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戈尔巴乔夫主义”登场

所谓新思维，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新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在其一部名为《新思维》的专著中提出了一套新思想新见解而戈尔巴乔夫主义则是指苏共在其二十六大上将新思维确立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大政方针，并开始付诸实施。

笔者在这里把个人的新思维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戈尔巴乔夫主义等同起来，并不是说新思维的提出者，其在理论上有什么创见，而只是为了与本章前面提到的美国的杜鲁门主义相对应。从时间上讲，苏共二十六大通过新思维之时，正是戈尔巴乔夫主义登台亮相之日。可以认为，如果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及实施，使美国及美欧对苏战略态势逐步由被动变为主动的话，那么，恰恰相反，戈尔巴乔夫主义的出台及其落实，则使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被动地一步步走向彼此竞争的失败的终点，从而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同时，也为后来苏联的瓦解埋下了伏笔。由此可知，戈尔巴乔夫等既是埋葬两极格局的掘墓人，又为下葬苏联挖好了坟墓。所以，对于苏联推出“戈尔巴乔夫主义”，对于其战略意图，虽然是个已过去将近30年的老问题，但仍然需要探究，弄弄清楚。

这里需要弄弄明白的，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戈尔巴乔夫主义出台的背景。

戈尔巴乔夫主义出笼的背景。对于苏联，一方面是美国对其发动了以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而将美苏竞争推向太空为特征的新的战略攻势，而其因技术落后又一时难以应对；另一方面，美欧经济竞争加剧。可以认为，正是基于此，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可以利用美欧矛盾，将美国赶出欧洲，并借助欧洲的技术力量，以加快苏联军事与经济的发展进度。于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欧洲大厦”的主张，并付诸落实。一言以蔽之，这就是所谓的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来历及其目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新思维与全欧大厦。

关于新思维，其提出的动因是为应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提出的挑战和为防止核战争的发生。据此，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联应转变其此前长期对美、欧的传统思维方式。对于这一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作为新思维的倡导者和祖师爷，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的诠释，可谓最具权威性。因此，人们要想知道新思维的真谛，就不可不把握戈尔巴乔夫发表的相关观点。

对于新思维，戈氏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苏共在“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是同1985年苏共4月全会和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密切相关的。这也是向新的政治思维、向关于当代世界的阶级原则和全人类原则相互关系的新概念的转变。”这表明，新思维的形成，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是在痛苦的思考中产生的”。戈氏还说：“新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因此，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在谈及当时苏联为什么要提出新思维的理由时，戈尔巴乔夫坦言“：不言而喻，战略防御倡议使我国人民感到不安。”

另外，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也是新思维的另一个积极鼓吹者。他于1989年在联大发言中说：“全人类思想至高无上，服从世界共同生活的万能原则——是时代的命令。时代的客观需求、趋势、性质和状况要求人类消除历来的极端倾向，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新思维的整个构想和实际政策就是在这一公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说：“诚然，新思维不能一下消除现有矛盾，但作为开始，它可以缓和矛盾。”简言之，这就是所谓政治新思维的核心理念。

所谓全欧大厦，即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厦”。这个大厦的主人根据苏联人的设想，应是西欧人、东欧人和苏联人，而美国人则须搬出欧洲。

对于全欧大厦，其是苏联人在新思维影响下，苏联外交政策试图通过构建这一大厦以摆脱战略困境所下的赌注。

“全欧大厦”亦称“全欧洲大厦”，戈尔巴乔夫对之作了这样的解释“‘全欧大厦’这个概念首先意味着承认某种整体性，虽然这里说的是社会制度各异并分属于对立的军事、政治联盟的国家。这个概念既包括必要性，也包括可能性。”又说，“旧的政治思维导致了欧洲划分为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但是，集团间的对抗是相对的、暂时的，‘铁幕’的说法已经过时了”。接着在谈到欧洲国家与欧洲以外国家的关系时，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关于‘全欧大厦’的设想绝不意味着把谁拒之门外。的确我们不希望有谁一脚踢开‘全欧大厦’的大门并且喧宾夺主地坐在主人的座位上。”简言之，全欧大厦，应是一个拆除铁幕的大厦，一个没有美国人的大厦。(www.daowen.com)

而《在国外》周报1989年第39期上，时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B.戈利丹斯基撰文说：“在国际关系进入崭新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以全人类的价值无条件地高于任何其他价值为基础的。“新思维”与“全欧大厦”当时就这样一脉相承地连在了一起。而且构筑“全欧大厦”遂成为苏联外交的重中之重和成败的关键。

苏联人当时提出“全欧大厦”构想，目的有三：其一，动员国际舆论，尤其是欧洲各国舆论站在全欧安全立场上，与苏联站在一起，使美国陷入孤立，增强反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力量，并进而迫使美国放弃该计划，以期达到消除核战争的威胁，首先是消除对苏联威胁的目的。其二，同欧洲国家一道，将美国赶出欧洲。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苏联问题专家利昂·阿伦后来于1990年6月曾一语中的，戈尔巴乔夫在这个“全欧大厦”运动中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强调欧洲和苏联共同的欧洲传统，暗示美国是不属于欧洲的外人”。其三，谋求苏联同其他欧洲国家在“全欧大厦”中共处共存，以求借助西欧的技术，促进苏联的发展。美国《洛杉矶时报》1989年10月间针对东欧的变化及苏联的态度曾载文评论说：“在战略方面，苏联不仅仅是在放松对东欧的严格控制，莫斯科正在有意识地促进这个大陆恢复完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意识到，恢复完整要比军事联盟要好，因为它认为如此可确保它自身的安全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它自己在21世纪的地位。”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当时苏联人对“全欧大厦”的释义及其构建这一大厦的目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戈尔巴乔夫一相情愿地打的如意算盘。

当时苏联人所想所说，是十分认真的、毫不含糊的。而戈尔巴乔夫主义正是建立在“新思维”与“全欧大厦”这一楼阁之上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戈尔巴乔夫主义。

关于戈尔巴乔夫主义，如前所述，即“新思维”被苏共采纳之后，从而成为苏联对外政策指导方针的那个主义。

这个主义是：以反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并进而打掉这个计划，以防止未来因此而爆发核战争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以离间美欧关系，通过拆除“铁幕”，并构建将美国排斥在外的“全欧大厦”为战略重点；其特点则是，设法模糊“一个核桃分两半边”的矛盾与界限，超现实地把全人类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随着戈尔巴乔夫主义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指针，苏联过去长期奉为圭臬的老方针，便被彻底颠覆了。

本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像20世纪80年代期间美苏间围绕“星球大战”计划出笼而引发的那场竞争，首先是对立双方领导集团，其中主要是第一把手之间，智谋与善断方面的竞争与对决。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当时美苏那一回合的较量，首先就是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交手。里根打出了“星球大战”计划之牌。相隔几年后，作为应对，戈尔巴乔夫推出了“新思维”及“全欧大厦”构想等，以破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由此表明，随着“新思维”确立，新的战略指导方针及相应构想的出台，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接了里根的招，标志着美苏新一轮有来有往的角逐，遂走上了轨道。

从道理上讲，其时，美苏均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理所当然，一方的任何一个战略举动，必然会引起另一方的关注，并在战略上采取行动自在情理中。相反，如果一方对另一方发出的战略挑战，或熟视无睹，或盲目应对，那倒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了。但问题在于：作为苏联的当政者考虑应以何种观念去评估和应对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解释这种挑战。而这种认识产生的影响，尤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我以为，其影响之一是苏方过分夸大“星球大战”计划对国际形势及其走势的影响，据此对国家与国家关系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提出的新思维，从而彻底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越过了底线，犯了大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环境中，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们仅凭一朝权在手而采取不顾后果的举措，必然会造成苏联及华约内部思想混乱，政策分歧步调不一。后来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反复证明，在敌对双方的较量中，战略上处于守势的一方，其首要和最迫切的任务在于：应千方百计地设法保持并不断加强内部团结；确保本营垒万众一心并坚守既有阵地；设法积聚力量并准备伺机反击。然而，戈尔巴乔夫等则反其道而行之。后来，他们在构建所谓的“全欧大厦”时，其表现尤其如此。

其影响之二是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观点并用这种思维去指导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中，首先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行动，从而将这些国家引上了歧路，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本来，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是，只要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这种矛盾和斗争其实质争的是国家利益，或国家集团的利益而其中的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则为其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北约与华约实际上就是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并分别代表着本集团内各个成员国的利益。所谓全人类自然应包括这两个集团组织的人类，所谓全人类的利益自然也包括这两个集团所有国家的利益。而这两个集团在当时处于敌对的情势下，彼此的利害是对立的。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等去谈什么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这种调儿，至少北约根本不会去听。而剩下的唯一一条道儿，也就只有苏联同华约其他国家为防止核战争而单方面去采取举措了。这或许就是戈巴乔夫等人采取各种手段要挟东欧各国领导人同他们一起去构建“全欧大厦”的理由了。

其影响之三是戈尔巴乔夫等人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其政策的设计，完全被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所吓倒、所左右。而为构筑“全欧大厦”，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政党政权，被戈尔巴乔夫变着法儿一一拉下台，反而成为苏联另一种政策的祭品。在这里，东欧各国再次成了苏联大国主义政策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