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铁幕”下的“一个核桃两半边”

提到“铁幕”，自然须从“铁幕”一词的出现说起。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丘吉尔于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演说。他说，西方对苏联必须采取单边政策，是因为“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亚斯特，整个欧洲大陆已经被一重大铁幕分成两半”。“铁幕”一词即源出于此。用今天流行的概念来说，“铁幕”一词的知识产权非丘吉尔莫属。正因为丘吉尔大名鼎鼎，其“铁幕”说为后来美国对外政策，为美欧结盟以对抗苏联定了基调，从而使这一政治语汇的使用频率变得更高；而更有甚者，人们后来还套用这一概念，发明了所谓“竹幕”一词。

与“铁幕”一词相关联，笔者在这里也借用“一个核桃分两半边”的说法，以期用来解释战后世界的一分为二。所谓“一个核桃”，指的是在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就有如核桃一样成为一个新的整体。战后世界亦称为“一个世界说”便由此而来。应当说，这一说法正是对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巨头提出的所谓“雅尔塔体系”的一种通俗的表述方式。而所谓“一个核桃分两半边”，就如在第一编所言，世界的“分”，指的正是欧美政治家对战后出现的一个大世界雏形的一分为二；而“合”则是指在“铁幕”两边后来形成的东西方两个世界。可以认为，这“分”与“合”，正是从“铁幕”扯起开始的；而“一个核桃分两半边”则标志着战后世界格局的“两极化”。

“铁幕”的扯起和两极格局的形成，意味着世界政治就此彻底告别了之前那个以欧美列强纷争为主要特征而长达数百年的第二周期的历史时代；同时也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苏主导下的大国竞争的第三周期。今天看来，战后世界政治出现并形成这样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铁幕”提出者及美欧政治家们按照他们的意愿扯起“铁幕”，从而形成“一个核桃分两半边”的结果。另外，人们还看到，在第三周期中，相对于美苏，欧洲这个被世界近代史长期哺育的骄子几乎从世界政治舞台退出而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和辉煌！但以丘吉尔等为代表的欧洲的政治家们，虽然承认并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面对的状况及处境，但亦正是他们，在未善罢甘休中，伙同美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一起导演了第三周期东西方以欧洲为竞争主战场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话剧，并使欧洲在脱胎换骨中成了一只“不死鸟”。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正是在比较与鉴别中，人们在这里一眼就会看到，由丘吉尔和杜鲁门等美欧政治家导演的“铁幕”扯起，进而演出了“一个核桃分两半边”的政治剧，从而在实质上改变了三巨头在雅尔塔对战后国际政治秩序所作的安排。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改变，正是在罗斯福死后不久，作为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伙同罗斯福的继承人杜鲁门首先向三巨头之一的斯大林发难而改变的；而改变的目的，就是通过美欧联合来共同对抗苏联。而雅尔塔秩序则主要是由美苏等五大国联合以确保战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想当初，对于“铁幕”扯起等，东方各国往往仅立足于政治上一批了之。但是，笔者以为，对于今人，人们更应从政治战略层面和美欧政治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当时丘吉尔和杜鲁门在处理战后世界“分”与“合”问题上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动机，这样更有价值；认识和把握美欧政治家在国际竞争周期发生战略大变局情况下的思维与处世方式，会更有借鉴意义。

笔者以为，为了找到战后初期丘吉尔与杜鲁门为什么竟置罗斯福带头提出并确立的雅尔塔构想于不顾，另搞一套的想法与做法的内在原因，至少可以从这样两个切入点来切入探析，或许能够找到相应的答案。

第一，坚持国家利益第一，已成为欧美政治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遵循的基本原则，一种政治外交传统。

笔者以为，坚持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原则，作为一个整体，那里的公职人员，经过代代熏陶和传承，已经把其看成他们的一种责任、一种行为准则和一种职业道德，必须予以坚持和遵循。而所谓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而没有永恒的朋友的意识，即这种国家利益观，便自然成为欧美国家公职人员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基本理念和处世方式。或许与之相关，在这些国家的公职人员中，即使有损公而肥私者，也绝对不会出现成群、成窝的贪腐现象。“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帕默斯勋爵的这一名言竟成了欧美公职人员尤其是外交官思维和处世的座右铭。

第二，欧美国家的政治家们，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关注天下大势的变化已经本能地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这就是欧美政治家在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己任的前提下，他们总是眼睛向外，认真观察和不断洞悉构成危害其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可能来自何方，并据此提出防患于未然的战略方案与建议。在绪论中，笔者所引用的温伯格所说的那句关于洞察未来的名言，尤其体现了他们具备的这一点。他说：“对于管理国家事务本领的永恒挑战之一是：洞察未来，了解主要对手的本质并十分正确地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如果政治家不了解这种趋势，就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一思想，就是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分清我友敌的关系思想的体现。写到这里，笔者油然想起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的第一句话，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¹⁾很清楚，温伯格与毛泽东，前者是从国际关系层面谈敌友的；而后者则是从其国内斗争谈其那个年代的敌友关系的。但作为思想家、战略家，前者与后者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却惊人地相似。可以认为，丘吉尔、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等人在战后对苏关系上，尤其体现了温伯格所说的那一思想。例如，战后，丘吉尔提出其“铁幕”说，就是为了维护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及其社会政治制度的，因为，在他看来，面对来自东边的共产主义“幽灵”，只有维护和确保他的国家既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才有可能真正维护他的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而今人，只要稍加留意，也可发现，今日欧美新一代政治家们，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也可看到他们前辈们的影子。这或许正是温伯格对其前人及他同时代的人们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未可知。

是啊，欧洲是世界近代史的发祥地。在一定程度上，在欧洲政治战略文化熏陶下的美国，其政治家也像欧洲政治家一样，为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永恒利益，则在不同时期，选择结交不同的国家为其朋友，以为了制伏可能妨碍他们拓展其国家利益的新的敌人或对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节骨眼上，他们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既自然又到位。在笔者看来，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所反映出的那种思维方法与意识，已经成为欧美政治家们从政的政治观、哲学观。

明乎此，人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丘吉尔为什么提出“铁幕”一说自然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因为，其时，正是欧美政治家们在洞察未来中发现，美欧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在地缘政治上处于战略守势。为了欧洲的整体利益，丘吉尔这样做，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针对欧洲地缘政治形势和欧洲战场上力量对比态势，审时度势的结果。

当时彼此力量对比的大致状况是：在经济方面，苏联、东欧同其对手西欧各国一样，均受到战火的毁灭性摧残，而美援对于西欧的复兴绝对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的；在军事上，苏联拥有强大而具有实战力的常规兵员且占尽地缘便利；美国一方则垄断着原子弹。这在理论上，可大大抵消苏军的常规优势并吓阻其不得贸然西进；在政治与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上，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空前深入人心，而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功绩和社会主义在东欧的胜利，在人心向背上又进一步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一言以蔽之，当时，时代发展的潮流进一步由苏联引领。当时，苏联与东方代表着时代的进步，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寻求解放的榜样；社会主义代表着光明和人类的前进方向。相反，资本主义则代表着剥削和压迫、腐朽和没落、黑暗和反动。美国也不例外。因而，在当时的许多人眼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具有时代的必然性，而且认为这种必然性又将会很快变为现实。因此，从这一角度讲，丘吉尔提出“铁幕”说，是在呼救，是在为从美国搬兵以救欧洲制造舆论。

继“铁幕”说之后，可以认为，从“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及其实施，世界便进入了“一个核桃分两半边”时期。它是在“铁幕”舆论的煽动下水到渠成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丘吉尔鼓吹“铁幕”说这一舆论的作用不可小觑。

“杜鲁门主义”是1947年3月12日出台的。这一主义的出台意味着，美国已下了登陆欧洲的决心，以凭借其拥有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向苏联发动攻势，以通过救制度即救资本主义制度和救欧洲的战略与策略，改变战后初期出现的东攻西守的战略态势，以便为主导战后国际关系，尤其是为主导大国关系的结构按他们预设的方向发展。这样，“杜鲁门主义”登台亮相之时，正是开始将“一个核桃分两半边”之日。自此，美苏及东西方从此便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冷战时期。

“杜鲁门主义”曾经是过去那个年代人们天天讲，而今日很少有人还记得的政治语汇，其含义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所谓“杜鲁门主义”，即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其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提出而与战时盟友苏联在战略上进行分庭对决的指导思想，其以意识形态画线，以反对共产主义和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等为其基本特征。

在此之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针对苏联放言道：“问题……是俄国的共产主义；它的目的是控制中东、南亚和非洲；而这种控制是共产主义计划的一部分，要包围和攫取他们的最后目标：德国和欧洲。”“我们，也只有我们，才有能力驱散这一赌局。”此后，美国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也指出：“‘杜鲁门主义’的反共思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形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东西方冷战局面的出现与形成，正是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必然结果和主要表现形式。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铁幕”挂起之时，正是由丘吉尔和杜鲁门结成阵线、制造舆论，以同苏联的斯大林正式决裂之际。与此同时，由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巨头此前在雅尔塔会晤时对战后世界秩序所作的安排，已只是徒有其表而实无其里了。自此，丘吉尔和杜鲁门终于把苏联和共产主义作为其主要对手，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进行封锁和遏制。用来对付苏联的所谓“遏制”战略，正是在此基础上推出的。“一个核桃分两半边”，正是此后由这一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分”，转为行动上的“分”，从而把“一个核桃”，一个世界，分作东西方两个阵营，两个世界，两极格局的。

由此可知，在经过充分的舆论准备之后，在行动上，“铁幕”的扯起，冷战的开始，意味着一方面，丘吉尔向新大陆借兵成功，丘吉尔、杜鲁门进一步合流；另一方面，丘吉尔、杜鲁门为扭转颓势，合谋向苏联发动战略攻势，以企图阻挡苏联势力和共产主义潮流向西扩展，以改变他们面临的被动局面。从此，以丘吉尔、杜鲁门为一方，以斯大林为另一方，彼此在战略上的交锋如火如荼地展开。

当时，丘吉尔等正是凭其智慧所转化成的谋略，把美国兵搬到了欧洲。在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那样做，正是为了本国、本阶级及其制度的利益，而奉行的一种策略。这就是，请来美国人，赶走苏联人，压住德国人。还可以认为，在当时彼此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对于欧洲人，他们只有借助美国，才可能抵挡来自东方强敌苏联及其所反映的共产主义思潮的渗透即“东化”。对于美国人，与欧洲人同在一条破船上，用现今比较流行的话说，他们只有救欧洲才能救美国。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果不其然，当美国人一来到欧洲，便把力量化作了勇气，从而与苏联、与共产主义较起劲儿。当时，美国人作为欧洲后裔，一返回旧大陆，凭借美元和核武器，便反客为主，当起了老大；欧洲人处在用人处，也只好于无奈间甘拜下风，以图通过卧薪尝胆待东山再起。

在冷战期间，美国人常常是“驴”儿去了“象”登台，“象驴”交替上场；欧洲各国政坛也常常是左家唱罢右登台，彼来此往。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说，在整个冷战期间，美欧间的这种主从关系一直未有更替。对于“遏制”战略，历届白宫的主人，也同样照用不误。与此同时，美国的遏制战略，也就成了欧洲人的遏制战略。

回想起来，美国人对西欧的领导，开始于他们登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大家的故乡。希腊这片土地曾经是欧洲文化的摇篮和旧大陆文明的发祥地。作为民主党政府，杜鲁门赶着毛驴，驮着美元和原子弹，走进了雅典，踏上了欧洲大地。作为欧洲移民的后裔，这些来自新大陆的美国人，自1492年之后，第一遭如此衣锦还乡、风风光光，并由此开始了美国的霸业。苏格拉底在哲学上留给欧洲人的一份思想文化遗产是，不间断地开拓“生存空间”。这回美国人把其“生存空间”拓展到了旧大陆。这——华盛顿辈，那些反对英、法殖民统治的斗士们，哪会料到这一天！

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自美国人来到欧洲后，其如何行动，就由不得处于被领导地位的欧洲人了。自从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东来，西班牙人西去之后，数百年间，整个世界长期踩在欧洲人脚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踏上这片土地，把自己的“遏制战略”亦作为欧洲人的战略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没有一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是实难做到的。后来，丘吉尔提出的组建欧洲合众国的构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把美国人请到欧洲的“系铃人”，还是给后来的欧洲人留下了以通过联合自强而最终把美国请出欧洲的“解铃”妙计。

想当初，门罗总统以占据南北美洲的山头为王，不准他人染指那里的事务为其乐事。而到冷战开始之初，从杜鲁门起，白宫的主人要走出新大陆，跨洋过海，到地球的另一边即到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驰骋的地方去做主，其威风的劲儿，岂非门罗可以企及！与欧洲人各取所需，对美国人来说，这真可谓是“吾投之以木瓜，彼报之以琼瑶”了，这就是以经济上的支出换取政治领导。虽各有所得，但其价不可等量齐观。因此，这应被看做美国与欧洲合谋而美方勇挑大梁，敢与苏联冒险赌一把的重要原因。君不见，在当时战略态势对其不利的条件下，美国率先挑起冷战，正是为变被动为主动而采取的以攻为守的主动行动而已。

那么，何为冷战呢？笔者以为，冷战既是“杜鲁门主义”推出后，美欧联盟对苏联及东方阵营推行的一种政策和策略，同时也是由于这种政策与策略实施过程中，在那个时代东西方间，主要是美苏间在欧洲战场上形成的一种不战不和的氛围。对于冷战形成的氛围，现今40岁以上的人们应当记忆犹新，尽管对冷战政策及其策略则未必都能说得清楚；相比之下，那些在冷战结束前后来到平凡世界的人们，除少数读书人，大多数人对冷战概念及其作为西方对外政策与策略造成的那种国际氛围，应当是既无认识又无感知。(www.daowen.com)

有鉴于此，笔者在这里需对此略作解释。所谓冷战，在概念上，就是美国对苏联等推行的战争边缘政策。在氛围上，就是这种不战不和政策与策略造成的东西方长期对立与紧张的局势。同时，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及彼此核恐怖平衡的形成，这种冷战氛围经常让世人感觉到似乎是处于战争与核恐怖的阴影下。柯林斯是《大战略》一书的作者，他是冷战中的过来人。他给冷战下了这样的定义，他说：“冷战是冲突光谱下端的国际紧张局势的一种活跃状态。在冷战中，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除持续的武装冲突而外，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心理的、准军事的以及军事的措施都被协调一致地使用起来。策略和诈骗手段代替了暴力。压力是多种多样的，除真枪实弹的战争而外，从暂时的缓和期时的彬彬有礼的外交手段到肆无忌惮的大吵大闹样样俱全。然而，大多数冷战权术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是间接方法的集中体现。”⁽²⁾这段话就是西方人对冷战的诠释，显然，它有助于我们对冷战的理解，以及对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理解。而美国政治家就是用这种手法对待那个年代的苏联人，对待当时的中国人的。

从美国人讲，为扭转冷战之初在战略态势上的被动地位，他们在柯林斯所概括的那种冷战思维的作用下，主要采取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战略举措。

第一个，提出并实施以经济援助为主的“马歇尔计划”，并一步步付诸实施。

所谓马歇尔计划，即美国援助欧洲的复兴计划。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应对“欧洲危机”的演说，这一计划由此得名。后来表明，美国“遏制”战略的实施，正是从推行马歇尔计划开始的。在马歇尔计划提出不久，英、法、苏三国外长于同年6月27日至7月2日就该计划在巴黎举行会谈。对于马歇尔计划，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马歇尔计划会破坏国家主权，使德国死灰复燃，让美国控制欧洲，尤其不祥的是，“使欧洲分成两个集团，在各国关系中间制造新的困难。”有鉴于此，苏联外长宣布退出会议。

在这种背景下，16个欧洲国家，又于同年7月12日，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及就该计划向美方提援助申请问题，并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在9月22日会议上，与会各国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该报告确立了“欧洲复兴计划”的四项原则，向美国提出了未来四年援助224亿美元的申请。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马歇尔计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以此为标志，美国便开始把其“遏制”战略付诸实施。

作为交换，当时，美国人向欧洲人提出的条件是：必须购买美国货，必须取消关税壁垒，必须实施美国所要求的财政政策，必须取消或放宽外汇管制；必须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必须放弃国有化计划，必须把进步力量从政府排挤出去，等等。当时“马歇尔计划”虽为西欧16个国家的当局所接受，但其条件却对这些国家的内政构成严重干涉。由此可见，“马歇尔计划”强烈地敌视苏联和社会主义，美国推出这一计划的战略目的既服务于它的“遏制”战略，也体现了华盛顿开始对欧洲实施领导。在这一点上，苏联代表说对了。

国家间或国家集团间的竞争，事实上是彼此领导班子之间的竞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那个时候，苏联方面的班子，至少和美欧集团的班子旗鼓相当。

第二，推出并实施“遏制”战略，对共产主义进行先以经济而后突出军事的全方位围堵，以维护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维护这一制度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且伺机转守为攻。

所谓“遏制”战略，全称为“遏制共产主义”战略。这一战略的指导思想即杜鲁门主义。后来，这一战略为民主、共和两党所接受，从而成为美国在冷战时代的一项国家战略。该战略的矛头所指主要针对苏联，但其又像一个筐，后来针对中国，华盛顿所立起的所谓“竹幕”也装在了其中，从而使中国一度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敌手。

从战略层面讲，美国正是通过“遏制”战略的实施，一系列相应的战略举措的落实，从而这一战略在“一个核桃分两半边”的“分”的过程中导致战后东西方两极对抗局面的形成。

关于“遏制”战略，作为一种战略构想，由乔治·凯南提出。而后，这一构想遂为民主党杜鲁门政府所采纳并作为美国战后的第一个国家战略而付诸实施。乔治·凯南是这一战略构想的始作俑者。民主党人杜鲁门，作为在任美国总统，则是作出推行该战略决策的首位总统。凯南第一次使用“遏制”这个概念，可见于他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电报上，时间是1946年2月22日。其时，他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凯南撰写这封电报正是东西方吵得最为激烈而双方关系要破而尚未破裂之时。但此文却在丘吉尔在富尔敦作的那篇极具煽情力的即发明“铁幕”之说的演说之前。同样，凯南在鼓动“冷战”，不过，所不同的是，他建言白宫要用他主张的所谓“遏制”方式，对苏联进行“冷战”。因此，从形式上看，凯南的建言仅为一篇政策咨询报告。事实表明，杜鲁门政权基本上采纳了凯南提出的对苏联应进行遏制的这一战略主张。就在此后的1947年7月12日，凯南化名“メ”，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公开向美国民众宣扬他主张的“遏制”战略。这一次，凯南的动机显然是在为美国推行遏制战略鸣锣开道，鼓动舆论。由于凯南的遏制构想几乎与马歇尔计划同时出台，而凯南又为马歇尔国务卿所赏识，所以其曾一度在官场上踌躇满志，飞黄腾达。

但是，由于美国对苏联进行“遏制”，随后主要放在军事方面，所以，华盛顿起初除了主要依赖于原子武器这一撒手锏外，又于1949年4月4日组建北约，这样，美国人便形成了他们对付苏联、遏制共产主义的一相对完整套路，以对其进行全面“遏制”。至于在全球组建各种军事政治联盟，以对苏、中进行“遏制”，那则是接下来的事儿。

当时，针对其对手的举措，东方也采取了相应的对应措施。其中，仅在军事上，苏联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并于1949年8月底拥有这种武器，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至此，作为敌对双方的苏联与美国，在战略武器的对比上，只有量上的差距而不再有此前的质上的差别了。随后，针对北约，华约于1955年6月4日缔结而成。这样，在欧洲大陆上便形成了以其为中心而旗鼓相当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局面即两极格局的核心架构。而这样的对峙局面的形成，则是丘吉尔与斯大林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各自国家和各自阵营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利益，彼此斗智斗勇、各不相让的结果。对此，在评价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时，尼克松说：“我们更多的是谈论这样一些领袖。他们能在如此宏大的规模上有效地行使权力，以致能大大改变他们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具体到斯大林和丘吉尔，他说：“尽管丘吉尔和斯大林表现的方式不同，他们都是伟大的领袖。不过，如果没有丘吉尔，西欧也许会遭到奴役；如果没有斯大林，东欧也许已获得自由。”⁽³⁾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崇拜能人与强者，尽管彼此立场、利益相异。尼克松在赞许他们西方的前辈政治家丘尔吉时，还不落俗套地肯定而不是带着敌意去有意贬低丘吉尔乃至西方的老对手斯大林。

对于丘吉尔，据载，其在孩提时，一次在池塘中戏水，险遭厄运。恰被少年弗莱明相救，方得幸免。丘吉尔后来以大政治家的胆气挑起美苏相争，成就了他的事业。而弗莱明成为青霉素的发明者。按西方人的观点，他们二人的命运也许是上帝的旨意吧！

在那个两极对抗的时代，尽管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尽管彼此逐渐形成“核恐怖平衡”，但美国对苏遏制仍然一直以核武器为主要手段。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等均是用核武器为遏制手段的具体反应。至于“星球大战”计划的提出那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的事了。

第三，美国把联邦德国和日本先后纳入西方阵营，从而把这两个战前盟国的敌手，事实上变成自己的盟友。

美国扶植德、日，其用心也在“一个核桃分两半边”的思想主导下，加强西方一边以对抗苏联。早在1947年下半年，美国官员就已认为，联合国那样的“一个世界已经不行了，我们面临的是分裂的两个世界这一政治现实”。

对于德国，美国将其列入马歇尔重建欧洲计划的重点。马歇尔曾说：“重建欧洲，就必须重建德国。不先恢复德国的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欧洲的经济。”

与此同时，美国则把日本看做东方的德国。而麦克阿瑟则把日本看做是美国防务上的“东方前哨”，并在1947—1948年就受到了“一个核桃分两半边”的待遇，通过经济发展和安全保证，扶植其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分号”。从其安全方面讲，美国则借助日本确立其弧形防线。这样，两极政治、军事与经济对抗便从欧洲扩至亚洲，扩至全世界。中国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美国“遏制”的重要对象的。

由此表明，当“一个核桃分两半边”，从欧洲分到亚洲，分到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对何为两极格局，至少有一个基本认识了。

但是，尽管美国方面以攻为守而采取了诸多举措，苏联在政治上的攻势依然不减。直到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还引出一个攻势的小高潮。

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是在1957年10月初。在当时，尤其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因为，卫星的上天标志着人类走向太空时代的开始；而对于现实的国际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地处西半球的美国从此也被置于莫斯科的核武器的有效射程之内了。这在美国举国上下当时引起的大恐慌，便可知一斑。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作为驾驭全局的大战略家，毛泽东把苏联成功发射卫星这一历史性事件，看做“东风压倒西风”的主要依据和标志。

另外，具有世界意义的是，社会主义超越了苏联一国范围并形成了一个阵营。与此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第一和第二周期中形成的殖民体系，在第三周期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的冲击下而彻底土崩瓦解。这样，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解放而站在这一边的国家，与对应的美国、资本主义阵营以及站在其一边的相关国家，便构成了两极世界，两极格局。

总之，“铁幕”的扯起，“一个核桃分两半边”，是欧美政治家按照其意图行事的结果。人们看到，正是在丘吉尔提出“铁幕”说的影响下，以及“一个核桃分两半边”之后，在东西方之间出现两堵高墙。一堵是在“铁幕”基础上形成的无形高墙，它由西方人打造而成。这堵立于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政治制度间的高墙，其建造初的目的，是为了将苏联及其政治影响挡在屏障以东而不许其越雷池一步。另一堵是有形的高墙，它由东方的苏联人等筑，其目的是为了阻隔那个时代东、西方人往来。由此可知，处于守势的一方筑墙都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虽然一时是为了保卫“铁幕”西边的那块土地，但同时也为美国人踏上欧洲并在那里构建其在西方阵营内的美利坚霸业提供了千载一遇的机会，而华盛顿又不失时机地逮住了这一机会。但这一切已均成过去。不过，我们今天回忆那个时代即第三周期，的确可以说，那曾经是有过无数大事件撼动整个世界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