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寻求启迪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让历史告诉未来，就是通过对上述大国竞争三个周期的回顾，探索大国第四周期竞争的前因后果以揭示大国竞争的基本规律，并从中寻求启迪。基于这一点，我以为，通过考察第一到第三周期大国之间，数百年来展开生死搏斗的竞争史，关心国际风云变幻的人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迪：

第一，自从国家产生以来至国家消亡，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间的竞争将不会消失。这种竞争，从世界范围讲，经历了由东西方两个中心向西方一个中心转移的过程。到如今虽然世界出现了多个中心，但在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化传统所主导、所左右之下，大国间的竞争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我国仍然处于弱势而被支配的情况之下。

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国际政治学》一书中谈及国家与国家竞争关系时，说：“无可否认的一项事实是，整个的人类历史的时间里，无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况如何，国与国之间，永远是在从事权力的争夺。虽然人类学家已证明某些原始民族似乎没有权力的欲望，可是迄今无人能够显示如何能把他们（原始民族）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生活的条件，重新在全世界创造出来，从而消除掉国际间的权力斗争。假若仅仅消除了世界上某个民族的权力欲望，但却不能消除其他民族的权力欲望，那不仅是无用的，或者甚至将导致该民族的自我毁灭。假若权力的欲望，不能在世界各地消灭的话，那些丧失了权力欲望的人，将仅仅成为别人权力下的牺牲品。”

对于摩根索的这一见解，笔者曾做过这样的评说：“当然，从理论上讲，摩根索的上述观点我们是不敢苟同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争夺权力多少年来一直就构成大国竞争的主要内容。世界近代史开始之后，我们中国被拿破仑称做睡着的狮子。结果，这头狮子便自然成了世界列强‘权力下的牺牲品’。”⁽⁵⁾

面对今天的大国竞争，世界仍然无法回避。

雅克·阿塔利为法国政治家。在密特朗担任法国总统期间，他曾经是爱丽宫的总统政治顾问。在其任职期间，他就曾从国际经济竞争的角度，对国际竞争从全球的角度这样评论说：“自从14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不能不以全世界的角度来看问题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同外界发生关系，不受统一的世界规律所支配。”

显而易见，即使仅从国际经济竞争出发，也只有用这样的大视角去考察世界，或许才有可能认识世界，把握世界。

第二，大国竞争的核心目标是对生存空间的争夺与占有，而求胜的前提和手段，就是要拥有竞争优势，尤其须拥有在大兵团作战中在决胜点上对抗对手的绝对优势。

对生存空间的占有。这是西方哲学思想深深扎根于欧洲民众的结果。欧洲人向陆上扩张，从海上向外拓展，都是出于争夺生存空间的需要。在《高边疆战略》一书中，该书的编撰者所持的指导原则，进一步反映了美国剑指太空、走向太空也是为了争夺和抢先占有新的生存空间。

谈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中国一位先贤所讲的一句饱含哲理的名言：“古人曰：‘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句话，含有四个“谋”字。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显然，谋事者，离开了“天”，即全局，就难以成就大业。在今天争夺新的生存空间的斗争中，我们用这种观点来认识世界，肯定是意义重大的。

第三，国家安全永远占据国家事务首位。从发展的角度讲，在把国家的发展观与国家的安全观相结合的同时，国家的军事安全应永远置于第一位。但在指导思想上认识并坚持这一点，确非易事。

考察中国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往往忽视之，其中，尤其忽视发展可与强国拥有同等武器上让后人吃尽苦头。

至于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我以为其原因有二。一是从文化上讲，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儒家思想体系对中国人，尤其对历代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造成的影响关系密切。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忍”字上。即国家统治当局，在对外方面，以忍求安；对内则要求百姓以忍求得自安，以维持国内秩序。二是在对外患上，与文化相关，缺乏应有的防备意识。

本来，我国古代兵家鼻祖孙子早就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对这样的箴言，统治者只有吃了苦头之后才会有所醒悟，但往往悔之已晚。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正好表明如此。但相比之下，俄国人在这方面远比中国人做的要好得多。1812年法俄莫斯科会战大败拿破仑就足以表明这一点！

谈及国家安全观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尤其自秦统一中国以来，有两个领袖人物即秦始皇和毛泽东尤其值得一书。他们均堪称中国历史上两位视野高远的政治战略家。秦始皇的远见主要反映在对内推行车同轨和字同文方面；对外则表现在修筑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事，以阻挡北方兴起的游牧部族的军事南犯。自汉唐以来，北方少数民族的贵族统治者南犯中原，与近代西洋人来犯，其掠杀程度毫不逊色。当汉高祖刘邦被困平城当汉武帝刘彻无奈中把自己的姊妹送去“和亲”，当事者自然会想到北部若有一堵绵延的高墙作军事屏障，该是多么重要！

如果没有前朝的车同轨、字同文之壮举，尤其是后者，汉武帝很难将大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谋略付诸实施，汉民族就难以形成一个大民族，从而难以奠定一个大民族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将之凝聚在一起，并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没有这种文化一统作纽带，何谈国家安全。

毛泽东主席的战略远见，则主要在于他把他理想中的长城，构建在新中国的民众心上，以借此确保人民共和国的江山永固。这就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同黄炎培先生交谈中提出的那个关于破解中国历朝历代兴衰更替的所谓周期率的见解。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威胁国家安全的，仍然主要是来自外部的军事侵犯。这也正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构筑共和国民众万众一心的无形长城之时，也不忘打造钢铁般的军事长城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后，世界在演进中相继在三个方面发生的重大变迁，对后来的影响，将会非常的久远。这就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先导和以空间技术为龙头，以及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新兴科技革命及其产业革命首先在美日欧兴起。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和冷战的结束，冷战时期两个平行市场并存的局面被打破，并为统一的世界大市场所取代。其中尤其是在政治上两极结构的打破，尤具有划时代的影响。

在发展观上，我们应注意做到战略上兼顾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尤其应把横向比较即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放在第一位，因为在现代，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外部世界。人们不是总说落后就要挨打嘛！这里，所谓落后，所谓挨打，前者当然是指外部世界；而后者当然也是指外部世界。因此说，只有拥有了这种把横向比较置于国家发展第一位的观点，我们才真正拥有了现代意义的发展观。至于在战役与战术上，应根据国家整体需要，而且在发展的不同时期，在轻重缓急上有所侧重。

第四，大国竞争是历史的常数，而各个不同历史周期大国间的竞争，则各有各的特点。从当今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互动的情况出发，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国家，其安全或潜在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企图谋求霸权的大国。欧洲政治家率先提出的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的观点，正是他们的经验总结，在今天的大国竞争中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记得里根任内的国防部长温伯格曾说过一句名言：“对于管理国家事务本领的永恒挑战之一是：洞察未来，了解主要对手的本质并十分正确地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如果政治家不了解这种趋势，就很容易导致灾难。”他这样讲，虽是站在美国的立场看待其敌、友，但从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里，温伯格所讲，是从国家竞争的层面，着眼于发展趋势上，客观地分清与把握主要竞争对手的重要性。在国家仍然存在、大国谋求霸权野心不死的条件下，这应当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第五，国家应依据国际大环境的变化，确立相应的国家战略，并在其指导下打造与国际竞争相适应的战略力量。

对于因时而确立一项国家战略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战略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美国的一位外交官曾经这样说：“实力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光有实力还是不够的。实力必须和战略合起来。美国的决策人必须既要明确了解美国首要解决的问题，又要制订解决这些问题的总体计划。实力和战略的两分法为评估历届政府的政绩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方法。约翰逊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实力，但缺乏首尾一致的战略，特别是在东南亚问题上，结果功亏一篑。尼克松政府雄才大略，但因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而受到削弱。卡特政府缺乏战略（或者说它同时奉行几项互不协调的战略，效果相同），对于重建美国的实力无济于事。”⁽⁶⁾

至于战略与实力的关系，我想，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方，就在于打造两支队伍。因为，在“在高技术时代，从广义的角度讲，国家间的竞赛，其成败主要取决于两支大军。一支是国家决策班子及其智囊群体。这支队伍将决定国家的战略或大政方针。另一支大军则是广大知识分子队伍。如果没有这样一支大军或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一场世界范围的比智慧、比科技水平的较量中绝难取胜”。这两支队伍，既是力量本身，更是力量的发动机。

第六，国家应与世界发展同步，其重点应当是设法获取可与主要大国进行竞争的有效物质手段，这正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做到这一点，对于当今时代的中国尤其重要。(www.daowen.com)

古中国有一句名言：国泰民安。谋求国泰民安，首要的一点是，国家应拥有达到这一目标的相应手段，尤其是军事手段。

西洋人东进恰值明、清之际，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其之富，可以专家研究出来的数据为其佐证。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权威数据称：中国1820年的GD P总量为2290亿美元（以1990年美元为单位，下同）、1900年为2180亿美元、1950年为2400亿美元，总量基本持平；但同期世界GD P总量分别为6960亿美元、19730亿美元、53260亿美元，中国在这三个时期的比重分别为33%、1 1%和5%，人均则从600美元到545美元，再到439美元。（引自伍晓鹰等译的《世界经济千年史》。）

1820年，在当时的全球生产总值中，中国约占1/3，印度占16%，欧洲四强占17%，美国所占比重不到2%。而到1950年，美国所占份额上升到27%，中国降为5%，印度降为4%，欧洲四强则仅占19%⁽⁷⁾。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西洋人东来前后，被东洋的日本和北方的俄国，与西洋一起将中国切割、瓜分。这恰恰是非常值得今人反省的。预字当头，跟上竞争大势，并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当今大国决胜领域，以便掌握当今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第七，预字当头。所谓预字当头，指的是对世界全局的发展与变化要有所预见，能在行动上跟上历史周期发展与变化的大势，并据此作出决策。所谓跟上竞争大势，这里主要是指跟上时代发展的大势，即如前面所讲的一个周期转变为另一个周期，以及由这种时代变迁引发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变化等，以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对此，古人有两句话以及其所体现的思想，很值得今人记取。因为这两句话所体现的，正是前人用他们的血换来的，是其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智慧的结晶。一句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话讲的是，预见与预立的重要性。另一句是：“当断不断，必受其害。”是指在彼此竞争中，一旦遇上有利于赢得胜利的机会而未能不失时机地抓住，就意味着由此给了对手积蓄力量反败为胜的机会。

所谓决胜领域，从国际经济竞争动态发展来讲，当今主要是指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方面。因此，抓住这一领域的产业发展，自然也就抓住了国际竞争制胜的关键领域，并下大力气经营成功。拿破仑曾说：“战争的整个艺术就在于：在决胜点上的兵力超过敌人。”他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第八，握有国家大权的政治家、政治智慧，其政治意志及其品格，在关键时刻，对于顶住外部压力，以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从第二周期向第三周期过渡的时期中，作为对立双方，以苏联为主体的一方，在世界政治中，尤其在欧洲战场上，处于有利与强势地位；但以美国为主体的一方，则处于守势。但是，为顶住东方思潮的渗透和苏军的可能西进，以维护他们所代表的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其阶级利益，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采用的是以攻为守的战略与策略，以对苏推行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战略。具体表现就是：在西方控制区与东方控制区之间划界而治，拉起“铁幕”，遏制敌手西扩；实施马歇尔计划，以重建战后西欧；组建北约，用军事手段保卫西方的地盘。这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总设计师是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等，其中，作为战略家，尼克松尤其推崇前者，他把丘尔吉看做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在评价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时，他说：“我们更多的是谈论这样一些领袖。他们能在如此宏大的规模上有效地行使权力，以致能大大改变他们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接着，在评价斯大林和丘吉尔时，他说：“尽管丘吉尔和斯大林表现的方式不同，他们都是伟大的领袖。不过，如果没有丘吉尔，西欧也许会遭到奴役；如果没有斯大林，东欧也许已获得自由。”⁽⁸⁾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崇拜能人与强者，尽管彼此立场、利益相异。尼克松在赞许他们西方的前辈政治家丘尔吉时，还不落俗套地肯定而不是带着敌意去有意贬低丘吉尔乃至西方的老对手斯大林。

与之相对应，人们从比较与鉴别中自然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当苏联陷入战略上的守势之时，其决策者的所作所为，其结局应在不言中。由此看来，军事对抗存在兵败如山倒的问题，在政治对抗中也会发生类似的现象。在对立双方较量的胜者与败者间，人们看到其中领袖人物的政治意志、品格和智慧都在时时刻刻起着无形的作用。这显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第九，在大国竞争中，力量相对强大的国家总会处于有利的地位，但强者未必总是强者，弱者也并非总是弱者。强者蜕变为弱者，而弱者成长为强者，在前三周期的大国竞争中也时有发生。这种强弱转换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当局，如何拥有国家竞争优势及对这种优势的运用与保持。

第十，政治家的智慧与谋略的运用，是善于发现并抓住战机，去打造事关竞争全局的战略武器系统，以便在力量对比的质的方面，与对手达到同一水平，从而一跃进入大国行列。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自在有心人心中。

乔治·桑塔亚纳曾说：“忘记过去的人，必然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忽视未来的人，将会冒失去未来的危险。”在本绪论中，从大国博弈的角度讲，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其目的就在于说明，在国家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国际竞争，主要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永远不会终止，由葡、西展开的以世界为舞台的三个历史周期的不间断竞争，恰恰客观地反映了这一点。在这第四周期“一超多强”的竞争中，我想，牢记这位哲人说的这两句箴言，并用来观察和认识当今这个大千世界，以应对这个大千世界，肯定会受益多多！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绪论中不厌其烦地对过去作了回顾，以借此关注未来。

总之，预言家及其神秘的预测学，是为了设法预测未来，并企望预言成真。相比之下，战略学与政治家的任务则是：从实际出发，对国际竞争中未来可能发生的、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事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防患于未然。这就是政治战略家与预言家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因此，笔者愿以桑塔亚纳的上述两句名言与读者共勉。

“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解析一个你想认识的世界！”但愿本书对读者观察第四周期大国博弈的大千世界能有所裨益，有所帮助。

【注释】

(1)于大波：《寻找失落的文明——走近美国印第安部落》，《参考消息》2008年10月23日。

(2)[美]马克·梅迪什：《俄罗斯在哪儿》，《纽约时报》网站2010年6月23日。

(3)同上。

(4)[美]查默斯·约翰逊：《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终结》，[日本]《世界》月刊1950年4月号。

(5)郗润昌：《明天世界的战略格局》，中信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6)郗润昌：《明天世界的战略格局》，中信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7)史蒂芬斯：《全球化：常新的话题》，（中国香港）《明报》2008年1月号。

(8)[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