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说周期更替的事儿

可以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古往今来，一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斗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之相联系，无论在古代的东方还是西方，不同地区国家间的争斗，事实上均为不同阶段大国间的争斗所左右、所主导。而在它们的争斗中，通过战争，一些国家胜利了，另一些国家则失败了。因此，国际竞争的周期性更替，又往往与国家间大战之胜败联系在一起。地区间的国家竞争的周期更替亦如此。同理，当国家间竞争的舞台从地区拓展为全球时，大国竞争周期更替也同样如此。从世界范围讲，迄今为止，大国竞争的周期更替已经历了三次周期性大变迁。其中，第二周期和第三周期的更替都把中国牵扯了进去。这其中的成败与荣辱，又与当政者无视第一周期葡、西之争的东渐有着必然的联系。

回顾大国以全球为舞台而展开竞争的世界政治历史，从15世纪初到20世纪后叶已过去了三个周期，现今世界正在第四周期的早期阶段中。

前三个周期与中国相关，大致为：

第一周期，作为东方中心，富强的朱明王朝无视葡人东来；

第二周期，经历了王朝更替，清帝国仍无视外来隐患，导致外强欺凌，国难日深，并使东方中心消亡；

第三周期，美苏为中心在全球展开争夺，新中国趁势崛起，并从此开始走向世界。

对于这三大周期中的世界与中国的政治历史变迁，简而言之，就是：

第一周期，为葡萄牙与西班牙进行海洋争夺的历史时期，其大约从1415年起而止于1588年，其结束的标志为英军取得英、西英吉利大海战的胜利。葡、西海上争夺的这一时期，成为世界历史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它不仅意味着欧洲人的争斗从此越出西欧及地中海地区，而且预示着欧洲人从此也开始向世界进行殖民扩张。这一时期前后延续达170余年之久。这一周期正值明王朝（1368—1644年）的前期，其对东来的欧洲人不屑一顾。问题的根子恰恰就出在这里。

这一周期，始于当时欧洲造船业相对发达的葡萄牙、西班牙，尽管其时葡萄牙的船队与明王朝的船队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葡萄牙与西班牙展开海上争夺及对世界海洋的瓜分，为这两个国家的国家行为，且得到了当时罗马教廷的支持。由此，它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欧洲为中心并开始将整个世界置于欧洲人主宰之下的时代。欧洲国家间的争夺从此越出了西欧及地中海范围而走向了世界。笔者正是据此把由此开始的世界范围的争斗看做大国以世界为舞台而进行竞争的第一个周期。

葡萄牙人南下大西洋并由西向东而来，始于亨利亲王（1394—1460年）时期。1415年，亨利亲王与其父若奥一世入侵摩洛哥并占领休达城。此后，葡人便以该城为据点，在非洲从事殖民活动。1441年，葡人首次从西非贩运10个黑人返回欧洲，从此开了奴隶贸易之先河。

葡萄牙舰队南下与东进，其目标首选当时的印度。其远征的主要代表人物为迪亚士、达·伽马、卡布拉尔等人。奉葡萄牙王室之命向东而来，迪亚士于1488年抵达好望角，从而为后来达·伽马成功登上印度大陆打下了基础。在与西班牙的海上争夺中，由于受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的刺激，葡人加快了东进的进程。

达·伽马是继续东进的主帅，于1497年7月8日开始率军进行这次远征。行前，他接受葡萄牙国王授予他的一面旗帜，并宣誓道：“为了上帝和国王陛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将高举这面旗帜勇往直前。”此后不到一年，即1498年5月20日，他率领的舰队抵达了印度西海岸，并把印度作为其获取黄金、香料等物品以供葡萄牙王室受用的基地。后来，卡布拉尔在东行中，于1500年4月22日无意间抵达了巴西。巴西人迄今的官方语言仍为葡语，正是葡人对那片沃土进行殖民统治的结果。

西班牙人海上西征的代表人物为哥伦布。他作为西班牙王室授命的将军，一路冲冲杀杀向西而去，其目的据说也是为了获取印度和中国的香料与金银宝贝。不过，与葡萄牙人不同的是，他们不走葡萄牙人南下、东进之路，而是另辟蹊径向西而去。后因其于1492年发现美洲，哥伦布曾名噪一时。站在欧洲人文化视野的角度上，他们给哥伦布等人戴的是探险家的桂冠而不是殖民征服者的黑帽，且一直延续至今。很清楚，欧洲殖民者灭绝人性地屠杀新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正是从哥伦布的远征船队开始的。欧洲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是欺侮弱小者。达·伽马和哥伦布等辈，这些早期的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征服者们，他们身上流的正是这种血液。

当然，联系到欧洲人对亚洲的东征，并非从葡萄牙、西班牙人开始的。而早在很久很久之前，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曾远涉印度，抵达中亚地区。

相比之下，欧洲人对外远征行动却是从达·伽马和哥伦布受葡萄牙、西班牙当局之命而乘着木帆船从海上东来、西往开始的。由此，欧洲人从海上开始的扩张便向东方中心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葡萄牙、西班牙海上争夺的结果：一是在罗马教廷纵容下，通过签订所谓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将世界大洋一分为二，从而确立了葡、西海上大国的地位；二是有力地推动葡萄牙造船业的发展，从而使当时葡萄牙执欧洲造船业之牛耳；三是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葡、西对美洲、非洲和亚洲有关国家资源的掠夺等，在客观上，第一次将世界从政治与经济上连在了一起。从此，世界各部分的关系开始日趋接近。在这一周期中，葡、西在海外大肆进行掠劫。今天看来，这两个小国通过海洋扩张在世界政治中第一次掀起了大浪，这是一个由小国干着的大国干的大事。葡、西两国，主要是后来的西班牙，正是因此成为当时世界冲冲杀杀的大国，从而给世界，尤其给美洲留下了深深的殖民掠劫的历史烙印。

在第一周期时期，恰为朱明王朝（1368—1644年）统治中国时期。

葡人东进，并未止步于印度，而在继续东进中来到中国，且预示着两大中心即欧洲中心和中国中心并存的局面将被打破。后来随着中国为当时的世界列强所败，欧洲中心于是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

本来，作为东方中心，相对于西洋，在葡、西对外扩张之前后，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在军事上，明初的中国拥有庞大的舰队，威震四海，其规模远非葡萄牙船队可以企及。历史记载，就在葡人开始出征之前后，即1405—1438年，郑和就曾率其舰队七下西洋，其不谓不强也。但其远行之战略目标，迄今无人能说清楚。相反，葡、西东来西去，却不是盲目的。

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最早于1505年在马六甲相遇，当时只是两国商人间不期相逢而已；此后葡人于明正德年间的1513年踏上中国领土；继之又于1553年入住澳门。在经济方面，明朝时的中国，其富足程度更令西洋人垂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据称占到当时世界的1/3（有资料称，宋朝时这一比例达到了49%左右），中国不谓不富也。但就是这样一个既强且富的大国，随着西人东来这一历史大转折，当时地方上的一些地方官吏对之不仅未加防范，而且还为了一己私利而引狼入室，为虎作伥。

在这一周期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葡人所到之处，总要竖立一个柱碑，以表明此乃他们的所到之处即其所占领之地，或作为其航行标志。据此，他们在到达澳门后，想必亦立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只是不知今尚存否？作为葡人，其立此者有意；而作为明时的中国人，视其者茫然。历史就是这样，善良而不知警觉者，其结果总是会被居心叵测者所算计。殊不知，正是这弹丸之地的葡萄牙，在澳门问题上不仅涮了明帝国的中国人，也让后世的中国人备受其辱。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更有甚者，到明代中后期，不仅西洋，就连东洋倭寇，也敢来屡犯中国海境，而其在东南沿海所到之处烧杀掠劫，即一例。当然，戚继光等正是因平倭有功而成为英雄的。后来，日本的丰臣秀吉更口出狂言道：日本将在三个月内打败中国，定都北京。

由此表明，在中国，朱明王朝不仅未花大力气防范东洋，更谈不上防备远方的西洋了；而日本其时的扩张之野心已初显端倪。眼睛向外的民族总会警惕可能来犯的外敌。这也应该是日本之所以在后来逃过外患一劫的重要原因之一。中日皆为东方民族，有着相似的文化基因，后来中日在西洋人面前的遭遇不同，显然，问题主要出在了明清两朝的统治者的见识与决策之上。

第二周期，随着英、西1588年大海战中，英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随着英国、荷兰、法国的登台亮相，英、法、荷、西等西欧国家遂成为国际竞争的新主角。至于俄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加入这一周期争夺的列强中来则是后来的事。这一周期横跨整个清王朝（1644—1912年），因爱新觉罗家族无视外患和未能跟上世界发展史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跨越的步伐，从而在竞争中败在世界列强手下，使中华民族遭百年奇耻，被迫割地赔款。这一周期止于1945年，随着新周期的到来，这第一周期的是是非非，便作为历史而尘封了起来。

这一周期，前后持续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这一时期可以说正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对欧洲而言，可谓其有史以来最为耀武扬威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工业革命相呼应，不仅使欧洲跨入了资本主义传统的工业社会，即相对于现今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兴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军事上导致热兵器的大发展。这便给欧洲人使用铁血政策，对外推行殖民主义以征服世界，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它也用自己亲手铸造的热兵器，通过帝国主义彼此间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把自己送上末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恰为其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一周期是大国以世界为舞台进行赤裸裸争夺的时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洲的人种对另一洲的人种进行可怕灭绝的时期。今年，英国物理学大师霍金在谈及外星人来访时曾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外星人来访地球会比哥伦布登陆美洲更可怕。”在这一时期，英、法等通过对外殖民扩张，攻城略地，成为当时世界主要大国，其中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也正是在这一周期中，新大陆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进行掠劫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英国殖民者对新大陆的杀戮，可谓达到了灭绝人性的空前程度。从“五月花号”1620年抵达美洲后，英国殖民主义者便参与了对当地印第安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据说，先后有1.2亿当地的土著人死在了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屠刀之下。

有媒体报道：“相当一部分美国的历史是用印第安人的血书写的。印第安人曾是美洲大陆真正的主人。当‘五月花号’载着100多位英国清教徒在北美登陆时，印第安人箪食壶浆，热情地帮助欧洲第一代移民在北美落户。然而，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在‘新大陆’落脚的欧洲移民一代又一代地用枪炮杀戮土著居民，抢占他们的土地。殖民者公然提出了‘除了死的印第安人，没有好的印第安人’的口号！据史书记载，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时，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总人口3000多万，到1920年，美国境内只剩下约35万印第安人，濒临灭绝。”⁽¹⁾

另外，美联社美国丹佛2008年4月30日的一则消息称，科罗拉多州议会通过一项决议称：“欧洲人有意导致大量印第安人死亡，早年来到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常常‘残暴和不人道地’对待当地的美洲印第安人。”该决议对多达1.2亿土著居民遭到欧洲人迫害的事实予以认可。该决议由此从官方的角度证明了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所犯下的罪行。同样，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南美也犯下不亚于其他欧洲人在北美的罪行。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俄罗斯崛起而与英、法等争夺天下；美国挣脱了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枷锁宣告独立，并加入新的大国行列中来；日本则在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从而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并成为东方唯一的帝国而与欧美列强一道瓜分世界，其中，中国为其最大的受害者。世界列强瓜分世界的结果，一方面将广大亚、非、拉各国推进了殖民地的灾难深渊；另一方面争夺势力范围和分赃不均，导致彼此互动干戈，其中，两次世界大战尤具代表性。

在这一时期，1644年入主中原的满洲贵族，如同明代后期的统治者一样，面对进一步东进的西方强者，起初视而不见；后则一筹莫展，卖国以自保，不仅导致国家原有的东方中心地位丧失殆尽，而且还将中国最终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这第二周期，对于中国来说，其起于朱明王朝后期，且贯穿于整个清王朝统治华夏大地的全过程。但其关键时期，却在以爱新觉罗家族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时候。因为，正在此前后，欧洲相继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和兵器革命。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开始落后于欧美以及后来的日本，恰恰应当上溯到满洲贵族入关和爱新觉罗家族登上北京的金銮殿称孤道寡的时候。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当世界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当朝的政治家们，在历史转折关头，能否跟上世界历史的变迁，既关系他们所主宰的国家的生存，同时也关系他们自身的命运。如果说上一个周期明王朝遇到东来的葡萄牙人，其船小兵寡，尚不足挂齿的话，那么，19世纪上半叶，东来的西洋人，其驾着工业革命中铸造的坚船，扛着利炮，就不可不认真对待了。但是，面对潜在的威胁，清代早期有智慧与有驾驶国家权威的皇帝们，对此无所建树；而到后期，面对直接威胁，在老佛爷慈禧帘后操纵下，小皇帝们有职无权，哪能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他们也没有治理国家的智慧和相应的能耐。因此，发生在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一场世界的“夜郎国”即土财主与洋强盗之间的冲突，一场以先进的工业帝国为一方和以落后的农业大国为一方；一方是建立在钢铁之上坚船利炮的现代热兵器的英国，另一方则是拿着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以长矛大刀等冷兵器为主的中国，这种在不同层次上的较量，腐朽落后的中国，怎能左右战局的变化呢？因此，其败自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这里，尽管真理在中国一方，但一个无力量支撑的国家，其真理显得是多么苍白无力！

由此可知，中国的失败，是大国败给了小国，弱国败给了强国。这些年以来，国外一些媒体，往往在介绍中国时，称明、清的中国是多么富有。不久前，有外国媒体曾称，还在1819年，中、印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当时世界的49%即近世界的1/2。殊不知，印度当时已经沦为了西洋人的殖民地。而中国人也已于无声中，等待着英国人朝他们射来的炮弹。血的教训告诉今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弱者总是任人宰割！即使你真的富有也是白搭！因为那毕竟是一个以钢铁辩论的时代！曾记否，印度用茶叶等换回的黄金白银，花花地流进了欧洲人的国库。而中国人则把自己的血汗钱作为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几十万亿两地送给了欧洲人、美国人，还有东洋的日本人。不说印度，仅中国人败在西洋人的船坚炮利之下就告诉人们：只有强而富者，才是立国的根本！

历史就是这样，当一方迫使另一方用武器进行辩论时，另一方就必须用同等的武器予以回击，舍此，在武器辩论中便不可能成为赢家。俄军1812年，在库图佐夫统率下能够在莫斯科大战中大败拿破仑统率的法兰西远征军，靠的主要是毫不逊色于对手的军事实力。这俄罗斯的胜，这中国的败，均验证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作为国家的决策者认清大局，果断决策，身体力行，走好开局最初的几步路，对于他们领导的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是多么重要！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值得永远记取？

人们不禁会问：作为农业革命中的成功者，中国在第二周期中，曾败得一塌糊涂，其时，是哪些中国皇帝在世界历史大变迁的关头没能走好开局的几步路，从而给他们的家族、他们治理的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今人又该从中记取哪些教训呢？

对此，我在前面已经粗略提及了。从决策上讲，笔者以为，这里，首先应确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第二周期中，导致国与国之间军事力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其时，中国由哪些皇帝当家。

对于第一个问题，很清楚，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主要是军事力量发生质的变化，就是在这期间，前面已经提及的欧洲发生了三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及亡后的工业革命和兵器革命。所谓世界历史大变迁，即指其也。

对于第二个问题，盘点历史，那时，统治中国的正是康雍乾祖孙三朝，其中，首当其冲者，即康熙。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当欧洲人种瓜种豆的时候，中国皇帝根本未下令动员臣民去种相应的瓜、豆，结果误了农时，从而不得不让后来者去收获“苦果”，更可悲的是，继康熙之后，雍、乾父子也只知称孤道寡，威风八面，哪里还去顾什么西洋人东渐而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这样，中国在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直至1949年止的109年的漫长岁月里，便被迫吞下外强强加给我们的苦涩的“野果”。这其中，受难最深重者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贫穷的黎民百姓，他们一向占中国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可以认为，正是他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学说在中国得以传播和生根的沃土，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成就大业的社会基础。所谓得民心者得江山；失民心者失天下，由此得到新的、活生生的例证。但这是后话。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再说康、乾。后人是无法为前人设计治国方略的，但这并不等于今人不可从古人的成败中汲取可资我们借鉴的经验与教训。首先，自第一周期以来，尤其是第二周期，欧洲发生的三大革命相继到来表明，自此之后，国家间的发展及彼此力量对比，应主要立足于横向而不是纵向比较，即与他国的比较是第一位的，而自己与自己的纵向比较则是第二位的。显然，只有立足与强者进行横向比较而进行筹谋，自身的纵向发展才能得到保障；相反，如果强调自身的纵向发展，则不能保证横向比较上一定不落伍。可知，恰恰在这一点上，当人们在谈论所谓康乾盛世之时，中国便在总体发展上由于忽视兵器革命，从而埋下了与他国日后拉大差距的种子。笔者以为，这是康熙朝开始，清廷管理国家事务中最大的失误，最大的失策。今天，笔者搬出康熙来说事，首先就是用康熙这面宝镜，告诉今人和后来者，国家的发展，主要应以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为参照，只有这样，自己的国家发展才有可能不至于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才可保障后世人不因落伍而带来的苦果。我们从康熙在世界历史大变迁时的失误，印证了这两句古话：预则立，不预则废；当断不断，反受其累。

这里，笔者谈及康熙，当然是为了从这位有为的皇帝施政中获取启迪，而不是评价其功过是非。

在第二周期中，当时世界上有三位有名的帝王。他们是中国的康熙、俄皇彼得一世和法皇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生于1638年，1643年即5岁时继承王位，1715年去世，享年77岁，在位72年，被称为“太阳王”。

康熙生于1654年，于1662年即8岁时继位，1722年去世，享年68岁，在位60年，被中国史学界称为“康乾盛世的打头人”。

彼得一世生于1672年，1682年即10岁时成为俄皇，1725年离开人间，享年53岁，在位43年。

他们三人中的一个共同点是在位时间都很长，他们的统治不仅对各自的国家，而且对整个世界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未能弄得明白，说得清楚。(www.daowen.com)

在这三个历史人物中，“太阳王”置身西欧，处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科技革命的中心地带。他的作为，自然对法兰西的发展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此不赘言。

我们在这里倒是想谈谈康熙和彼得一世。因为，这两个人在治国及应对当时可能来自西欧的潜在威胁方面，彼此所持的态度、所采取的举措等更有可比性。因为，在欧洲人眼中，彼得一世君临的俄罗斯与康熙主宰下的中国均为东方国家。但正是先进的农业大国中国和尚处于农奴制主导下的俄罗斯，由于这两位君主，在世界面临的一个新的大发展关头，所采取的举措不同，从而在战略上给他们各自的国家带来了截然不同的遭遇。

客观地讲，对于在欧洲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科技革命，在关键时刻，俄国的彼得大帝和中国的康熙大帝，在认识和做法上既有同又有异，也可以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表现有二。

第一，在对来自欧洲的挑战上，双方都有所认识，但对这一挑战可能带来的危害程度彼此的估计则有所不同。或许由于俄罗斯与西欧近在咫尺，彼得一世对其国家面临的潜在威胁，可谓看得更加严峻、更为急迫。相较而言，康熙对日后可能来自西欧的潜在挑战，则严重估计不足。今天看来，这位被后世中国人所称道的“康乾盛世的打头人”，当时对可能来自西洋的威胁所作的断判，不大像一位君临天下而负责任的政治家，反而更像是一位预言家。据载，在康熙五十五年秋即1716年10月26日这一天，他对其臣下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之后，他又令其臣下：“务须安不忘危”。在此之后，康熙在皇位上又待了5年，但在其于1722年故去期间，人们只看到他对臣下作了交代而未见其如何做到“安不忘危”。

第二，彼得与康熙均为善学之人，即他们彼此都在向西洋学习，但所学不同。彼得一世，作为一国之君，乔装成一介平民亲赴荷、英，学习那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为其国家自强御敌所用。俄罗斯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评价彼得一世时说：“他不想借用西方的技术成果，但想利用西方的技术和知识，并以西欧为样板建立工业。”⁽²⁾

而彼得一世自己则说：“我们在几十年内需要欧洲，然后我们必须背弃它。”⁽³⁾这说明，彼得一世，作为帝王，学西洋学到了点子上，且下了真功夫。

然则，中国的康熙却坐在宫里，钻研起西洋的几何学等来了，显得无限悠然而自得。尽管他那时已经感知“黄雀在后”了，要不他也不会说得出上述那些只有大政治家才能说出的见解。但康熙未及时去学西人的坚船利炮之术，从而坐失良机，积重难返而遗患后人。由康熙可知，前朝当

预不预，当断不断，从而累及后世，也不失为生动的一例。这难道不值得今人以史为鉴吗！

而与彼得一世相比较，康熙却有预而无立，当断而未断。其结果只有后人才知。后人看到，当日后彼得一世的俄罗斯与康熙主政的国家，在与西洋人东来而相撞时，彼此遭遇的命运便截然不同。就在“太阳王”于1715年去世之后的100年，即1812年，如前所述，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兵败莫斯科城下，从而使法军成了彼得一世后人的手下败将。由此告知后世人，俄军在战略挑战面前用战略之举措给予法军强有力的回答，并且成为胜利者。这从战略上讲，是彼得一世从国家方面积聚了可与敌手相应的手段的结果。

与之相对照，在此后的1840年和1856年，康熙的继承者君临的中国，先是败在了英国人手中，后又有英法联军大破北京城之后，更将京城的皇家御花园圆明园付之一炬。中国人受西洋人强加给的百年之耻辱的历史，正是从康熙的后人开始的。拿破仑·波拿巴曾把巨人中国看做是一头熟睡的獅子，一直担心他有朝一日醒来，但直至这个王朝被推翻，人们仅看到，有能力左右国家大局的清朝皇帝中只有康熙略略睁开过一次眼睁，仅此而已。至于光绪帝的变法图强之举，那只是西洋人兵临城下之际清廷采取的行动，只可惜为时已晚，且又被老佛爷慈禧搅局而告吹了！

这样，在这一周期中，中国也沦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列强争夺与瓜分的受害者。四万万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殊死斗争中迎来世界第三周期的。因此，我们回顾第二周期主要在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成败得失，想必意义是深远的。

战略性挑战，只能用相应的战略及其措施去应对，否则将一事无成！这不失为我们从清政府对外政策失败中应当吸取的宝贵教训之一吧！

第三周期中，彼此进行博弈的主角，一方是苏联，另一方是美国。这一周期起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其终结时间，当在20世纪80年代末，即以美苏争夺天下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崩溃之时。正是在这一周期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乘世界大势，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使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一周期行将结束之时，一场以航天技术为龙头和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兴技术革命及产业革命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蓬勃兴起，从而为相关国家的发展与抢占竞争先机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这一周期是世界传统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和欧洲列强势力被逐渐削弱的历史时期，也是苏联和美国崛起并在全世界范围展开竞争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也就是所谓两极对抗时期。作为两大国，美苏争夺的主战场在欧洲。起初，在力量对比上，美苏各有优劣。美方的优势在于：在硬实力方面，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和对核武器的垄断；在软实力方面，有丘吉尔等经验丰富且立场坚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苏方的优势在于：在地缘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且高举支持民族和民主解放运动的大旗，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潮，人心所向，赢得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所谓苏攻美守，正是由于苏方借助了这一力量，其中，民族和民主解放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更加增强了苏联一方的地位。

从美国来讲，这一周期中它成了西方阵营名副其实的政治霸主，即确立其对西方的“领导地位”；其对东方，主要是对苏联所奉行的“遏制战略”，也成了欧洲人的战略。起初，这一战略的核心为所谓的复兴欧洲，“马歇尔计划”为其集中体现。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便把其“遏制”的重点转到了军事上来，从而也加大了对付中国的力度。这一转变，集中反映在“美国国务院起草的一份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 N SC—68）中，该报告于1950年4月14日提交总统，杜鲁门总统于同年9月30日加以签署。这份文件奠定了延续至今的美国公共经济政策的基础”⁽⁴⁾。相关情况，留待第一章详述。

对于第三周期的所谓两极对抗，其主要形式和内容是：其一，军事对峙仍然是双方角逐的主要形式；其二，在价值观上，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制度之争贯彻始终；其三，经济领域逐渐成为双方竞争的重要方面。

美苏在这一周期争夺产生的主要影响，一是由于彼此之争，相对于前两大周期，具有真正的全球性质。所以，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科技和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具有真正的全球意义。二是在前两大周期中形成的殖民体系被冲垮。三是核武器的产生及其装备军队，给军事思想的变革以巨大推动。四是科技进步使美苏在对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认识上均取得了重大突破。五是经济领域的竞争成了美苏角斗的一个辅助战场，在西方，大跨国公司应运而得以大发展；在东方，大的国营公司雨后春笋般的纷纷建立。很清楚，大国在第三周期竞争所产生的影响，已给第四周期的大国竞争打上深深的烙印，由此导致国家的安全逐渐从以往单纯的军事安全演化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在内的综合安全。苏联的崩溃则为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

在这一周期中，发生的两个影响深远的大事尤其需要加以强调。一是核兵器的发明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美苏核军备竞赛。正是由于这两个国家达成核均衡且各自拥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庞大的核武库，从而把美苏两国推向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二是这一周期最伟大的历史变迁是，由前两个周期形成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中，被彻底冲垮。战后出现的第三世界正是由在这一运动中新生的国家所组成的。时至今日，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谈及中国，新中国成立迄今的一个甲子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同共和国一起走过来的历史见证人。

第三周期中，中国发生了两大历史性的大变迁。

第一大变迁，从立国的角度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剧变发生在第三周期早期，即1945—1949年。在这短短的数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雪洗了中华民族的百年之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作为中国走向胜利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指引国际社会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明灯。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引领其走向成功的典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即为一例。

第二大变迁，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角度讲，是国家开始建设并初步建立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为主体的成功转变。这一进程从1949年开始起而止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期间，我国不仅在世界传统工业时代的末期补上了缺少工业这一课，而且也为新兴工业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相应的物质与技术基础。如果说我国的前30年，其发展仍为世界工业时代的后期的话，那么，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的30年，以1981年世界第一台台式电脑走进寻常百姓家为信息时代开始的起点，其发展正是世界从传统工业时代向世界新兴工业时代的跨越时期。现今，与第四周期相联系，我国后30年所走的里程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前30年为国家打基础时期；这期间仍为世界传统工业发展时代。在这打基础的阶段，国家至少做了如下几件大事儿：

第一件是一切从头做起，对内通过国家大法确立了国家政权以人民当家做主为立国原则；在对外关系上，制定并向世界宣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的外交方针。事实证明，这一切完全做到了。

这两点，既是律己亦律人。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作为国家利益的体现者，国格则是通过人格来保障和体现的。这就是，对外要坚定地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绝不允许外来势力触动我国民族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之主权；同时，主持正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亦为我立国原则。

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国在外交关系方面主要做了对我国以及对世界具有巨大而深远国际影响的两件大事。一是抗美援朝，与朝鲜并肩战斗，打败了美国，获得了战争的胜利；通过援助越南抗击法国，并打败了法国。由此，令一向惯于欺负弱者而崇尚强者的西方政治家们，再也不敢小觑从此站起来的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了。二是中国与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并大力支持其民族解放斗争；同时，我国也得到它们有力的支持。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以恢复，从而确立了我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大国地位，这正是得到获得解放而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对我国给予大力支持的结果。

第二件是在国家发展上，使国家真正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而在做法上则从立足“一穷二白”，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而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比较上，都干成了几件堪称意义重大的大事儿。

其一，在以军事斗争仍为主要竞争形式的年代里，国家在军事建设上，依靠自身的力量，发挥本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成功地造出了自己的“两弹一星”，从而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软、硬实力的重要领域得以历史性大提高，大大缩小了与有关国家的差距。

在第三周期中，即核时代，国家的军事安全仍占据国家生存的第一位的历史条件下，拥有“两弹一星”，既表明我国在热兵器革命中跃进到世界的前列，也使我国的军事安全得到可靠保障。可以想见，如果新中国没有“两弹一星”这个撒手锏，我国国家安全及国际地位将不堪设想。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对陈毅元帅讲出的，就是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这一体现那一代中国人共同心声的豪言壮语，迄今仍记忆犹新！人们对那位姓钱不爱钱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更是深爱有加，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之情！是啊，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和国第一代领袖和科学家们，正是他们切身体会到，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比什么都可贵而身体力行的结果。而在核时代，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尊严，在军事上，只能靠“两弹一星”去捍卫。对此，今天的一些人，也许是难以理解的。

其二，在经济建设上，从所谓“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通过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初步建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在国际竞争的第三周期接近尾声的时候补上了我国在传统工业时代经济落后于世界这一课，大大缩小了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差距。

另外，在军事建设方面，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自己的第一枚陆基反导系统，从而使我国拥有攻防兼备的能力，增强了我国军事安全的可靠性。

其三，初步建成以航天产业、信息产业等与新兴产业相关的工业体系。

显而易见，正是上述这一切，不仅为我国第二阶段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我们才有相应的条件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赢得未来！

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后30年这一国家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开始于世界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新兴工业时代到来的前后，也是距第三周期结束为期不远之际。这种变化既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因为，在这第四周期中，大国间展开的竞争，其成败都与新兴产业革命提供的物质与技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这后30年，由于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从总体上说来，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我国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其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传统工业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和扩大。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意义。

其二，经济规模已进入世界前列，且仍在继续扩大。

其三，产业与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即由原有的农业与工业组成的二元结构，转化为由农业、传统工业和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新兴工业组成的三元结构，尽管新兴工业的比重仍然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

其四，国家已经拥有一批与新兴工业相适应的人才储备。一旦有条件发挥其才智，国家的前进，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将会驶入高速公路。

在军事建设方面，对我国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的是，2010年1月1日，我国首次试射了一枚陆基中程反弹道导弹，并取得了成功，从而使我国初步形成了攻防兼备的备战能力。这一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国的改革开放作为共和国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新阶段，仍处在发展中。毫无疑问，这一新进程，必将在不断总结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取得新的经验和新的进步。可以肯定，在前进中，跨过必然王国之后，必然是自由王国！

总而言之，经过60年来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我国已取得了辉煌而巨大的成就。而作为第二个阶段，现仍在行进中，可以想见，随着对此前成败之处的科学总结，随着影响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进步负面因素的消除，我国不仅在本身自比方面会取得长足进步，而且尤其在与发达国家横

向比较中，更会不断缩小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