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项割据政权对河套地区的统一

通过两次大迁徙，党项广布于河套、河西及其周边地区，并且出现了局部统一的趋势，如盘踞于夏州的党项拓跋部就迅速壮大，实际上成为盘踞于河套地区的割据政权。同时，党项与中原政权间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例如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到末帝清泰二年（935年）十一年间,党项向后唐朝贡达十七次^[10]，朝贡物主要为马、驼，可以反映出五代时党项部落仍然以畜牧为主。同时应当看到，由于受地理环境、农耕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党项诸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处于夏州一带的拓跋党项受汉文化的影响程度较深，史载：“夏州自上年八月不雨，谷尽不登。至是，旱益甚。保吉令民筑堤防，引河水灌田。”^[11]可见宋咸平年间拓跋部就已有了农耕生产，较早进入了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而散落于水草丰美之地的党项众部或许仍以畜牧为主。(www.daowen.com)

7～10世纪，是我国西北民族活动较为频繁的时期，有吐蕃、吐谷浑、鞑靼、回纥、突厥等民族与内迁党项交错杂居，在这些游牧民族以及农耕文明的共同影响之下，内迁党项基本上成为一个北方化的民族；在它的肌体内已经融入了北方诸族的文化因子，并在后来的西夏文化中体现出这一特点。这一时期党项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党项部落受到了冲击，开始出现了以地域关系而结合的党项大姓和大族。如在灵庆之间的西路党项中有白马族，即以庆州以北的白马州而命名的；沿河套地区亦有山前、山后族，显然也是以地名命名。可见以血缘为纽带的党项原始部落制度受到冲击。拓跋党项也逐渐地从党项诸部中游离出来，并在以夏州为中心的地区形成了一股局部统一的中心力量，开启了党项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