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项与唐朝的友好关系

美丽如画的九寨沟曾经是党项民众活动区域

唐王朝建立后，党项曾两次向中原王朝“朝贡”。一次为武德二年（619年），党项与吐谷浑并遣使朝贡；一是武德八年（625年），党项朝贡。这一方面表明党项的力量已经渐渐壮大，在中国中世纪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另一方面，上述朝贡带有经济上交流、互补的性质。历史上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间的“朝贡”关系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现象带有“官方贸易”的色彩。唐初党项的历史活动往往与吐谷浑联结在一起，频繁寇扰唐朝西北诸州。有学者统计，在唐建国后短短九年之中，党项袭扰唐西北诸州达十次，其中与吐谷浑一起行动的就有七次，沿边松、河、洮、岷、叠、渭、廓等七州均受其害。从党项寇扰唐西北诸州的位置看，唐初党项聚居之地仍在松州以西，叠、洮、廓等州之南。^[3]史家一般认为，党项具有崇尚武力的民族个性，但唐初党项四面出击的行动不单纯反映了其掠夺财物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处于上升时期的气象，是一个发展中的民族个性得以张扬的表现。这一点在太宗时期便能得到证明。

唐贞观元年（627年），太宗继位，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民族政策，一方面痛击突厥等民族，另一方面又对四夷施行了温文尔雅的“招抚”。四夷竞相附唐，党项亦在其中。《旧唐书·党项传》载：“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环涛遣使招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因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仍请率所部讨吐谷浑。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唐朝不仅把党项居地列入其领土之内，而且授予党项首领官衔。党项也敢于同先前的同盟军吐谷浑对抗，这些均是其内部力量增长的结果。此时党项拓跋氏也成长起来，其首领拓跋赤辞率众归附唐政权，唐王朝将其居地分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隶属松州都督府，授以拓跋赤辞西戎都督，并赐姓李氏。^[4]实际上唐政权对其施行羁縻统治。《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共设羁縻州府八百五十六：“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这些羁縻州府是经常随着部落迁徙的，而且分并废置无常，难以确定其固定的居地。而唐政权为党项所置的懿、嵯、麟、可等羁縻州，位置大致在四川、青海和甘肃三省的邻接地区。

从北周以来党项兴起到贞观末年是党项民族发展史中的第一阶段。通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党项已由原始零散的部落状态发展为唐政权之下的羁縻府州，其活动区域基本在川、青、陇三省交界的范围之内，而且与周边民族有了较多的接触，与中央政权也有着政治及经济上的往来。这一阶段党项的活动还是以部落为基本单位，时常寇扰边州，实力有所增强，处于党项民族最初的上升时期。(www.daowen.com)

唐贞观之后，西北民族格局发生了变化，吐蕃势力迅速崛起，于高宗龙朔三年（663年）摧毁了吐谷浑的统治，并有咄咄进逼之势，一些党项部落为吐蕃所征服。因此史家将吐蕃进逼认定为党项内迁的主要原因，而且可以从史书中得到证明：“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处之。”^[5]但笔者认为，吐蕃进逼只为党项内迁提供了外部因素，内迁之举也是党项民族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从公元6世纪中叶始，党项族处于上升时期，这种民族自身的成长自然带有一定的扩张意识，不会停滞于“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生产力较为低下的环境中。在与周边民族以及中原王朝交往的过程中，先进的汉文化会对之产生一种吸引。一般认为，无论在人口数量，还是社会生产力，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相比前者处于劣势。农耕区高度物质文明对游牧民族有着很大的吸收力。因为游牧经济是单一化的部门，游牧民族需要用自己多余的产品去交换农耕农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从而形成了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依附性。党项族从一个单纯的游牧民族发展为半农半牧，直至后来建立政权，农耕文明的浸染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农耕文明所具有的这种向心力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初现端倪，这与严文明教授所提出的“五朵花瓣”的理论有着相同的内涵。^[6]因此，党项内迁，也是其主观上追求高层次社会发展的结果。加之自隋文帝统一中国以来，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内地人民生活得以安宁下来，这一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又为党项内迁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项内迁是渐进的，目前不能肯定其内迁的确凿时间。《旧唐书·党项传》中讲：“天授三年（692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由此看出：至少在公元7世纪末期，就有党项部落活动于陕北夏州到宁夏灵武一带，而且具有相当规模。新、旧《唐书·地理志》详细记载了唐政府所设的党项羁縻府州。从中可以看出，唐初内迁党项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甘肃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地区、以夏州为中心的陕北地区、宁夏灵武及周边区域。唐政府设立了银州都督府，内附党项羁縻府十二、州二十八，其中隶灵州都督府的有吴州、浮州、归州、朝州、顺化州和宁州、保善州、宁定州、罗云州、朝凤州、归义州、和义州以及兰池州、芳池、相与、永平、旭定、清宁、忠顺、宁保、静塞、万吉、乐容州等。由于史籍阙载，这些内迁党项的具体状况尚不清楚。《旧唐书·党项传》中讲这些内迁党项“仍散居灵、夏”。由此可以推测灵州都督府所属的羁縻府州分布在今盐灵台地及其以南的广大区域。这些羁縻府州的设置较为松散，有一些还具有侨置性质，无徭役和赋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但所迁区域的封建文化已有了一定基础，这为内迁党项的封建化创造了外部条件。同时，党项对所迁区域的社会经济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有一部分党项则迁入陇右的秦、洮等州县。此外，吐蕃占领党项原居地后，有为数不少的党项仍然居留原地，吐蕃称这部分党项为“弭药”，在与吐蕃交流及交往的过程中，一部分党项人融合于藏族之中。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忙于对付安、史叛军，无暇顾及河陇地区，吐蕃乘机攻占了河陇地区，并进一步向关内进逼。内迁党项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迁徙，原陇右地区的党项内迁至庆、夏、盐、灵等州，最后迁入庆、灵、夏诸州的党项族便向东迁至银、绥地区，有一部分还渡过黄河迁入河东地区。

关内道内迁党项与吐谷浑、吐蕃等民族交错居住，有时勾结起来袭击唐朝州县，甚至进逼长安。唐朝重臣郭子仪因此上表朝廷，请将党项与吐蕃拆离而居，将地处庆州的静边都督府迁于银州之北、夏州以东，而将宁朔州（陕西靖边）的吐谷浑部落则迁于夏州以西地区。但这种迁徙是不彻底的，从史料中可以反映出此后仍有党项部落分布在这一地区。通过第二次大迁徙，党项逐渐形成了三大部落集团，即处于陕北绥、延的六府部落，陇山之东的东山部落，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平夏部落。《宋史·宋琪传》记“从银、夏至青、白池，地惟沙碛，俗称平夏”，青、白池即为现在宁夏盐池东北部的盐池。由此可知，今宁夏盐池一带有党项平夏部落的活动。事实上，这一时期党项的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大，唐人沈下贤在《夏平》中讲道：“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曰党项，相聚于野曰部落。”又《新五代史·党项传》载：“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结合两则史料所提供的信息，唐中后期以来，党项在宁夏的分布区域包括毛乌素沙漠及盐灵台地、灵武西南部的广大地区。这些党项部落的居地主要是适宜于畜牧的区域，与周边的贸易更为频繁，尤其是马匹受众青睐。中唐诗人元稹在《估客乐》中写道：“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7]讲的是一位竭力追逐利润、奔波于四方的商人。诗中的党项马是北方有特色的产品，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着一种叫草原野马的优良品种，唐代许多国马（政府所选之马，如驿马、战马）就是从中选出。陕北银、夏、绥等州，宁夏灵州等地区是唐朝重要的马匹供应基地，唐朝曾在这一地区设立马监。党项迁居这一区域以来，以牧马、羊等牲畜为生，与中原王朝进行马匹交易，直至西夏王朝建立以后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