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辽朝的科技贡献

（一）辽朝的医学成就

辽朝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也发展了自己的医药事业。《辽史》卷89记载：“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现有的资料表明辽朝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当时处于领先的地位。这首先表现在辽朝掌握了一些制药、配药技术。考古工作者在整理辽宁省朝阳市北塔出土的文物时，在一个位于天宫门道处的白瓷罐中发现了60克中药饮片。这些中药饮片虽然经历了近千年已脱水干缩变形，但仍有多味药材尚可辨认，且药味浓郁，香气袭人。其中用肉眼可以辨认出的有檀香、肉桂、川芎、九节菖蒲、天花粉、儿茶、谷精草、荆芥、苍耳子等。这些中药材当为辽代重熙年间僧众信徒重修北塔时放入里面的，^[70]为研究辽代契丹民族医药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根据金人刘完素《宣明论方》一书记载，辽朝能够配制麻醉性质的药物：“没药、自然铜、地龙、禾鳖子各等分。石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温酒下一丸，打不痛。”辽朝地处塞北，天气寒冷，契丹人于是发明了一种“冻疮膏”：“赵相挺之使虏（指辽朝），方盛寒，在殿上，虏主忽顾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盖阉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药，色正黄，涂挺之两耳周匝而去，其热如火。既出殿门，主客者揖贺曰：‘大使耳若用药迟，且拆裂缺落，甚则全耳皆坠而无血。’扣其玉合中药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药市中亦有之，价甚贵，方匕直钱数千，某辈早朝遇极寒，即涂少许。吏卒辈则别有药，以狐溺调涂之，亦效。”^[71]可见辽朝配制的“冻疮膏”还不止一种。辽朝还掌握了一些医疗诊断技术。如《辽史》卷108记载了辽朝医师耶律敌鲁的一种治疗方法：“察形色即知病原。虽不诊候，有十全功……初，枢密使耶律斜轸妻有沉疴，易数医不能治。敌鲁视之曰：‘心有蓄热，非药石所及，当以意疗。因其聩，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则可。’于是令大击钲鼓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骂，力极而止，遂愈。治法多此类，人莫能测。”实际上，这就是现代医学界广泛使用的“震动疗法”。直鲁古是辽朝初期的著名医生，有针灸、脉搏方面的著作。“直鲁古，吐谷浑人。初，太祖破吐谷浑，一骑士弃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开橐视之，中得一婴儿，即直鲁古也。因所俘者问其故，乃知射橐者，婴之父也。世善医，虽马上视疾，亦知标本。意不欲子为人所得，欲杀之耳……太宗时，以太医给侍。尝撰《脉决》《针灸书》，行于世。年九十卒。”^[72]此外，辽朝在尸体的解剖、保存方面也有独到的地方。《契丹国志》卷3记载：“帝自大梁北归，行至栾城，得疾，崩于杀狐林。国人剖其腹，实以盐数斗，载之北去。”

考古资料表明契丹人还会用大量铜丝网络和玉面具来保存尸体。专家认为这些网络和面具能对尸体起稳固作用，使尸体不会很快瘫散，网络在地下会与周围的物质化合生成硫酸铜、磷酸盐（铜）等化合物，磷酸类可以杀菌，硫酸铜与皮肉皮革化，所以网络面具对尸体确实有保护作用。^[73]《说郛·虏廷事实》载：“（契丹人）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简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表明契丹人不但具有了基本的尸体解剖技术，而且掌握了尸体防腐技能。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赤峰县大营子辽墓中发现了两把骨柄牙刷，植毛已经腐朽，但两排植毛孔清晰可见。^[74]无独有偶，1983年考古人员又在内蒙古察尔右翼前旗豪欠营辽墓中发现一把牙刷。^[75]以上两地发现的牙刷与现代牙刷的性质基本相同，虽然这些牙刷恐怕为契丹上层社会所使用，但反映出辽朝在口腔卫生保健方面走在当时的前列。

（二）天文历法

虽然天文历法在农业社会较为发达，但考古资料表明，契丹人也掌握了相当程度的天文历法知识。1974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一辽墓中发现一幅星象图。该图绘于墓顶，其中墓顶中心为一铜镜图案，周围绘有莲花瓣，外侧即是以蔚蓝色晴空为背景的二十八宿和北斗七星，最外侧是十二宫图像。^[76]张家口宣化星象图是我国天文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因此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辽朝工匠将二十八宿准确地描绘出来，反映出辽朝天文知识较为普及，尤其是黄道十二宫较为少见。黄道十二宫最初起源于西亚地区，即在黄道附近绘制出十二星座，这些星座是用神话中的动物命名，沿黄道依次从夏至点向冬至点排列：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双鱼座。虽然黄道十二宫在隋唐时期的佛经中就已经出现，但并未引起时人的关注，辽墓完整地将黄道十二宫展现出来在我国天文史属第一次，反映出辽朝将中西天文学知识结合起来，成为研究天文学史的珍贵资料。

《宣化辽墓壁画》书影

辽朝的历法基本沿用或效仿中原，“大同元年（947年），太宗皇帝自晋汴京收百司僚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77]统和十一年（993年）辽朝在学习汉历的基础上颁布了自己的历法——《大明历》。从《辽史·历象志》提供的信息分析，辽朝已经掌握了朔闰、月食、二十四节气、五星术等推算的方法，其对历法的运用水平与北宋不差上下或略胜一筹。《石林燕语》卷3记载：“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同书又载：“苏子容过省，赋‘历者，天地之大纪’，为本场魁。既登第，遂留意历学。元丰中，使契丹适会冬至，契丹历先一日，趋使者入贺。虏人不禁天文术数之学，往往皆精。其实契丹历为正也，然势不可从。子容乃为泛论历学，援据详博，契丹人莫能测，无不耸听。即徐曰：‘此亦无足深较，但积刻差一刻尔。以半夜子论之，多一刻即为今日，少一刻即为明日，此盖失之多尔。’契丹不能遽折。遂从归奏，神宗大喜，即问：‘二历竟孰是？’因以实言，太史皆坐罚。至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78]可见辽朝历法有助于北宋历法的改进。

（三）采矿冶炼

辽朝建国后，由于农业的扩张等因素，冶炼业逐渐发展起来。史载：“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部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79]在渤海境内、幽蓟山地、潢河之滨均有辽朝的采矿、冶炼场所。《辽史》关于冶炼技术的记载极其简约，只提及辽太宗时设置“五冶太师”一职，专门管理各地铁钱的冶炼。但在考古工作中却发现了大量的辽朝采矿冶炼遗址。如承德境内瀑河两岸的银冶遗址、宽城县境内的辽铅矿遗址、滦平县渤海故地的冶铁遗址、隆化县境内的铸铁遗址、宽城县营盘地辽冶铁遗址、隆化县境内的辽打造馆和铁匠馆遗址等等^[80]。此外，在河北省赤城县田家窑境内的龙烟铁矿区也发现了辽代冶铁遗址。先前一直认为龙烟铁矿是由丹麦考察家发现的，事实上早在几百年前的辽朝就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采矿冶炼了。此外，考古工作中也发现大量的辽代铁器，包括生产、生活工具，武器等，名目繁多。辽代已经具有大规模选矿、开矿、采矿的能力。龙烟铁矿的探明储量达一亿吨以上，品位在57%以上。辽朝在此开矿冶炼，表明其掌握了基本的找矿、选矿技术。上述辽代的冶矿遗址甚至对我们今天找矿、选矿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出土的辽朝铁器看，辽朝工匠们具有熟练锻造各种铁器的能力。辽朝生产的镔铁刀负有盛名，往往作为礼品赠予周边国家。同时，辽朝的金银器制作也十分精细，从上述发现辽朝银、铜矿推测，辽朝也掌握了冶炼有色金属的技术。

（四）建筑

走出丛林的契丹人不仅学会了修筑城池、佛塔、庙宇等技术，而且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现存的辽代建筑多为佛塔寺庙，如辽宁省义县的奉国寺、河北省蓟县的独乐寺、山西省大同市的华严寺等等。这些建筑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形制也为传统的殿阁式建筑。辽朝佛塔特色明显，楼阁式四角方塔（像大雁塔）所占比例极小，而以密檐式六角或八角塔为主，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山西应县木塔。

应县木塔位于山西省应县城西北角佛宫内，因该塔内供奉释迦像，又称释迦塔。该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正值辽朝中后期政治稳定、国力相对强盛的时段。应县木塔建造在四米高的台基上，塔高67米，底层直径30米，呈平面八角形。第一层立面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五层六檐，各层间夹设暗层，实为九层。因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六层屋檐。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24根柱子，内有8根，木柱之间使用了许多斜撑、梁、枋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整个木塔共用红松木料3000立方、2600多吨，即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也绝非易事。应县木塔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技术发挥到极致，各种形态的斗拱就达50多种，而且每一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有的将梁、枋、柱结成一个整体，每层都形成了一个八边形中空结构层。因此，中外建筑学界给予应县木塔极高的评价。例如清华大学郭黛恒教授认为应县木塔与现代高层建筑所采用的“内外筒体加水平桁架”的结构体系极为相似，并且称之为“现代高层建筑筒体结构的先驱”。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经历了近千年风雨洗礼的应县木塔至今岿然不动。应县木塔所在地处于我国地震分布中的山西带，时有地震发生。如元顺帝时、明朝万历年间这里发生过比较强烈的地震。1989年，山西大同一带发生里氏6.1级地震，应县木塔也处于这次震区，但地震尚未给木塔造成破坏。由于应县木塔处在晋北的一条雷电带上，因此建筑学界一度担心应县木塔会遭到雷火之灾，讨论该不该给木塔安装避雷针。建筑学家通过考察应县木塔，发现在干燥的条件下，木塔基身具有较好的电气绝缘性能，因此大可不必给木塔安装避雷针。^[81]

山西应县木塔

中国为什么没有留下像欧洲那样的石质建筑？这一有趣的话题一度引起汉学界的不同猜测和解释。不管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像应县木塔这样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技术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这些工艺技术正是西方文明所欠缺的。因此，应县木塔不仅是辽文化遗产中的精品，也是中华文明之瑰宝。

（五）制瓷、纺织、印刷等

制瓷　宋代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著名五大官窑的产品被后人看作是稀世珍品。受这一氛围的影响，辽朝在制瓷业方面也有其独特的一面。辽朝制瓷业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辽朝建国后，在五京地区设置了窑场。如上京附近有上京窑、南山窑、白音高洛窑、小北沟窑等；中京附近有缸瓦窑等；东京附近有江官屯窑、鹅房窑、北土城窑等；西京附近有青瓷窑、界庄窑、窑沟窑等；南京附近有小水峪窑、龙泉务窑、磁家务窑等。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还陆续有辽代窑址被发现。在中国制瓷史上，长城以北很少有有影响的窑址出现，而辽朝的窑址广泛地分布在塞北地区，扩大了制瓷业的范围，部分地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制瓷业的分布格局，此其一也。其二，由于瓷器皆具艺术与实用的两重性质，现实生活成为瓷器制作技术与设计思想的源泉，于是契丹族将长期习事畜牧的生活特点融入到制瓷业中，创造出许多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器形，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草原派”。例如鸡冠壶、鸡腿坛、凤首瓶、葫芦形执壶等器物就是典型代表。尤其鸡冠壶是辽朝瓷器中较有影响的一种器物。它是以游牧民族的皮囊为祖形，分布范围十分广阔，是辽朝所独有的一种器物。其三，辽朝大量吸收中原地区的制瓷技术，例如辽朝瓷器中不少就是仿制北宋定窑的产品。但是，辽朝并非是生搬硬套式的学习，而是将其加以发展、完善。如辽三彩就是由唐三彩发展而来，有黄绿白、黄白、黄绿等组合。在釉色上也与唐三彩有所不同，唐三彩黄色苍老而辽三彩黄色较嫩。当然，辽朝也发明一些制瓷技术，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北京门头沟辽代窑址出土的四片辽代绿釉琉璃样品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这些绿釉中有的是硼绿釉，证实了早在辽代我国制瓷工匠已经开始使用天然硼砂来配置低温釉料，填补了我国陶瓷工艺发展史研究的空白。^[82]

辽鸡冠壶

纺织　辽朝在占据幽云十六州后，支持民众种植桑麻，发展纺织业。辽朝生产的一些纺织品还出售到中原地区或当礼品回赠给北宋政府。考古工作中也有辽朝纺织品出土。如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中就曾出土了大量技艺高超、图案精美的丝绸。^[83]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顶部也发现一百余件纺织品。^[84]这些纺织品在纺织、染缬、刺绣等方面的工艺与中原地区的同类技术不差上下，而且有一些骑士、皮毛大袍、海东青等图案，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

印刷　辽朝是一个比较注重发展民族文化的政权，因此刻书、印刷业较为发达。在前引山西应县木塔出土的辽朝绘画中，有三幅名为《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的绢素画。学者们认为这三幅图是用两套版印制而成，先漏印红色，后漏印蓝色。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我国的彩色套印技术出现在元代或明代，而《南无释迦牟尼佛像》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彩色套印的实物^[85]，表明辽朝已经掌握了这一技术。辽朝在印刷方面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刻印辽版《大藏经》。刻印《大藏经》开始于宋代，北宋开宝四年在成都开印，于太平兴国八年完成，称为《开宝藏》，但这些佛经仅存残卷，今人不能看到其完整的面貌。1974年，文物工作者在山西省应县木塔的释迦牟尼像的腹内共发现十二种佛经，是为契丹《大藏经》，又称《契丹藏》。《契丹藏》是继《开宝藏》以后，北方地区雕刻规模最大的一部《大藏经》。《契丹藏》在版式、刻印、装帧方面也很出色。例如《全辽文》卷10记载在装帧佛经过程中“以糯米胶，破新罗墨，方充印造。白檀木为轴，新罗纸为幖，云锦为囊，绮绣为巾，织轾霞为绦，斫苏枋为函”。此外，《契丹藏》在文字的修订、脱文、错文方面也在《开宝藏》之上。因此，《契丹藏》不仅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刻经，而且也是最好的刻经。

《契丹藏》

此外，辽朝在养马、农业等方面也有一些发明创造。例如，针对塞北降水稀少、风沙大的特点，辽人发明“垅种法”，即将作物种在垅上，这既可以防风沙，又可以保墒保温，现在北方农民也广泛地使用这一技术。又如，辽朝在与西域诸族交往的过程中，将西域的一些作物品种引种，如西瓜、回鹘豆等，为丰富我国的作物种类作出了贡献。

【注释】

[1]《辽史》卷1，中华书局，1974年，第4～5页。

[2]《辽史》卷1，中华书局，1974年，第6～9页。

[3]《辽史》卷1，中华书局，1974年，第11页。

[4]《辽史》卷1，中华书局，1974年，第12页。

[5]杨蕤：《历史上的夏辽疆界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6]《辽史》卷2，中华书局，1974年，第22页。

[7]张修桂等：《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8]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2页。

[9]《辽史》卷45，中华书局，1974年，第686页。

[10]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11]白俊瑞：《析契丹语的“捺钵”》，《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12]《辽史》卷32，中华书局，1974年，第373～374页。

[13]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4页。

[14]《辽史》卷31，中华书局，1974年，第362页。

[15]杨树森，王承礼：《辽朝的历史作用初论》，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16]文克成：《辽朝的“胡汉分治”及其历史意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17]《辽史》卷60，中华书局，1974年，第932页。

[18]任美锷：《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25页。

[19]林幹先生将我国北方古代民族分为匈奴、突厥、东胡、肃慎、秽貊等五个系统。

[20]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32页。

[21]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22]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23]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24]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0页。

[25]《辽史》卷59，中华书局，1974年，第925页。

[26]《辽史》卷12，中华书局，1974年，第135页。

[27]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28]周振鹤：《行政区划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载《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

[29]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三十年》，载《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30]林荣贵：《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31]钱伯泉：《阿萨兰回鹘探微》，载《中国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论丛》，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32]黄时鉴：《辽与“大食”》，（台湾）《新史学》1992年第1期。(www.daowen.com)

[33]张久和：《文献记载的达怛诸部》，载《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

[34]《契丹国志》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6页。

[35]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206～209页。

[36]两件文书均见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247页。

[37]《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古典名著，叙事长诗。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1019～1085年），成书于回历426年（1069年）。经后人校勘、整理，计存1329行，由85章正文和3个附篇组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长诗内容涉及整个中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制、礼仪、哲学、宗教、伦理等方面，是研究中国文化史和中亚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

[38]《福乐智慧》，耿世民，魏萃一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9～200页。

[39]《福乐智慧》，耿世民，魏萃一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9页。

[40]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

[41]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57页。

[42]马文宽：《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考古》1994年第8期。

[43]张松柏：《西域驯兽对辽代的影响及其在辽境的传播》，《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44]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总括起来有四条：一是汉唐两京经河西至西域路，这是丝绸之路的主道，包括原、会北道和青海道，它因通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中亚的若干沙漠地区而被称之为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二是中国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三是中国四川、云南和西藏的西南丝绸之路；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参见徐苹芳：《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文明》2007年第1期。

[45] 王大方：《敖汉旗羊山1 号辽墓“西瓜图”——兼论契丹引种西瓜及我国出土古代“西瓜籽”等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46]《恩施发现南宋西瓜碑》，《中国文物报》1997年7月20日第一版。

[47]《辽史》卷30，中华书局，1974年，第356页。

[48]宋德金：《契丹汉化礼俗述略》，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9]《隋书》卷84《契丹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81页。

[50][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广志绎》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

[51]陈述：《辽代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52]《辽史》卷74，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2页。

[53]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载周振鹤：《学腊一十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54]《契丹国志》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7页。

[55]《全辽文》卷8。

[56]此表根据《辽代历史与考古》一书提供的资料制成。参见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6～321页。

[57]傅振伦：《辽代雕印的佛经佛像》，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8]《辽史》卷23，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页。

[59]《全辽文》卷9。

[60]陈述：《契丹文字的历史概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

[61]聂鸿音：《古道遗声》，中华书局，1997年，第118页。

[62]王有：《辽诗成就新论》，《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

[63]陈述：《辽代的诗歌词曲与小说戏剧》，《文史哲》1986年第1期。

[64]隗芾：《契丹乐舞考》，《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

[65]《辽史》卷54，中华书局，1974年，第881页。

[66]《契丹国志》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3页。

[67]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乃林皋村出土的几件辽代陶瓷器》，《文物》1980年第7期。

[68]吴怀祺：《辽代史学和辽代社会》，《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69]《辽史》卷1，中华书局，1974年，第4～11页。

[70]郎成刚：《辽宁朝阳北塔出土辽代中药材》，《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71][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7，中华书局，1997年，第91页。

[72]《辽史》卷108，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5～1476页。

[73]黄震云：《辽代医学》，《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3期。

[74]郑绍宗：《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75]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豪欠营辽墓第二次清理报告》，载《契丹女尸——豪欠营辽墓清理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76]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载《考古学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77]《辽史》卷42，中华书局，1974年，第517页。

[78][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9，中华书局，1984年，第133～134页。

[79]《辽史》卷60，中华书局，1974年，第930页。

[80]田淑华，石砚枢：《从考古资料看承德地区的辽代矿冶业》，《文物春秋》1994年第1期。

[81]丁士章等：《应县木塔的避雷机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2]马沙：《辽代制瓷业的产生及其历史贡献》，《文物世界》2000年第2期。

[83]齐小光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84]德新等：《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

[85]侯恺，冯鹏生；《应县木塔秘藏辽代美术作品的探讨》，《文物》198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