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辽朝文化贡献例析

辽文化在对汉文化的吸收、儒学的传播、大兴佛教、契丹文字的创制以及语言文学等方面都具有独到的一面，为继承、发展、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下面就辽文化中较有影响的特点及贡献进行概述。

（一）契丹文化对汉文化的吸收及儒学的兴盛

辽朝儒学是在随着吸收、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学习汉文化和儒学的兴盛是两个关系甚为密切但又有所区别的话题，兹一并讨论之。

概由于契丹先祖世代居于西拉木伦河一带靠近汉人农耕区，多少受到一些汉地先进生产方式影响的缘故，从耶律阿保机始便有一系列引进、学习汉文化的举措。例如他成立了“汉儿司”，专门处理有关汉人的事务。辽朝初期大兴城郭以安置汉人，让其开垦荒地，以农为业，甚至给单身的汉人成家，让其在塞北安家立业。同时，辽朝模仿唐宋之制，设立州县、大兴儒学、招揽汉地知识分子，使得新诞生的辽朝社会面貌为之一变。辽朝取得幽云十六州后，与汉文化有了更多接触机会，掀起了一股汉文化北进的潮流。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都受到守旧势力的阻挠，如几乎贯穿西夏始终的蕃汉礼斗争的实质就是要汉文化，还是要本民族文化的问题。辽朝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辽太宗去世后，代表守旧势力和主张汉化改革的契丹贵族围绕皇位的继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实际上是决定契丹社会文化走向的决斗。应当看到，学习汉地先进技术和文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因此主张汉化改革一派的契丹贵族取得胜利有其必然性。此后辽朝在汉化改革的道路上较为顺利，尤其是宋辽澶渊之盟以后，相对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增进了宋辽之间的交往，双方使臣不绝于道。诚如辽史学家陈述先生所言：辽政府逐渐树立起学习唐朝、比美宋朝的风气，赶唐超宋成了他们前进的目标。^[51]经过汉文化的长期浸染，辽朝中后期学习汉文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这一背景下，辽朝不仅在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医药卫生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统治思想、民族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也较前发生了变化。例如，辽朝后期夷夏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自认为是泱泱大国，为华夏正统。如《全辽文》卷3中记载辽天祚帝的一段表白：“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拓土周数万里，享国余二百年，从古以来，未之或有。”相反，辽朝统治者开始给西夏、高丽之属扣上“夷狄”的帽子。对比辽朝前后正统观的变化，的确耐人寻味，这至少表明百余年的汉化历程在辽朝已经达到了瓜熟蒂落的程度。

汉文化在辽朝社会渗透的同时，儒学思想也开始在辽朝流传。《辽史·文学传上》记载：“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几乎与学习汉文化同步，早在辽太祖时期就确立了儒学在辽朝的主导地位：“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儒学普遍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推崇，其原因之一大概是儒学具有积极入世思想，尤其是辽朝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急需要一整套较为完备的治理国家的思想体系，而儒学则恰好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辽朝的幕僚们模仿唐宋之制，为初生的民族政权建章立制：“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52]随着汉文化的深入渗透，辽朝的儒学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影响及辽朝社会的各个层面，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辽朝模拟中原政权设立科举考试，开办官学和私学。《契丹国志》卷23记载：“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限制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时有秀才未愿起者，州县必根刷遣之。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三岁一试进士，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从这段文字看，辽朝基本将中原地区科举考试的一整套制度移植过去，甚至一些名称都沿用汉名：秀才、进士、贡院等等。考试的内容前期经义、词赋为主，后期则是词赋、法律，这里的经义当属儒家经典了，可见考试内容与中原地区无大的区别。由此判断，辽朝基本上是利用儒家学说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培养出一批鸿学硕儒，在辽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人在修撰《辽史》中，专辟“文学”列传，所举人物基本上为儒臣。在人物列传中也有契丹儒士。不少辽朝士人还留下自己的儒学作品。如《辽史》卷103记载契丹人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卒，年七十二。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儒学在上层社会渗透的同时，辽朝通过创办官学、私学等形式的地方学校，使得儒学在辽朝的民间得到传播、普及。儒家经典中许多伦理道德的准则也逐渐在辽朝社会蔓延开来。考古工作者在辽墓中发现反映“二十四孝”的壁画、画像石，可见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辽朝普通百姓之中。

辽墓壁画中的门吏和群侍图

从历史的角度看，汉文化以及儒家思想对辽朝社会的渗透是北部中国（长城以北的地区）文化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它部分地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文化格局。众所周知，辽朝建立政权之前，北部中国均为各自为政的畜牧部落所居，虽然中原王朝力图染指这些区域，但由于诸多原因，至多为羁縻治之，实质上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原与北中国的交流主要局限于经济方面（如互市、朝贡等），谈不上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当然，这也与中国北方民族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唐末五代以来，北方民族自觉意识高涨，纷纷创制文字，同时对汉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中原文化第一次较为彻底地越过长城，在畜牧地区安营扎寨，开花结果。虽然辽文化的整体水平还尚未达到与宋代文化相媲美的程度，但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了。因此，它首先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其次，汉文化和儒学在辽朝的传播有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在这其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周振鹤先生指出，中华文化实际上是秦文化的延伸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文化次第融合于单一的秦文化之中。秦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三方面：中央集权、农本思想与文化专制。这三个特征从秦到清，一以贯之，不但始终无改，甚而愈演愈烈，直到晚清才出现动摇的迹象。^[53]毋庸讳言，统一文化模式有助于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正是像辽朝这样在边疆地带不懈地传播汉文化，才使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成为可能，才使得几千年的大一统格局固若金汤，纹丝不动。

（二）辽朝的佛教盛况

宗教文化是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佛教在辽朝境内盛行，有较大的影响。在建国以前，契丹人笃信原始的宗教信仰，尤其是萨满教十分流行。萨满教是流行于亚洲、欧洲北部的一种原始宗教。该教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并认为世界分为三界：上界神灵所居，中界为凡人居，妖魔鬼怪和祖先鬼魂则居于下界阴间。萨满与精灵通神，能够使精灵附体，然后口念咒语、手舞足蹈、敲铃打鼓，以此达到为凡人消灾免难的目的。在辽代史籍中多有契丹人祭天、祭山、祭日的记载，实际上就是信仰萨满教的一种表现。即使是在辽朝建国以后，萨满教依然有较强的生命力。

佛教何时传入辽朝境内，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但早在辽太祖阿保机时期就有寺庙和僧尼的记载。《辽史》卷1载：“九月，（辽太祖）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潢河即今天的西拉木伦河，是契丹族的发祥地。又《旧五代史》卷137中讲道：“（汉）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由此推测，大量汉人涌入辽朝的同时，佛教也开始风靡起来，尤其是幽云十六州地区崇佛之风气甚浓：“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54]随着政治局面的安定，国力渐强，辽朝统治阶级开始极度地推崇佛教，尤其是圣宗、兴宗、道宗三朝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辽朝崇佛之风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圣宗皇帝“锐志武功，留心释典”^[55]。兴宗不惜金钱兴办佛事，曾花费白银数千两，铸成两尊三尺八寸高的佛像。兴宗拜僧郎思孝为师，封为司空大师，法号海山和尚，甚至和海山和尚住在一起，交往甚为密切。辽道宗也是一位狂热的佛教信徒，并且通晓佛典，他的佛教作品至今流传，如《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引文》《戒勖释流偈》等。辽道宗也十分热衷于佛事，如《辽史》卷25载：“夏四月乙卯，兴中府甘露降，遣使祠佛饭僧。”同卷“五月庚申，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辽史》卷23载“以战多杀人，饭僧南京、中京”，等等。大概是受到“行善弃恶”等佛教教义的影响，在《辽史》中有大量关于辽道宗救济贫民的记载。看来统治阶层笃信佛教尚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社会影响。辽道宗时期还与日本、高丽、西夏等周边地区保持着佛教方面的交往，如《辽史》卷25载：“九月己亥，日本国遣郑元、郑心及僧应范等二十八人来贡。”《辽史》卷23载：“赐高丽佛经一藏。”《辽史》卷22载：“冬十一月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

归纳起来讲，佛教在辽朝的盛况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大兴佛塔寺庙。《辽史》中几乎有辽朝每个皇帝修筑佛塔寺庙的记载。如辽太祖修筑了天雄寺、崇孝寺，辽太宗扩建了天雄寺、兴王寺等；辽朝中后期的皇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动辄花费数十万缗钱财修建佛塔寺庙。从文献记载和现存辽代佛塔的情况中也可以窥见辽朝佛教盛况之一斑。辽朝的寺院佛塔分布较为广泛，甚至在今天蒙古国境内都有辽代佛塔或寺庙遗址，但比较集中分布的区域为辽朝的五京附近，其中以南京为多。通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发现不少辽代佛塔寺庙遗址，兹成表如下：

辽朝五京地区的寺庙遗址^[56]

可见辽朝统治者的确不惜财力，大兴佛塔寺庙。这些寺庙遗址也是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至今仍然被使用，一些寺庙遗址还成为人们了解、研究辽朝佛教状况的珍贵资料，因此是辽朝在文化上的重要贡献。

第二，印刷群经。大凡笃信佛教的民族政权都要大量地翻译、印刷佛教经典，西夏、辽朝均是如此。1974年，文物部门在山西省应县木塔四层释迦塔主像胸背部发现了一百六十件辽代文物，其中有近五十件辽代版刻佛经，如《契丹藏》《妙法莲花经》等，其中《涅槃义记第八》为最长者，白麻纸，纸墨精莹，光法坚韧，入潢，至今不蛀，弥足珍贵^[57]。这批出土文物的题记反映出辽朝南京附近有印经院，大概是专门管理佛经刻印的官方机构；同时，辽朝民间也大量刻印佛经，在题记中出现刻印佛经的个人有庞可升、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等。

修筑于辽代的北京天宁寺塔

第三，优待僧人。由于辽朝皇帝多笃信佛教，因此辽朝对僧人尼姑予以特别关照。有不少僧人受到加官晋爵的礼遇。辽朝境内僧人尼姑的数量十分庞大。《辽史》卷23记载：“三月癸卯，有司奏春、泰、宁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可见当时民众有争相为僧为尼的风气，这固然与辽朝的崇佛之风有关，但恐怕与僧尼的待遇较高有一定关系。上引文献中关于辽道宗经常救济僧尼的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又史载：“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58]对于地广人稀的辽朝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辽朝大兴佛教有其负面的影响，但也有积极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由于辽朝笃信佛教而留下许多佛教或与之有关的文物遗址，成为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现存不少的辽朝刻印或雕版印刷的佛经，尤其是辽朝刻印的《大藏经》为弥足珍贵的珍品。辽朝修筑的许多寺庙、佛塔建筑中不乏一些精品，如著名的应县木塔、今呼和浩特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等等。

其次，由于崇佛信佛，产生了与此有关的文化现象，丰富了辽文化的内涵。例如，辽朝皇帝不仅多为忠实的佛教信徒，有的还亲自研究佛学，辽圣宗、辽道宗就是如此。“阅儒籍则畅礼乐诗书之旨，研释典则该性相权实之宗。”^[59]一些辽朝士人、僧人尼姑也钻研佛典，著书立说，著名的语言学名著《龙龛手镜》就出自辽朝僧人之手。

再次，大兴佛教，使辽朝赢得了较为安定的局面，有利于祖国边疆的巩固；同时，以佛教为纽带，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增进了民族团结。佛教教义中多为一些出世的思想，教人学会忍耐、顺从、从善弃恶，虽然这些内容有消极的一面，但对于一个政权来讲，它能够使统治者容易控制民众，保持安定的局面。综观辽朝，虽与宋夏之间偶有战事发生，但社会尚未发生过大的动荡。辽朝还与西域、西夏、高丽、北宋、日本等地区和民族保持着佛教方面的交往，实际上通过佛教渠道扩大了对外交往，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当然，我们在讨论辽朝佛教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佛教给辽朝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修筑大量的佛教寺庙，养活大量的僧人尼姑等，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财物，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三）语言文字

辽朝在语言学上的突出贡献就是创制了契丹大、小字。契丹文字是在借用汉字造字方法的基础上诞生的。因此，它是契丹人学习汉文化的一颗硕果。契丹文字分大、小字两种。契丹大字是那些陷落于契丹的汉人根据汉字的隶书特点制成（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颁行于辽神册五年（920年）。契丹大字实际上是用契丹语读出的简化汉字，是一种表义文字，现存契丹大字约有三千个。契丹小字是契丹人在与回鹘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不同，交流困难，所以辽太祖命令属下学习回鹘文，并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创制出的（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契丹小字利用回鹘文的法则，声符拼音成字，是一种表音文字。它的最小语言单位称为原字，由一个原字构成的文字叫单体字，由两个以上的原字构成的文字叫合体字。契丹小字的数量较少。元好问的“意气曾看小字诗”讲的就是用这种表音文字写成的辽诗。与西夏文字命运不同的是，用契丹文刻印的文献很少见，故其流传、使用情况不甚明了。

契丹大字

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发现契丹文字的文物，如1922年在辽庆陵中发现了契丹文字的哀册，使西方汉学家较早地目睹了契丹文的面目。此后这方面的发现接连不断，主要有哀册、辽祖陵的碑刻、辽墓中出土的墓志、建筑物上的题记、官印、私印等等。研究者发现，就辽朝帝、后哀册，契丹贵族的墓志而言，基本上用契丹文、汉文写成，有契丹文字者，十有八九用汉字志额，其汉字志文，无用契丹字作志额者^[60]。检阅文献，发现辽朝贵族多精通汉文，甚至辽朝与周边政权交往用的文书、公函均用汉文书写。可见契丹文字使用面非常狭窄。金朝建立后，也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于金明昌二年（1191年）下令禁止使用契丹文字。因此与西夏文字的命运一样，契丹文字也变为一种死文字（大致到元代，基本上无人使用契丹文字了，因此西夏文字流传的时间较契丹文字长）。

契丹小字(www.daowen.com)

虽然契丹文字的数量以及影响并不是很大，但今人对契丹文字的解读却成为中国语言史上的著名难题。我国几种北方民族文字如突厥文、西夏文、回鹘文，甚至女真文都有字书译语，成为解读这些文字的突破口，然而唯有契丹文字没有任何直译对译的资料可资参考。《辽史》或考古资料中也只有一鳞半爪的记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因此，从20世纪发现契丹文字开始，便有中外学者致力于契丹文字的研究，但大都无功而返。直到现在，人们对契丹文字的破解还极为有限。因此说，辽王朝在为子孙留下这笔宝贵文化财富的同时，也为后代埋伏下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团。

辽朝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另一大贡献就是《龙龛手镜》一书。《龙龛手镜》为辽朝僧人行均所做，是为了帮助阅读佛经而撰写的一部字书。该书共收录了26430余字，注163170余字，总共189610余字。部首按平上去入四声顺序排列，各部首所收字也按此排列。《龙龛手镜》在每一个字下面列出正体字、古体字、俗体字等，并且有简短的音义和注释。由于隋唐五代时期，佛经写本中的俗字非常之多，《龙龛手镜》收录了大量的俗字，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了解唐代前后人们使用俗字的情况，这对研究汉字的流变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在敦煌出土的文献中也有大量的俗字，故《龙龛手镜》有助于敦煌文献的解读。此外，《龙龛手镜》是按照音韵的原则来排列所收的汉字，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古时期一部分汉字的读音。因此，《龙龛手镜》也是研究古代音韵的必要参考书。《龙龛手镜》成书时，辽朝视为珍宝，严禁将此书带入他国，违例者要判以死刑。北宋熙宁年间有人从辽朝俘虏手中获得此书，从而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由于宋太祖的祖父叫赵敬，镜与敬同音，为了避讳，宋人将此书改为《龙龛手鉴》。清朝在编《四库全书》时将此书收录。

（四）辽代文学

倘若说西夏文学犹如一个牙牙学语的幼童，句里行间中透出汩汩稚气，那么辽朝文学就像一个刚步入青年的男子，在外表刚健、沉稳的背后依然掩盖不住刚刚逝去的孩童岁月。辽朝文人雅士们也能“与时俱进”，对当时流行的唐诗宋词表现出极大的慕好。尤其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辽人心目中地位甚高，连同辽朝皇帝圣宗都甘愿为这位从未谋面的先生当学生：“乐天诗集是吾师”，并且“亲自下厨”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元好问在《东丹骑射》一诗中云：“意气曾看小字诗，画图今又识雄姿。血毛不见南山虎，想得弦声裂石时。”对辽诗作了一番肯定。辽道宗所做《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秋风吹不去。又辽朝皇族女诗人萧瑟瑟所做的《讽谏歌》：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辽朝士人赵延寿的一首《失题》：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辽朝汉人李良嗣的《绝句》：朔风吹雪下鸡山，烛暗穹庐夜色寒。闻道燕然好消息，晓来驿骑报平安。其中辽道宗的《黄菊赋》构思精妙，有一股空灵之气，被认为是辽诗中的精品。

北宋词人苏轼的作品在辽朝也颇受欢迎，这一点其弟弟苏辙在辽朝境内有亲身体验，为此写下了“谁将家集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辽朝人如此喜欢苏轼，恐怕连苏辙都有一些羡慕和嫉妒了。又《渑水燕谈录》卷7记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之《大苏小集》。”苏轼的作品之所以在辽朝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契丹人崇尚汉文化，恐怕还因为苏轼豪放豁达、清新韶秀的文学风格容易与不同阶层的民众产生共鸣^[61]。可惜流传下来的辽朝文学作品太少，我们不能目睹苏轼作品的“克隆品”了。据学者们考证，目前可以确认有姓名的辽代诗人就有九十多人，其中不乏才华横溢、颇负盛名者，如萧柳，多知、能文。^[62]总体而言，辽诗具有通俗朴实的语言风格（概为白居易作品影响辽诗的具体表现），而且辽阔的草原、气势雄浑的塞外风光又赋予辽诗粗犷豪放的气质，与低吟细语的宋词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给北宋时期的中国文坛增添了一缕淡淡的清新之气息。

除了诗以外，词曲在辽朝文坛上具有一席之地。例如辽朝女词人萧观音的《回心院》较有影响，兹转录如下：

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展转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幸人。叠锦茵，待君临。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热熏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热熏炉，待君娱。

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

这首出自契丹才女之手的作品表面上充满了缠绵含蕴之气，细细品味，发现其又不失俊爽刚健之质，体现出草原女性刚柔并进的性格。一般认为，辽诗与“北歌”（即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故以粗犷豪爽、质朴奔放为特色，与南方妩媚柔脆之辞形成明显的对照。同时，金、元时期的诗词创作继承和发展了辽诗的主要风格。故明人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讲：“今之北曲，盖辽、金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可见辽诗对中原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在中国的“北派”文学史上的确具有特殊的地位。

除诗词外，笔记小说也是辽朝重要的文学形式。辽人王鼎的《焚椒录》是流传至今唯一完整的辽朝笔记小说。辽史学家陈述先生评价：描绘细腻，叙事周密、生动、真切，称得起高标准的成功作品。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一气呵成，却掺进了诗、歌、表、论等成段的文章，具备“众体”，表现出作者卓越的史才、诗笔和议论才能。^[63]不过，由于刚刚走出大森林的契丹人并无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辽朝的文学作品还是有一些稚气未退的影子。例如有这样一首辽诗：“威风万里压南郊，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哪教猛虎不投降。”又如耶律倍做了一首《海上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五）舞蹈、音乐、绘画、史学等

舞蹈　契丹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辽阔的草原、茂密的森林不仅养育了契丹民众，同时也赋予了他们能歌善舞的天赋。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就讲述了他目睹契丹人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契丹、女真贵族子弟及富家儿，月夕被酒，则相率携尊，驰马戏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闲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邂逅相契，调谑往返，即载以归。宋代著名词人姜夔在《契丹风土歌》一诗中也提到契丹人的舞蹈：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表现了契丹人载歌载舞的场景。契丹人的舞蹈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很难复原出来，只能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找到一些信息。《辽史·礼志》记载有祭山仪、瑟瑟仪、柴册仪、告庙仪、谒庙仪等仪式，实际上就是从契丹民族舞蹈转变而来的礼仪形式，有的本身就是一种舞蹈形式。如祭祀仪就是中间植君树，前面则植象征大臣的群树，前又植两棵神门树。祭祀时将杀牲挂在君树上，巫师则在一旁诵词，然后围绕这些树木起舞。前面介绍的捺钵实际上也是带有一定舞蹈性质的活动。除了这些具有官方色彩的舞蹈外，辽朝还有一些颇具特色的民间舞蹈。如在山西浑源县圆觉寺辽塔南面的浮雕上发现两幅独舞图，其中一幅图中男舞者右手举过头顶，左手摆向后方，女舞者则刚好相反。这种舞蹈被学者们定名为“莽势舞”。今天满族、蒙古族的舞蹈中就含有辽朝“莽势舞”基本舞姿。在北京房山云居寺辽塔的浮雕上一男子戴着假面具翩翩起舞。这种舞蹈恐怕与北方民族信仰萨满教有一定关系。契丹民族与马朝夕相伴，练就了在马上舞蹈的好功夫，又似于今天的马戏。在辽朝文物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驯兽的场面。契丹人以畜牧为生，与动物共舞就不足为奇了。有人考证出契丹的舞蹈种类还有反弹胡琴舞、剑舞、弓剑舞、踏锤、杂剧、手伎、摔跤等种类。^[64]

辽墓葬壁画中的散乐图

音乐　音乐与舞蹈是一对孪生姐妹，名目繁多的舞蹈必然要有内容丰富的音乐配合。史载“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其中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65]，由此看出辽朝的官方音乐中较多地吸取了契丹民族音乐的成分。同时，与西夏“革五音为一音”相反，辽朝音乐表现出百家争鸣的特点。它大量吸收周边民族音乐的成果，使人可以在辽朝听到南音北调，东风西韵。《辽史》卷54载：“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晋天福三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事实上，散乐、雅乐、大乐、乐器，甚至音乐机构的设置方面辽朝均向中原地区虚心地学习。故耶律楚材在《赠蒲察元帅》中讲道：“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辽朝音乐中掺杂不少西域音乐的因子，如在官方音乐中就有大食调、高大食调、大食角、高大食角、小食角等乐曲，极有可能就是来自《辽史》中“大食国”“小食国”的音乐。又《辽史》卷54“杂戏”条下载：“自齐景公用倡优侏儒，至汉武帝设鱼龙曼延之戏，后汉有绳舞、自刳之伎，杜佑以为多幻术，皆出西域。哇俚不经，故不具述。”虽然辽人不能完全听懂西域音乐，但它还是在辽朝存活下来。以上基本上属于辽朝官方音乐，辽朝民间音乐的状况如何？不得而知，但在考古工作中偶有这方面的信息。如1974年发掘的辽宁省法库叶茂台辽墓，在石棺前就绘有操拍板、笛、排箫、琵琶四个奏乐人，应该是契丹人的丧葬音乐。又1961年在内蒙古凉城县境内的一庙宇内发现辽代窖藏，其中有七对大小不等的铜钵，是原汁原味的辽朝乐器。

虽然绝大部分的契丹音乐、舞蹈并未流传下来，至今也尚未发现过契丹的乐谱或舞谱，我们无法窥视其本来面目。但是，契丹族创制了名目繁多的音乐、舞蹈形式不仅对金、元时期的音乐、舞蹈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一部分已经融入到现代民间艺术中，如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就吸收了一部分契丹舞蹈的养分。因此，辽朝乐舞在我国的音乐、舞蹈史上尚有一席之地。

射骑图

绘画　概受北宋皇帝喜爱吟诗作画风气的感染，辽朝贵族中也不乏善于绘画者，辽圣宗就是其中一位。《辽史》卷10载：“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辽兴宗的绘画水平也不逊色：“帝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以答之。”^[66]《辽史》中也记载了不少善于绘画的辽朝贵族，如秦晋国妃、东丹王耶律倍等等的绘画作品，现存的一幅《射骑图》即为后者的作品。《射骑图》是以北方大漠为背景，展现了契丹贵族在野外宴饮、休憩的生活场景，人物与马匹栩栩如生，结构比例恰当合理。此外，流传下来的辽代绘画作品还有《番骑猎归图》《平原射鹿图》《平沙卓歇图》等，均是以射猎、畜牧为题材的作品。胡环是辽朝一位较有影响的画家，《宣和画谱》中收录了其六十五件作品，可惜大多散失，留下来的有《回猎图》《还猎图》《蕃马图》等，其内容也是以出猎、牧马、射雕等畜牧生活为题材。由此看出，辽朝绘画是从不同角度展现北方游牧生活的场景，笔法上具有用笔清劲、人马劲健的特点，颇具地域和民族风采。因此，辽朝绘画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反映漠北风情的绘画艺术推向了高潮。陈兆复先生认为契丹画家开创了北方草原画派，这也正是辽朝绘画艺术的历史价值所在。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应县木塔的四层主像内发现了七幅辽朝的绘画作品。这些绘画作品全为民间艺人绘制，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唐代人物画的遗风余韵。除了一幅《神农菜药图》外，其余六幅作品均以佛教为题材，如《南无释迦牟尼像》《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等等。辽朝佛教兴盛，因而创作了大量的佛教绘画。《辽史》卷15记载：“铁骊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是日，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可见辽朝的佛教绘画艺术水平较高。佛教绘画作品往往成为信徒们的珍藏品。1971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出土了一批辽代文物，其中在一件白釉黑花瓷罐的上腹部绘制一人像，从构图、立意、变形夸张、讽刺幽默等各个角度观察，这幅人像均具有了漫画性质，是极为罕见的绘画资料。^[67]这些均是辽朝绘画艺术的历史贡献。

史学　辽朝在史学方面也小有成就。辽朝成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设立了史官。《辽史》卷47记载：“圣宗统和九年（991年），见监修国史室昉。史馆学士。景宗保宁八年（976年）见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刘辉，大安末为史馆修撰。修国史。耶律玦，重熙初修国史。”可见辽朝建立了修撰国史的制度。这为元朝修《辽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清人魏源在《古微堂外集》中给予辽代史学极高的评价：“辽其国多文学之士，其史纪、表、志、传，皆详明正大，虽在元代之前，而远在元代之上。”辽朝帝王贵族也十分注重阅读前代的史书，尤其是唐代的历史，从中学习经邦济世的策略。近人黄任恒将辽朝的史学作品归纳为十类：正史类，如《五代史译》；编年类，如《通历译》等；起居注类，如《七帝实录》《统和实录》等；载记类，如《新罗史》《高句丽史》等；杂史类，如《唐三纪行事录》《大辽古今录》等；故事类，如《贞观政要注》等；仪注类，《投壶译》《投壶图》等；刑法类，《太祖初定法律》；传记类，如《辽三臣行事》；地理类，如《契丹地图》《华夷图》等。^[68]除此之外，辽朝金石碑刻中也有不少史料和史学作品。如辽太祖就有勒石记事的习惯：“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69]又《辽史》卷3载：“冬十月戊戌，遣使赐人皇王胙。癸卯，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这些碑刻、石刻也是弥为珍贵的史学材料。与此同时，辽朝还培养出自己的史学家，如邢抱朴、萧韩家奴、耶律谷欲、马得臣、刘六符、赵至忠等。总之，辽朝有了零散的史学著述、史学家、基本的史学思想等，虽然其成果远没有达到中原地区的史学水平，但作为地处龙荒朔漠之域的民族政权，这些成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至少它使后人了解到辽朝历史的基本情况（相比之下，西夏尚未留下像样的史学著作或史料，致使许多情况模糊不清）。从这个角度分析，辽朝史学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