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朝文化、科技特点简析

辽朝第一次实现了北方草原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统一，由于其疆土辽阔，沟通了长城南北，地跨中原与北方草原两大区域，加之其境内民族众多，这些因素孕育了内涵丰富的辽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起来讲，辽文化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兼容性

由于民族杂居以及与中原地区的频繁接触，辽文化吸收了大量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尤其是汉文化对辽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资治通鉴》卷287记载：“（辽世宗）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在辽朝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汉文化几乎对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同影响。例如，辽朝同样有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使用汉文名字，穿汉族服装。《契丹国志》卷23载：“国母与蕃官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即汉服。”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汉文化的影子。如契丹人与汉族一样过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节日。《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一些流行于北宋都城的杂耍也出现在辽朝境内。《辽史·太宗纪》讲到辽朝皇帝与群臣以及外国使节一道观赏一种“角抵戏”。根据文献记载，这种戏早在汉唐甚至春秋时期就有记载^[48]，显然是长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一种娱乐活动。中原地区的围棋、纸牌等游戏也流行于契丹境内，在辽墓中也曾出土过围棋子等文物，反映出这些活动在辽朝较为普遍。辽朝虽然地处塞北大漠，文化积淀远没有中原地区深厚，但其文学水平小有成就，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慕好诗文的风气。《契丹国志》卷7载：“（圣宗）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帝实录则钦伏，故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尝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有趣的是，即使在宋辽处于军事对峙的情况下，辽圣宗还是钦佩北宋皇帝的雄才大略，可见汉文化对辽朝上下的确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除了汉文化这种强势文化外，辽文化中也融入了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文化因子。例如前面提及的伊斯兰文化在辽朝渗透的现象。辽朝在征服渤海国后，在将其民众向内地迁徙的过程中，学习、吸收渤海人的农耕技术。辽朝境内的民族众多，突厥、回鹘、吐浑、党项、高丽、室韦、乌古、阻卜等民族都有过迁徙活动，随着民族迁徙和人口的迁移，各民族文化的因子也有机地融入到辽文化中。目前，学术界主要讲汉族文化对辽文化的影响，而其他民族对辽文化的贡献讲的还不够。事实上，正是吸收诸多民族文化的养分，辽文化才显得光辉灿烂，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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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性

辽文化应是以契丹人创造的民族文化为主体，同时吸收其他民族或地域文化而形成的兼具民族、地域、时代特色的一种文化，因此民族性也是辽文化的重要特点。契丹族本以游牧、狩猎为生，长期盘旋于大漠、丛林之间，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精神方向、生活方式、人生信仰、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以及心理机制和心理更深的层面，这些东西最终体现在辽文化上。例如，辽朝的捺钵制度或捺钵文化与契丹人在长期的游牧生涯中所形成的喜武尚勇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契丹人非常巧妙地将狩猎、游牧的习俗与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史书多有契丹人焚骨而咒的习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49]显然，契丹族这种天葬的习俗与狩猎、游牧经济形态有着密切关系。人是文化的浓缩，是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不同的人群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就是人本身，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域文化尤是如此。

（三）地域性

众所周知，一种文化的发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讲：“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50]可见先人早已认识到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决定意义。虽然西方“环境决定论”有失偏颇，但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古代社会，地理环境在对群体人格的塑造和地域文化的培植方面还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辽文化的地域性：首先，辽朝地处北中国，基本上为游牧、狩猎之域，因此在整体文化面貌上表现一些强烈的地域特色，辽文化背后隐藏着强悍、尚武等深层次的东西；其次，虽然辽朝统一了大漠南北，但由于疆域辽阔，境内的自然景观有较大差异，既有滨海之乡，又有大漠戈壁。认识到辽朝境内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就不难理解不同区域的辽文化内部也存在着一定差别，如地处今三江平原和蒙古大漠的习俗、民风等文化现象就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