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辽朝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经营

辽朝除了在农业开发、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外，同时对维护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增进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方面也功不可没。10～12世纪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辽朝与西方（西域以及中亚地区）贸易的异军突起，在北方掀起了一股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浪潮。由于辽朝占据着北中国，面积辽阔，东起日本、朝鲜，西到中亚地区都与之保持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因此，地跨中亚、东亚的地域特点使四方商品汇集在这里，辽朝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贸易市场。

《契丹国志》卷21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里皮、褐黑丝、门得丝、帕里呵、碙砂、褐里丝，以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这段文字基本概括了诸蕃与辽朝进行贡使贸易的情况。又《文献通考》卷346《契丹下》中记载“高昌，龟兹，于阗，大、小食国，甘州人时以物货至其国交易”。上述文献中的凉州当指吐蕃。宋代前期的吐蕃广泛地分布于河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而力量最为强大的当属凉州吐蕃，即所谓的西凉府六谷蕃部，他们居丝路要道，与北国辽朝有着较多的交往，但此条文献遗漏了鞑靼、西夏（党项）以及吐谷浑。我们可以从《辽史·属国表》中得出这样的统计：在辽代（907～1127年），回鹘朝贡54次，其中包括回鹘阿萨兰朝贡13次，阻卜朝贡51次，西夏（包括党项）朝贡19次，吐谷浑朝贡12次，吐蕃10次。关于阿萨兰回鹘只在《辽史》中出现，学界对此颇有分歧，有人认为它是高昌回鹘，有人则认为它是喀喇汗王朝。钱伯泉先生利用汉文文献和敦煌文书，从多角度考证出阿萨兰回鹘即为龟兹回鹘^[31]。笔者认为极是。在该表中也有大食两次朝贡的记录。有趣的是，在上述《契丹国志》的引文中出现大食国的同时，又有一个小食国，这在其他文献中极为鲜见。黄时鉴先生认为，大食国指的是萨曼王朝，而小食国可能为唐时的笯赤建国^[32]。阻卜是辽人对鞑靼的称呼。当时沿西夏领土的北缘分布着两个鞑靼群体：西达怛和阴山达怛，他们都与辽朝有着经济往来。《辽史·属国表》中的白达怛是阴山地区具有达怛名称的一支部落，成分较为复杂，即后来的汪古部^[33]。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辽史·属国表》中既有西夏的朝贡记录，又有党项的朝贡记录，这些党项一部分当属西夏建国前的党项部落或拓跋氏政权，一部分则是辽政权的依附者。《辽史·属国表》中就有河西党项乞附辽的记载。

辽上京遗址

由于辽时存在着甘州回鹘、沙州回鹘、高昌回鹘、龟兹回鹘等不同的回鹘集团，他们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因此成为辽朝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一点也可以从辽上京设立的回鹘营反映出来。《辽史·地理志》载：“（上京）南城谓之汉城……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松漠纪闻》也有一段回鹘在北国经商的记述：“（回鹘）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其来浸熟，始厚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其在燕者皆久居业成。”可见回鹘在辽朝经商的传统一直保留至金朝。回鹘和辽朝除了传统的贡使贸易外，互市贸易也是双方贸易中的重要形式。高昌和辽朝“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34]。近年在回鹘文书中发现有契丹人的人口买卖文书、典押文书、诉讼文书以及做生意的协议等等，反映出辽时在高昌地区居住有不少契丹人^[35]，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密切交往，而且一些回鹘文书直接反映出回鹘在契丹的经济活动。如在一件名为《依伯干拜都督给岳父母的信》（岳父母在回鹘语中为公主、贵妇之意）的回鹘文书中写道：“……现在，在这（封信）中我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拨班禇为了带来的货物，拨班禇已经到了契丹去了。”这是一封回鹘商人问候家人的信件。在另一件名为《财产纷争议定书》的文书中讲道：“我道音楚克、吐西克（和）班赛……共同商定：若今天以前吐西克在唐古特（即为西夏）（或）契丹还有何种债务，我道音楚克和班赛不负责，我吐西克负责。”^[36]在回鹘文书中还有大量问候家人的信件，有一些关于骆驼商队的信息，在这里恕不一一列举。这些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文书比传统典籍中的资料更能说明有大量回鹘商人流入辽和西夏境内进行商贸活动，反映出契丹与辽之间不仅有官方色彩的贡使贸易，而且民间的经济交往也很频繁。

维吾尔族的古典名著《福乐智慧》^[37]也有一些反映西域商人与辽朝交往的记载：

他们从东到西经商，
给你运来你需要的物品。

世界上无数珠宝和珍品，
都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

要是没有商人往来四方，
你怎能穿上黑貂皮的衣裳。
要是中国商队砍倒商队的旗子，
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
……^[38](www.daowen.com)

《福乐智慧》成书于11世纪，是当时中亚社会的真实写照。这段资料对中西方贸易交往作了生动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诗中讲到他们与中国商队有交往（回鹘等民族称契丹为中国，这里的中国也应包括辽朝），这正是丝路通商的反映。由于喀喇汗王朝以及高昌回鹘政权居东西方的骨节地段，过境贸易一直很发达，因此这一地区有着经商、重商的传统，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福乐智慧》讲到统治者主张对商人以礼相待，而且要“保护商道的安全，肃清一切盗贼”^[39]。魏良弢先生也曾指出：西辽时期的国际贸易至少不会比前一时期衰落，一般应有发展，这可由这一时期城市生活的高涨，特别是大量供商队使用的旅店及有关设施的出现得到说明。^[40]因此，西域、中亚商业贸易繁荣的状况是我们了解中世纪陆上丝路状况的又一重要佐证。

1986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哲里木盟发掘了辽陈国公主墓。该墓不仅出土了数件伊斯兰风格的瓷器，其中有一件琥珀佩饰特别引人注意。该佩饰为胡人驯狮浮雕，在略呈长方形的琥珀面上，右边刻一西域胡人形象，头缠巾，袒胸露乳，系长带短裙，牵一雄师，作驯狮姿态。雄狮表现出很驯顺的模样，显示出这是一件长时间体验和熟悉驯狮场景的西方匠师的写实作品。这件雕刻，应从中亚地区输入^[41]。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文献中所载的契丹族与西域诸国相互交往的密切关系。近年来我国一共出土了11批30余件器形完整，且有确切年代可考的伊斯兰玻璃。如在辽宁省朝阳市辽塔出土的执壶，著名波斯学家波普鉴定它是波斯制造的；朝阳耿延毅墓中出土的浅玻璃盘以及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高颈瓶、磨雕四棱锥钉纹玻璃盘等等。这些器物具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显然是从伊斯兰世界通过不同方式进入辽朝境内的。伊斯兰瓷器的大量输入，对辽朝的本土瓷器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有人就认为，辽瓷在造型、装饰技法、纹饰等方面受到伊斯兰瓷器的影响，伊斯兰器物上常见的长串细叶纹、竖条纹和碎叶纹组成的菱形图案就在辽代瓷器中出现。有意思的是，在非洲北岸，阿拉伯半岛等地也相继发现了辽代的瓷器。例如在埃及旧都福斯塔特曾经出土数件辽白瓷和一件较为完整的辽代白瓷盘口瓶。伊朗著名的波斯湾港口西拉夫出土一完整的辽白瓷碗。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地中海东岸以及伊朗的尼沙布尔都曾出土过辽三彩。^[42]

辽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

辽朝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不仅发生在物质层面上，事实上，伊斯兰文化对辽朝社会已经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的第一层东南侧的窗棂之下，画面为三个西域胡人驯象场面。在北京市居云寺砖塔第一层东南面的长方形凹龛内也发现了一个身披彩带做舞蹈状的西域驯象者，其双手挥舞，两腿交叉跳跃舞蹈，后面跟着一头象。无论是庆州白塔还是北京云居寺都是辽朝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修筑者将西域一带流行的驯兽形象雕刻在佛塔上，应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有学者据此指出：佛塔是安放佛祖舍利的建筑，是佛祖抽象化的具体象征，因此佛塔上的驯兽图案应该是“行像”活动的具体写照。由于辽朝大兴佛教，内地和西域的“行像”活动也传入上、中京地区。庆州白塔驯象背上负载的莲花座很可能就是佛祖雕像坐的宝座，驯象者手持彩带在象前的舞蹈应该是专门用于佛祖诞辰而编排的喜庆舞蹈驯象场面。^[43]从辽朝故地发现的伊斯兰风格的瓷器到辽佛塔上的西域驯兽图，这些情况无疑表明西域文化对辽朝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草原丝绸之路当然是西域与辽朝之间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桥梁或大动脉。^[44]

辽墓葬壁画中的石榴

事实上，当时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不仅仅发生在辽朝与西域、阿拉伯半岛之间。一些西方来的物产、文化现象通过辽朝中转而到达中原，西瓜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1995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敖汉旗羊山一号辽墓壁画中，发现了目前我国已知时代最早的“西瓜图”。在该壁画中，墓主人坐在木椅上，其左侧为一名髡发契丹男侍，手捧唾盂；右侧为两名汉装男侍，向主人恭献酒食。在墓主人前方，陈放一具供台，台上有两个大水果盘，一盘盛放石榴、杏、桃等5种水果，另一盘盛有三个碧绿色的长圆形西瓜。^[45]据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西瓜本是西域的物产，故名之西瓜。在今天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发现了1000多年前的西瓜籽，可见当时西瓜在西域较为普遍。又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讲道：“契丹破回纥，始得此种（指西瓜籽），以牛粪覆而种之。结实如斗大，而圆如匏，色如青玉，籽如金色，或黑麻色。北地多有之。”由此可知，西瓜是在契丹人向西扩张过程中发现的，并进行推广引种。五代人胡峤在其《陷虏记》中记载：“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辽朝灭亡后，金朝继承了在北方种植西瓜的传统。南宋士人洪皓出访金朝，在《松漠纪闻续》中讲道：“西瓜形如匾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甜，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录》云以牛粪覆棚种之。予携以归，今禁圃乡囿皆有。亦可留数月。但不能经岁，仍不变黄色。鄱阳有久苦目疾者，曝干服之而愈，盖其性冷故也。”这条文献明确指出，洪皓将西瓜种子从金朝带回南宋京城进行种植。1997年，在我国湖北省恩施市发现了一通南宋咸淳六年的“西瓜碑”，碑文记载西瓜在南宋淮西地区已经种植了八十余年的时间了。^[46]这一考古发现与上述文献记载大体相吻合。虽然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境内西瓜的来源问题尚且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辽朝将西瓜引入以及南宋从金朝引种西瓜的史实。这也反映了辽朝对中西文化沟通的一个侧面。

辽朝所经营的草原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同时也密切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促进了民族融合，增进了民族团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历史时期，北方草原曾经是许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经济方式，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存在一些困难，尤其是语言不同，更是有碍于民族之间的交往。由于草原丝绸之路大开，各民族的商贾纷至沓来，远在中亚地区的大食都与辽朝保持朝贡贸易的关系。如前所引文献，辽朝在上京专门设立回鹘营，可见辽上京有相当数量的回鹘民众居留。草原丝绸之路就像一条纽带，将河陇、西域甚至中亚、西亚等地的民族联系在一起。各民族同胞在进行经济交往的同时，也传播了本民族的文化，增强了民族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有些民族甚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辽史》卷30记载：“（耶律大石）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纠而毕十八部王众。”文献中的诸部指的是辽朝西北路招讨司管辖范围内的部族，可见在辽朝濒临灭亡、日落西山的时候，这些部族能够与耶律大石保持着合作的态度，至少表明契丹贵族与这些部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亲和力。路过回鹘王毕勒哥领地，耶律大石也受到了盛情款待：“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47]可见辽朝与远在西域的回鹘民众都建立了深情厚谊。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契丹(Kitaia或Cathaia)来称中国，这一现象恐怕与当时草原丝绸之路的兴盛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