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引

如前所述，契丹族最初主要活动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辽朝建国后的疆域则十分辽阔，但东北地区依然是其疆土的核心区域。这里不仅是契丹族从弱到强的地理舞台，同时在东北区域的发展史上，辽朝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大兴安岭是这一地区重要的自然分界线，其为东北—西南走向的山系，北起黑龙江右岸漠河，南至西拉木伦河左岸，全长约1400公里，以内蒙古洮儿河为界，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山脉较宽，东坡较陡，西坡平缓；南坡山势较低，呈现出森林草原的景观。大兴安岭南段分布着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呼虎尔河等河流，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古老的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上的室韦、鲜卑等民族就起源于大兴安岭或其附近地区。大兴安岭的东部为松嫩平原，在地质构造上它属于一条凹陷带，部分地区有沼泽。现在的西辽河平原也是契丹族活动的重要地区，其境内有大片沙地，称为科尔沁沙地，为我国水分和植被条件最好的沙区，固定、半固定的沙丘占据沙地面积的90%，主要为蒿类—禾草草原为主的稀树沙生草原景观。^[18]因此，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将东北地区分为大兴安岭山区、东部平原区和西部草原区等三部分。不过，历史时期这里的自然环境状况与今天的状况有所不同。

辽朝建国前，东北地区分布多个民族，并且显示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些民族主要有室韦、契丹、奚族、靺鞨等，大都属于中国北方民族的东胡系统和肃慎系统。^[19]室韦为东胡种，南北朝时期，大体分布在今嫩江以西的大兴安岭地区，隋唐时期其分布区域约东起嫩江东岸附近及今结雅河上中游地区，西至石勒河流域，南到今洮儿河流域与契丹为邻，北达外兴安岭南麓。^[20]大致相当于今天黑龙江省的西北部、松嫩平原大部。公元8世纪时，一部分室韦人逐渐向南迁徙，文献中多称之为鞑靼（如九姓鞑靼、阴山鞑靼、黑车子鞑靼等）。契丹兴起后征服了室韦诸部，这一时期人们以阻卜呼之。后来的蒙古、塔塔儿等民族均是室韦的后裔。靺鞨也是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民族，为满族祖先。周代时称之为肃慎，汉时则称为挹娄，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靺鞨，辽朝时则称女真。历史时期靺鞨族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区以及松花江中下游一带。南北朝时期奚族自号为库莫奚，是鲜卑宇文部的一支，其居地主要在老哈河流域，东北与契丹为邻，西接突厥，后随着实力的增强，辽河以及大凌河一带也有奚族分布。契丹的分布范围已有叙述，恕不赘言。此外，《魏书》中有乌洛侯和豆莫娄的专门记载，前者活动于嫩江平原，后者活动于松花江平原。(www.daowen.com)

由于东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上述民族的经济类型也不尽相同。韩茂莉先生在《辽金农业地理》一书中对辽代建国前东北地区各民族的经济类型作了很好的总结。她认为辽建国前东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区基本上是随着自然景观带的变化呈带状分布：北室韦是以渔猎为主的沿江森林草甸区；南室韦、乌洛侯、豆莫娄所在的地域是以狩猎、畜牧为主，兼营少量农业的森林草原区；勿吉、靺鞨活动地区是以农耕、狩猎为主，兼营少量畜牧业的森林及森林草原区；契丹、奚人活动地区则是以畜牧、狩猎为主的灌木草原区；地豆干处于以畜牧为主的干草原区。^[21]归纳起来，辽朝建国前东北地区主要存在着三种经济类型：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以及外兴安岭的部分地区主要属于狩猎、渔猎区；而松嫩平原则属于狩猎、畜牧、农业并存的状况；大兴安岭的南端，即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主要为畜牧区。由此可以发现两个问题：第一，这种经济类型的分布格局完全遵从了东北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真正属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状况；第二，在各民族的分布区域内，农业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耕扩张不仅反映了新的生产方式的更替，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这些情况一方面表明东北地区的先民们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辽代建国前东北地区处于原始、半原始的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极低下。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辽朝在区域开发方面所作出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