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朝疆土的开拓以及实现对北疆的统一

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后，继续开疆拓土。从《辽史》反映的史实看，辽朝建国后主要在南面和西面拓展疆土。如神册元年四月，后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来降，为幽州兵马留后；神册元年七月，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神册元年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神册元年十二月，收山北八军等等。^[3]通过一系列的武力征讨，不仅使辽朝版图扩展到西起今呼和浩特市一带，南抵幽州，而且周边民族臣服于辽朝，并与之建立了朝贡关系。神册三年二月，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4]。不过此时辽朝疆土还局限在今内蒙古东南部以及东北部分地区的范围内。

此后辽朝的疆土继续扩大。西面：天赞三年（924年）辽朝大举征讨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同年十一月，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西北诸部尽为臣服。与此同时，辽朝将触角伸向漠北地区。天赞三年八月，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九月，次古回鹘城，勒石记功。据《辽史·地理志》记载，重熙十二年，辽朝讨伐西夏，在河套地区设立金肃、河清两军，并且“割燕民三百户，防秋军一千实之”，“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号河清军。徙民五百户，防秋军一千实之。”这样，河套东北角也成为辽朝的领土。至此，辽朝西面疆土就基本形成了，其大致包括今天河套东北部、包头市以东、阴山以北的区域^[5]。而辽朝西北路招讨司所辖的地区则更为广阔。《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里远近》：“（辽朝）西近北至生吐蕃国，又西至党项、突厥等国。皆不为契丹国害，亦不进贡往来，盖以熟土浑、突厥、党项等部族所隔。东南至云州三千里。”但是这些部族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仅仅是臣服辽朝而已。辽朝除了军事上震慑之外，事实上并没有对其行使行政管辖权（如户籍的管理、赋税的征收、地方行政机构的建立等等），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近似于羁縻性质的统治，与辽朝设立州县的直接统治区域有所不同。

在东北地区，唯有渤海不受辽朝管辖，与其作对。《契丹国志》卷一记载“时东北诸夷皆服属，惟渤海未服属。太祖谋南征，恐渤海掎其后，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天赞四年（925年）耶律阿保机亲征渤海，一路连连攻克渤海城池，最后围攻渤海都城忽汗城，渤海群臣投降，渤海国灭亡，大致相当于今天吉林、黑龙江的中东部，辽宁省东北部以及俄罗斯远东等部分地区尽为辽朝所有。不过辽朝仍然利用渤海人以及渤海原来的制度来治理这一地区。天显元年二月，辽朝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其都城忽汗城改名为天福城。“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6]同时，辽朝在渤海故地设立了长泰、定霸、保和、扶余、显理、富义、长宁等州县，沿渤海旧俗治之。就在征服渤海之后，耶律阿保机病死在扶余城附近，后辽朝升扶余城为黄龙府。

在南面，辽朝久攻幽州不下，这时石敬瑭窃取后唐政权，为了消灭后唐残余势力，石敬瑭向辽朝求援，并答应事成后将卢龙道和雁门关以北的土地送给辽朝。天显十一年（93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在晋阳大败后唐军队。在辽朝的帮助下，石敬瑭于同年十一月当上了大晋皇帝，将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割让给辽朝，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天津全境以及河北中北部、山西北部地区，远远超出了事先约定的范围，并且每年向辽朝输送帛绢三十万匹。至此，辽朝版图基本形成，即为《辽史·地理志》中所载：“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清朝学者李慎儒在《辽史地理志考》中对辽朝疆域作了详细的解释：东至海者，今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地也。西至金山、暨流沙者，考金山之最著者，外蒙古四喀尔喀及乌梁海之西，有阿尔泰山，一名阿勒坦山，即阿尔泰之转音……非辽疆所及……古言流沙者有二：其甘肃安西州之流沙，非辽疆所及；惟《禹贡》弱水余波所入之流沙，即《汉书》所称居延海……北至胪朐河者，胪朐河即克鲁伦河，今名饮马河……南至白沟者，白沟今名巨马河，即涞水，古桃水也。^[7]诚如李文所示，辽朝东面、南面的疆界非常明确；但辽朝西面疆土就是应该抵阿尔金山一带，李文解释似有不妥，北面达胪朐河也无异议。需要指出的是，辽朝有效控制的范围为西京道、中京道以及东京道南部区域，即为《辽史·地理志》中设立州县的地区。至于上京道以及东京道北部的广阔区域与辽朝设立州县的地区略有不同之处，由于这些地区土地广袤，所居民族主事畜牧，而且叛服无常，因此辽朝在这些地区实施着较为松散的统治。

面对广阔的疆土，辽朝统治者采取三种类型的行政区划。一种是以民政为主的系统，即京、府、州、军、城、县等；二是军政、民政兼理的系统，即部族辖地；三是军事管制系统和单纯军政系统，即招讨、统军等司辖地。^[8]《辽史·地理志》记载：“（辽朝）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其中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等分属五道。辽朝的州县制度也是模拟中原行政制度的结果，并且主要在汉化程度较深的区域实行。部族辖地是指契丹等畜牧部族所居的区域，部族在自己的土地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辽史·百官志》中所记载的“节度”“诸国”“大部”等指的就是部族辖地。招讨、统军辖地主要是指神册元年设置了西南面招讨司，管辖范围包括河套东北部、包头市以东的区域，治所在丰州（呼和浩特市东的白塔古城）。西北路招讨司所辖范围十分广阔，东起蒙古国克鲁伦河上游以及俄罗斯外兴安岭西侧直到新疆北部的阿尔金山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招讨司主要负有军事职能，对部族反抗或叛乱进行征讨。此外辽朝在东北等地区设立节度司、统军使司等机构，其职能与招讨司大体相近。依据这三种行政区划，辽朝的疆土也可以相应地分为核心区、基本区和外围区。核心区是指辽朝设立府、州、县制，实际上是用管理汉地的方法进行统治的区域；基本区是指在核心区之外的契丹等部族的畜牧地；外围区主要指招讨司或统军司所统辖的边远地区。

契丹建国后一系列开疆拓土的行为具有不寻常的历史意义和贡献，体现在：(www.daowen.com)

（一）实现了北方民族地区的统一

夏、商、周以来，北方地区基本为畜牧民族所居，如秦汉之匈奴、魏晋之鲜卑、隋唐之突厥等。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也曾有过炫耀武功的辉煌，有的也曾在大漠南北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继这些民族政权以后，辽朝将西起阿尔金山、东到大海的广阔区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再次实现了对北中国及北方民族地区的有效统一。因此，辽朝改变了中国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

（二）巩固了祖国边疆，扩大了历史时期的中国版图

辽朝以前的北方畜牧民族也曾建立政权，但这些民族政权基本上是随着畜牧地的改变而迁徙不常，没有像辽朝一样设立相应的机构对所控制的地区实施较为有效的管辖。事实上，辽以前的北方民族是以掠夺财物为目的，对于疆土的意识很淡漠。从辽朝开始逐渐有了对疆土行使管辖权的意识，固然辽朝在基本区、外围区与核心区的统治方式有所区别，但它们都是辽朝统辖下的领土，当然也就是历史上中国的领土。

（三）促进了北方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

历史时期的北方地区多为畜牧民族所居，不同民族、不同部族之间经常兵戈相见、争斗不休，使得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一个大的民族在此居留一段时间后，为另一个民族所取代，不像农耕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这种状况一方面与北方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形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混战、分裂割据的状态有关。辽朝统一北方后，消除了政治上分裂割据的状况，结束了北方地区群雄混战的局面，创造了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同时在统一的条件下，畜牧民族之间、畜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联系达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促进了北方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