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渗透和交流

两宋时期群雄并起，不仅北宋王朝达到了中国文化的顶峰，各民族也创造了绚烂多姿的民族文化，因此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成果十分丰硕的时代。同时，两宋时期各种类型文化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为中华一体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两宋政权虽然国力贫弱，然而在文化上却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不仅有品位高雅的精美文化，而且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市井文化。两宋时期的科技成果也在中国古代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产生于两宋时期的就有指南针、活字印刷以及火药三项。此外，两宋时期的医学、地学、数学、天文学、农学、制瓷、造船、建筑、印刷等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两宋时期的学术文化也具有很高的地位，出现了一大批诸如苏轼、柳永、范仲淹、辛弃疾、李清照等文学巨匠，产生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阴阳二气”理论，程颢、程颐的“洛学”，朱熹的理学以及陆九渊的“心学”等一批传统文化的精品，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两宋统治者善待知识分子，给予知识分子较高的地位和待遇，这在中国古代也是很少见的。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不能低估两宋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文化的传播有其自身的规律，两宋政权与周边民族金戈铁马、兵戎相见，但这种军事对峙或冲突并没有阻止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与扩展。因此，辽、夏、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汉文化的濡染。

早在契丹建国初期，辽朝统治者就将儒家经典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辽太祖曾问下属：我现在为一国之君长，首先需要祭天敬神，其次大德大功的圣贤也需要祭祀，但不知道先该祭祀谁？属下都说先该祭祀佛。辽太祖反驳说佛并非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宗教。有一位大臣说，孔圣人历代为世人所尊崇，当然应该先祭祀孔子。辽太祖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就修建孔子庙并进行祭奠^[51]。辽朝统治者还十分注意笼络汉族士人，有一些还委以重任。如辽太祖攻蓟州时俘虏汉人康默记，“（太祖）爱其材，隶麾下。一切蕃、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悉合上意。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52]像康默记这样的汉族士人在辽朝还有很多，如韩延徽、韩知古、张砾、高勋、郭袭等。这些汉族士人成为汉文化的直接传播者。此外，辽朝模仿中原设立国子监、州学、县学等教育机构，极大地推动了辽朝社会的汉化程度。洪皓在《松漠纪闻》讲到这样一件事，辽道宗时期，有一个汉族士人为朝廷讲解《论语》，当讲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时，辽道宗插话说，我听说北极星下面就是中国，我们这里就是那个地方！当讲到“夷狄之有君”，讲解者就快速念过去，不敢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辽道宗又说，上古时期的獯鬻、猃狁，野蛮无礼节，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夷狄，我们辽朝如今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国度，与中原地区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敢讲这句话的意思呢？可见在辽朝统治者看来，辽朝已经是一个汉文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辽朝中晚期，大量的汉文典籍流入辽朝，如《汉书》《史记》等等，一些汉文典籍还被翻译为契丹文字，如《五代史》《讽谏集》《阴符经》《贞观政要》等。

考古发现也可以反映汉文化在辽朝的传播情况。考古工作者在辽阳、锦西等地辽朝的画像石墓葬中发现有孟宗哭竹、闻雷泣墓、王密舍子救弟、王祥卧冰求鱼、闵损草衣孝母等汉族传统故事的画面。^[53]古时“视死如事生”的观念深重，因此辽墓中发现的以仁义、孝悌为题材的画像石反映了儒家伦理纲常对辽朝社会的浸染和渗透。辽朝中下层社会也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如一些唐诗宋词就在辽朝普通民众中流传。据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契丹用唐诗来对小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一些孩子将唐人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读成“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辽人也十分喜欢北宋文豪苏轼等人的诗作，如苏辙在一首关于自己出使辽朝的古诗中提到“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故人问大苏”，文中的大苏指的是苏轼，可见苏轼在辽朝民众中间颇有影响。一些汉族文人的诗作被题刻在辽朝旅馆的墙壁上供客人欣赏。随着辽朝与中原地区交往的加深，汉地的音乐、绘画、饮食习惯等方面都对辽朝社会产生一定影响。

钱穆先生讲，西夏乃唐胡籍藩镇之最后余孽也^[54]。公元7世纪左右，就有一些党项部落内迁，并且与唐王朝唇齿相依，接受着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可见宋史的修撰者也曾注意到西夏文化中的“唐风”问题。这一点在其他西夏史籍中亦有体现，如《西夏书事》卷12载：“夏州沿党项蕃俗，自赤辞臣唐，始习尊卑跽拜诸仪。而其音乐，尚以琵琶，击缶为节。僖宗时，赐思恭鼓吹全部，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小驾八百一十六人。俱以金钲、节鼓、掆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笳、笛为器。历五代入宋，年隔百余，而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明确指出西夏音乐深受“唐音”的影响。党项推崇汉文化，拓拔党项始祖拓拔赤辞时就开始研习唐朝礼乐之制。历经数百年后，西夏音乐中仍然保留着“唐音”之余绪。这在《金史·夏国传》中也有记述：“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音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焉。”

西夏官方及民间文学包括谚语、民谣、公牍文、碑志文以及诗歌等文体，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唐代文风的影响，主要表现于两点：

第一，受唐代的骈体文影响较深。

西夏政权的拓荒者李继迁、李德明以及以后西夏皇帝上奏宋朝的奏章、言辞无一不是讲究骈俪排偶、通篇洋溢着“文采”的笔墨，使人难以置信这竟然是出自处于塞上荒远的西夏国。下面即是西夏皇帝乾顺的《贺金正旦表》：“斗柄建寅，当帝历更新之旦；葭灰飞管，属皇图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庆。恭惟化流中外，德被迩遐。方熙律之载阳，应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突奥，务行政于要荒。四表无虞，群黎至治。爰凤阙届春之早，协龙廷展贺之初。百辟称觞，用尽输诚之意；万邦荐祉，克坚献岁之心。”自中唐以后，骈文日渐淡出文人的视野，宋人也很少写骈文体的东西了。诚如聂鸿音先生所言：西夏的骈文是为中国骈文的最后一抹余晖。^[55]

第二，受唐代律诗的影响。(www.daowen.com)

西夏现存的碑文、诗歌、谚语等多以整齐对仗的“诗”的形式出现。例如《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文碑铭》曰：“妙塔七节七等觉，严陵四面四河治。木干覆瓦如飞鸟，金头玉柱安稳稳，七珍庄严如晃耀，诸色装饰殊调和。绕觉金光亮闪闪，壁画菩萨活生生。一院殿堂呈青雾，七级宝塔惜铁人。细线垂幡花簇簇，吉祥香炉明晃晃。”^[56]在贺兰山拜寺口西夏佛塔废墟中发现的西夏人的诗集，多为七律古诗，亦有少量五言诗，如其中的一首《渔父》曰：“处性嫌于逐百工，江边事钓任苍容。扁舟深入□（原文残）芦簇，短棹轻摇绿苇丛。缓放丝轮漂水面，忽牵锦鲤出波中。若斯淡淡仙□□（原文残），谁弃荣辱与我□（原文残）。”^[57]相形之下，西夏文苑中出现的词就特别少，由此可以看出唐诗对西夏文学作品的影响。

西夏文《孝经》

在学习引进儒家经典方面，西夏表现得一点也不逊色，在元昊建国之始，就开始了翻译儒家经典的工作，用西夏文字译成的重要儒学典籍有《孝经》《尔雅》《四言杂诗》等。西夏统治者首先将《孝经》翻译成西夏文，说明其与中原帝王并无二样，也懂得孝治天下的治国安邦之道。毅宗即位后，又有一大批儒学经典传入西夏。据《西夏纪》卷13记载：“（毅宗）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宋帝诏赐《九经》，还所献马。”由此看来，西夏不仅向宋朝乞求《易经》《书经》《礼》《春秋》《论语》等一批重要的儒学经典，而且连北宋朝廷的礼节仪式一并加以模仿。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中，曾发现了许多儒学的西夏文译本，如《列子》《左传》《周书》《毛诗》等等。一些被翻译成西夏文的经典还做了注解，如西夏仁宗时的国相斡道冲就曾译《论语注》，并作《论语小义》二十卷。崇宗、仁宗时期对汉文化倾慕至极，相继出现了一批反映儒家思想的西夏文书籍，如曹道安所著的《新集慈孝记》，其中辑录了汉文史书中的一些故事，旨在宣扬儒家的德行、孝义。蕃学士梁德养编著的西夏文诗集《新集锦合辞》一书，也极力宣扬儒学信条。西夏王朝还翻译了一批渗透着儒学思想的中原地区的军事经典著作，如《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等等，并将这些军事思想和战略成功地应用到战争实践之中。西夏所处的西北地区本来就有一定的汉文化底蕴，加上西夏积极学习汉文化的政策，使一些党项人也具有了相当的汉学基础，如斡道冲、濮王仁忠、骨勒茂才等人都是西夏精通蕃汉文化的人士。西夏的下层社会也受到汉文化的渗透，如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存诗曰：“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透露出沿边党项人喜欢唱汉地的“流行歌曲”。《石林避暑录话》中也讲到在西夏社会中有人咏唱柳永的词作。

金朝统治者后来居上，对汉文化的推崇和学习亦很兴盛。金朝统治者尊崇儒家文化，规定国子监要学习儒家经典。金朝还模仿中原政权进行科举考试，考试内容也是参考“唐宋之法”。金朝在占领中原后，曾经得到许多汉文经典著作，并且极力笼络汉族士人到金朝居留，为金人讲解儒家思想。如洪皓在金朝居留十余年间，向女真人讲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典籍。洪皓凭记忆将文句默写在桦树皮上作为金人学习的课本，因此在金朝受到了极大的尊敬，他撰写的诗文被女真人争相传抄、诵读。正是在汉文化的强烈浸染、影响之下，女真民族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金朝采取骈文体撰写诏谕和奏章，宋金往来交聘的国书文函，无论是表达形式，还是辞令文气，已经不存在民族差异。建立于幽燕故地的金中都，则全然以汴京为模式，以张浩、孔彦舟和梁汉臣等汉族士大夫担任设计和施工主持者^[58]。汉文化在金朝的传播不用多举例子，金朝统治者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心态就很能说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汉文化强烈渗透的结果。

两宋政权发达的文化也影响到远在西南地区的大理政权。儒家经典、汉文典籍源源不断地输入大理国内，如《贞观政要》《论语》《礼记》《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文选五臣注》《初学记》《切韵》《押韵》《百家书》《大般若十六会序》《五藏论》等等，内容涉及广泛。一些大理国的普通民众也通过各种渠道来购买汉地书籍。通过儒家经典的浸染加上大理民众的好学之风气，汉文化在大理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大理的民族文化。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记载大理国的宫室、楼观、语言，以及婚丧嫁娶的礼节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甚至到元代还能体会到两宋文化的余韵。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生存和发展的，正如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影响是双向的。不可否认两宋时期汉文化是强势文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但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也有所渗透，有所影响，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当然，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诚如姚大力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就一系列北族王朝的历史特征而言，公元10世纪上半叶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界限。在这之前的北族王朝建立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多经历过一个在汉族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支配汉族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最后在那里建立自己政权的漫长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自己的位于或者靠近内陆亚洲的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与它们大不相同，10世纪上半叶以后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王朝，都是真正“征服”型王朝。它们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将一大部分汉地社会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始终把位于内陆亚洲或其伸延地区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把它当作自己种族和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59]也就是说，辽、夏、金等民族一方面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本民族的文化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民族性较为明显。

两宋时期中原地区流行契丹、女真人的音乐和舞蹈。《续资治通鉴》卷140记载：“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声音乱雅，好为北乐。”文中的边装、北乐指的就是北国金朝的服饰和音乐，可见女真人的服饰、音乐在南宋都城尚为流行。该书同卷又讲道：“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伤风败俗，不可不惩。”《鹧鸪》概为女真民族乐曲，洋琴也非汉族乐器。作者认为异域之舞蹈、音乐严重地影响到当时社会风俗，足以看出周边民族文化在南宋社会的蔓延。《梦粱录》卷20中讲到当时临安的音乐学校在教授音乐时，其中有《渤海乐》，即源于东北地区的音乐。因此时人有“虏乐悉变中华”^[60]的哀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北方民族音乐富有豪放阳刚之气，随着女真、蒙古的问鼎中原，北方民族音乐不断地传入汉地，与汉族固有的民间小调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刚健清新的乐调——散曲。徐渭在《南词叙录》中称散曲“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弦管，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61]。有学者研究表明，金朝的音乐、舞蹈对江南等地的影响不可谓不严重，民间自不必说，连宫廷也用胡乐胡舞，流行地区，不仅有首都临安，也有其他州县。喜好之人，不仅有军人，有平民，也有皇帝。^[62]本文仅仅举了一个金朝音乐影响汉文化的例子，事实上，由于两宋时期南北人员的频繁往来，尤其是金朝入主中原，使大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南迁，对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饮食文化以及社会风尚等方面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金代有比较完整的礼乐制度和制乐思想是使乐为礼服务，并极力强调女真族中心主义，以此作为制乐之本。它的积极意义便是发扬光大了女真人的文化传统，并使之符合于中原先进的封建文化。

女真人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