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华夷一家”到“正统论”

在某种意义上讲，隋唐政权是魏晋以来民族大融合的产物，其不仅在政治上继承了北周、北齐之制，就是隋唐统治集团本身也具有明显的胡化色彩：隋朝建立者出自由鲜卑与汉族融合而成的关陇集团；唐高祖李渊曾在北朝做官，其祖李虎曾被授予鲜卑姓大野氏，李氏集团的母系则为鲜卑系统，李渊的母亲是北周鲜卑独孤信的第四女；李渊的妻子则是北周贵族窦毅的女儿，李世民的妻子也为鲜卑之后。因此，隋唐统治者身上具有不少北方少数民族的因子，这也许是隋唐时期“华夷一家”民族思想诞生的因素之一。

隋文帝曾讲：“溥天之下，皆曰朕臣，虽复荒遐，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4]意思是说现在天下民众都是我的臣民，虽然一些偏远地区已经属于我管辖的范围，但这些地区臣民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因此和内地一样，我要用仁孝礼仪来开导、教化他们。隋文帝对少数民族首领也以礼相待，采取以诚感人、以公用人的原则，同样重用民族人才，真正做到了华夷同重、华夷一家。这种进步、开明的民族思想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唐朝所面临的民族关系也十分复杂，突厥、吐蕃、契丹、吐谷浑、沙陀、回鹘、室韦等民族盘旋于其周边，尤其是北部的突厥恃武力而频频南下侵扰，气势咄咄；居于河西走廊一带的吐蕃也对唐朝安危构成较大的危险。唐朝在与这些民族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更注意使用“怀柔远人”的民族思想。如李世民认为“中国自安，远人自服”，不以宣扬武力为荣耀，而是积极地对其感化和开导，尤其能以比较平等的思想来对待少数民族难能可贵，鄙弃历史上“贵中华，贱夷狄”，甚至视夷狄为禽兽等错误的民族思想。唐太宗曾讲：“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5]意思是说少数民族和我们汉人一样，都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他还教导大臣，作为一国之主，最忌讳的就是不但不对臣民施恩加惠，而且还要对他们存有疑心，不信任，如果多给臣民一些恩德和信任，即使是少数民族也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来，如果多疑多忌，整天一副疑神疑鬼的样子，就是亲兄弟也会反目为仇的。李世民还留下一些有关民族思想的“经典言论”：“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6]说的是历史上的帝王虽然能够征服中国，建立自己的政权，但他们往往都不能平等对待各民族；我把少数民族看作是自己的一家一样，因此有许多少数民族来投靠我，亲如父母。他还对少数民族的首领讲，你们来投靠我，这使我也心安，这就像老鼠回到自己的窝，鱼儿回到水里一样，不知道我这个窝、这池水还能否容留得下你们各位？即使容留不下，我也得想办法把“窝巢”做大一些，使水池里的水深一些，看还能不能容留得下诸位？直到今天观之，李世民的这席肺腑之言仍感人至深！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这种宽大、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本人还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突厥等民族给予他“天可汗”的荣誉称号，甚至将长安通往漠北的大路也命名为“参天可汗道”。少数民族自己也讲，现在我们和汉族兄弟亲如一家，这是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总之，终唐一代，“华夷一家”这一民族思想基本上得到了较好的实施，这一正确的民族思想使唐朝赢得了较为宽松的民族环境，成为缔造大唐举世文明的重要外部条件。(www.daowen.com)

唐宋的社会面貌甚殊，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影响甚远。在民族思想方面唐宋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严格意义上讲，两宋时期的中国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例如葛剑雄先生认为，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为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平安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朝崇祯后期等。^[7]夷狄之外患一直伴随着两宋之始终：契丹占据着北方以及东北的广大地区，女真人又相继而起；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王朝雄踞西北近两个世纪；南方的大理政权也具有相当的实力。这些都是两宋政权所未及的区域。由于两宋政权坚持重文轻武的国策，这一政策虽然在文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军事上却处于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北宋群臣纷纷为大宋寻求政治上“一统”的理论依据。宋人从解释《春秋》开始，认为辽、夏之邦就是夷狄，应该“尊王攘夷”，主动出击，收复王土。我们可以在宋代文献中找到宋人以“西贼”“夏贼”“僭逆”“叛羌”“犬羊”等词语来称呼西夏，即为明证。

蕃汉有别的思想对北宋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神宗元丰年间五路伐夏便是其最明显的表现。宋朝统治者甚至将出击辽、西夏，收复故土作为大宋王朝后继者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使命。《挥麈后录》记载：“神宗尊太祖遗意，聚积金帛成帑，自制四言诗一章云：‘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四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立，敢忘厥志。’每库以一字目之。又别置诗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后来所谓御前封桩库者是也。上意用此以为开拓西北境土之资。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后欲经理银、夏，复取燕、云。元丰五年，徐禧永乐衄师之后，帝心弛矣。”^[8]这段文字的大致意思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就有收复辽朝以及其他疆土的宏图大志，再加上以后的西夏边患，神宗为此专门设立了“小金库”，想用这笔钱来招募士兵，目的是为了收复西夏所占领的银夏地区以及辽朝所控制的燕云十六州。这一历史事实体现了北宋王室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然而北宋政权不仅无望收复辽和西夏所占据的疆土，其本身也在金人铁蹄之下土崩瓦解，被迫南迁，居江南一隅。这就更引发了士人们对正统问题的思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胡安国和朱熹。他们政治学说的中心议题无非就是虽然宋室南迁，无望实现地理概念上统一，但能代表“正统”的只有宋王朝，虽然金、西夏也有自己的政权，有自己的君主，但他们不能列入正统之列。

宋神宗

唐宋统治者民族思想的不同，一则是由于隋唐统治者有胡化的因素而宋朝则没有；二则是不同的政治形势也决定了二者的区别。不过，“蕃汉有别”的民族思想并没有阻挡各民族之间交流与融合的历史潮流，相反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了。